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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语言创造中要有思想的回声

时间:2018-07-31     作者:刘波   阅读

语言创造中要有思想的回声

——论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转型与美学流变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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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不少诗人从纯粹的技艺写作中走出来,开始面对当下的现实发言,他们的写作不仅仅是与当下社会现实作短兵相接的碰撞,而是寻求语言创造和思想呈现相融合的维度。这一写作方向,也是走向成熟的先锋诗人在新世纪这一特殊的大转型时期所面临的选择,它既关乎当代诗歌的现实境遇,也透出了诗人们在面对时代真相时的自我处理能力。如何将现实转化为诗意,这是力量感写作的前提,很多先锋诗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更趋理性的回应与实践。


除了“第三代”诗人中被遮蔽的那些之外,1980年代诗人们所普遍追求的,要么是一种想象的豪放,要么是一种日常的内敛,这导致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更趋于技艺的迷恋和内部的狂欢,而缺乏一种和外部对话的力量。当然,这与那个时代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当时年轻的先锋诗人们注重形式的锤炼,希望诗歌能不受时代影响,不受社会左右,真正回到文学本体的层面。这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诗歌的解放,但另一方面,也让诗人们在迎合玄学化和叙事化方向上走了极端,导致其晦涩难懂。这样的诗作,大多只注重语言的变形,而忽视了语言创造背后思想的回声,因此显得绵软而无深度,缺乏力量感。如何从这一困境中走出来,新世纪以降,不少已成诗坛中坚的诗人在介入写作的断裂和延续方面作着自己的努力,既注重语言创新的精神,也追求思想力度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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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转化中获取诗意


关于如何处理现实题材,这是一个至今困扰不少诗人的问题。有人说介入的写作,往往是以丧失美感和诗意为代价,而诗歌本身也不能解决实际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与其在那儿痴心妄想,自说自话,还不如彻底进入到一种纯粹的写作状态里,这也是很多诗人拒绝介入现实,宁愿守在自己的诗歌美学王国的主要原因。因为纯诗是最安全的,它不用承担社会道义的功能,只对诗歌本身负责。当然,对于这样纯粹的坚守,我们也无权去干涉,因为那是每一个人写作的自由选择。我们大都知道诗歌在遭遇现实时的力量在何处,“事实上,没有人真的就认为诗歌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干预,诗歌阻挡不了坦克,这是一种你被迫接受的常识。但在被金钱和权力牢牢控制的世界一体化面前,在体制矛盾日益加深的日常世界里,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希望,这正是我们所期颐的诗歌伦理。”[1]在任何时代,一个诗人都不为所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安全诗”,这曾受到过谴责,但也得到了不少诗人的响应。写诗,要么达到艺术的制高点,要么直抵人性的终极处,如果停留在当下,那未免显得小器和短视。持这种观点的诗人,一般都有很强的野心,他们试图写出更开阔更高远的诗,这样的写作貌似“在别处”,有着远方的想象和永恒的神秘,但往往可能离自己的心越来越远。


在这些渴望“生活在别处”的诗作里,我们往往见不到多少与人性相关的真情表达,更多的是一种精巧的自我把玩,不是语言的玄学空洞,就是哲学的高深莫测,这不仅会导向极端的神秘主义,而且会让诗人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已经站到了当代诗歌的制高点上,无人能及。即便能懂他的写作,读者也只能是与之气味相投的同道,一般人是读不懂的。其实,这种唯我独尊的写作,让一些自视甚高的诗人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而一旦抽掉他诗歌中词语炼金术的技艺,剩下的可能就是一堆语言的残渣。这样埋首于玄学与书斋的写作,或多或少都存有逃避介入的倾向。逃避的写作,更多时候是顾此失彼,过分沉于诗歌的修辞表达,很有可能就丢掉了让美学得以支撑的思想力量,因为花哨的词语组合如果没有一根情感和精神的主线将其串起来,是很难立得住的。所以,与其刻意去追求玄奥,不如真正踏进社会的现实里,切入到生活的细节中,用那些人生的经验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出示另一种精彩的诗意。这样,摆在诗人面前的问题,就是在时代现实里如何将之与个人的情感表达进行融合,从而坚守一种既有诗性创造、又不乏思想关怀的美学立场,当为一个诗人综合能力的体现。


不少诗人对诗歌介入社会与时代是持警惕态度的,这可以理解。然而,就因为诗歌的艺术性与介入性有冲突,不好把握它们之间的度,就拒绝诗歌的介入,这一点值得警惕。“作为见证的诗歌如果成立,原因不会是它作证于时代,而是由于它亲证了生活,尤其亲证了诗人的内心生活。一心为时代作证者可能仅提供假证;一心为时代立言者则可能写下歌功颂德的伪作。”[2]陈东东的时代与生活之辨,似乎是将二者人为地作了隔裂,诗人的内心生活固然重要,但不一定要为此而远离自己所处的时代。每一个诗人生存的当下,都应该成为他们书写的资源,这既是他现实与内心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决定其写作立场和思想价值的重要因素。


有些年轻诗人凭借想象力来写作,这可能是一种常态,由于经历少,阅历浅,也只有想象力能为他们提供通向诗歌创造的路径。而对于越过了青年时期的部分先锋诗人来说,想象力固然重要,但经验才是其写作的重要支撑,否则,他们或许很难超越自我。“为人称道的好诗在我看来是有背景、有来历的诗歌,是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血肉相连的诗歌,决非凭空臆想之物。一首诗凭借何种力量能够改变读者对世界的看法呢?首先无疑来自诗人对世界的洞见。”[3]一个诗人对世界的洞见,还是来源于他在精神上的深层次对话和思考,没有对时代与社会的洞察,没有对自我和人生的反思,他很难在过去的基础上让自己有所提升,有所超越。就像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而没有经过诗人内省的人生经验,同样也难以成功入诗。与此相仿的是,没有经过诗人投注情感和信念的时代事件,同样也难以转化为富有美感和力量的诗意,这是古今中外的诗人都曾验证过的事实。


 以文学的方式去书写现实,这种转化是有技巧的,当然,技巧也是建立在人心对世事的真切理解上。雷平阳有一首诗名为《工地上的叫喊》,仅从标题看就是一首直面现实的诗,但他并没有去作摄影一般的素描。“死亡来临的方式/与惯常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年老的/四川民工,提着一桶红色的油漆/他想涂红女儿墙上的那个新鲜的鸟巢/结果是:鸟儿以最快的速度/教他学会了飞翔。他的叫喊/像红油漆一样,在空中散开/结果是:几千吨水泥都听见了他的叫喊/只有那一只鸟儿没有听见”。这是一个民工的死亡,很多人已习以为常,但在诗人笔下,它代表着一个个体人的消逝,它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具体的生命。诗人将悲剧现实作了文学的转化,细节突出,诗意呈现,他没有作刻意的升华,而是渗透了人道主义的悲悯感。这样的书写,让我们不会再轻易看待一个民工的死亡了,因为它暗含着诗人的公共审视和人文情怀。富有力量的诗歌写作,应该是有时代的现实依据和诗人的内心认知的,它不是凭空捏造出的封闭之辞,而是既具开放性和自由感,也不乏审美的力度和思想的飞翔。“诗人的内省与静观即便算不上一种美德,超码也是卧水眠沙的降温法,它能够适时地帮助我们祛除轻浮与暴力化的倾向,阻止我们投向新的野蛮和蒙昧。”[4]这或许才是诗人理性的选择。但这并没有在诗人那里获得普遍的响应,有些人仍然满足于一种“还在写就不错了”的状态,凭着这种认识和修养,诗人很难在创作上获得一种彻底的翻转。


如果说诗歌介入现实,只是满足于和时代作短兵相接的对抗,往往可能变成应景的愤怒之作,当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在时代与审美之间达成一致,应是很多有理想主义追求的诗人困惑的命题。但凡有思想自觉的诗人,都不会太排斥诗歌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即便是反政治规训和反道德主义者,他也终究摆脱不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如何去面对与转化它,就成为其文学处理的关键。“诗歌承载着社会功能,而且承载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只不过它是深沉的、神秘的、谦逊的,深沉得看不见摸不着,神秘得难以定量,谦逊得拒绝统计。诗歌不是物质,它不可消费,不可以用来应酬,清楚了诗歌这样的内涵和品质,才能体会到做诗人的愉悦,才能体会诗歌真正的力量。”[5]李亚伟肯定道出了很多诗人所面临的困境,这是转型的困境,也是这个时代诗人们必须言说的事实:有人选择逃避,更多的人则不知如何处理荒谬的现实与自我创造之间的关系,恰恰很多现实的荒诞皆可入诗,如写好了,都能转化成为审美的诗意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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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承担中寻找思想的突围


雷平阳说:“写作的事,力求让每一个字,都有骨血,都有命。”[1]这是诗人在为《祭父帖》这首长诗写的创作谈中的自我勉励之语。的确,雷平阳也是这么实践的,他的诗,少有玩语言实验的游戏之作,皆是从骨子里生发出来的带着血泪的情感体验,那种悲剧性和命运感,让他的写作总是有着瓷实的分量和宽广的力度。

不像很多诗人在亮出自己的宣言时是一套,而在话语实践中则是另一套,这种自相矛盾在一些诗人身上极为常见。他们可能会在今天的一次言说中打倒昨天的自己,而又在明天的设想中推翻今天的自己。陈先发的自我坚持,一直是在一个常识的范畴内微调,所以他不求零星的闪光话语,而是在长期的阅读和体验中凝炼心得,让其在实践中发酵,最后以经典的形式得以巩固。就像他在二十多年的写作中建构起自己的本土化格局一样,他的理论风度同样是在困惑与自信、挣扎与认同的相互冲突和博弈中建立起来的。“先锋不先锋,这个问题先一脚踢开。我未来的写作路径非常单纯:写真情实感的诗,写神圣之意与街头垃圾混存于其间的诗。”[2]所以,陈先发才会去写《自嘲帖》、《麻雀金黄》、《捂腹奔赴自我的晚餐》等,那是离我们很近的诗,同时也是有距离的诗,这全赖于我们怎样去理解诗人对自我的要求,以及他在完成这一要求过程中情感微妙的变化。


让他酷刑中的眼光投向我们。/穿过病房、围墙、铁丝网和/真理被过度消耗的稀薄空气中/仍开得璀璨的白色夹竹桃花。/他不会想到,/有人将以诗歌来残忍地谈论这一切。/我们相隔39年。/他死去,只为了剩下我们//这是一个以充分蹂躏换取/充分怀疑的时代。/就像此刻,我读着文革时期史料/脖子上总有刺刀掠过的沁凉。/屋内一切都如此可疑:/旧台灯里藏着密信?/地上绳子,仿佛随时直立起来/拧成绞索,/将我吊死。/如果我呼救,圆月将从窗口扑进来堵我的嘴//逃到公园/每一角落都有隐形人/冲出来向我问好//要么像老舍那样投身湖下,/头顶几片枯荷下下棋、听听琴?/可刽子手/也喜欢到水下踱步。/制度从不饶恕任何一个激进的地址。//1974年,这个火热的人死于国家对他的拒绝/或者,正相反——/用细节复述一具肉身的离去已毫无意义。/1975年,当河南板桥水库垮坝/瞬间到来的24万冤魂/愿意举着灯为他的话作出注释。/我常想/最纯粹的镜像仅能在污秽中生成,而/当世只配享有杰克逊那样的病态天才。/忆顾准,/是否意味着我一样的沉疴在身?//但我已学会了从遮蔽中捕获微妙的营养。/说起来这也不算啥稀奇的事儿/我所求不多/只愿一碗稀粥伴我至晚年/粥中漂着的三、两个孤魂也伴我至晚年


这首《忆顾准》,我无法去截取其中的句子,只能整首诗引下来,这才属于一个完整的诗意与良知呈现的过程。这是一首反思之诗,更是一首警醒之诗,反思历史,警醒当下。诗人在提示自我:忆顾准,是否意味着我自己也一样沉疴在身?这种追问显出了诗歌的力量,因为它不仅是写给读者的,也是诗人写给自己的。面对历史的原罪,他不可能沉默,否则,以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化成泡影。没有长期的关注和思考,正义之诗不可能自我生成,有些诗人甚至还可能走向诗性正义的反面,为一场历史之病辩护。最后他能剩下了什么呢?很可能是一堆笑柄。


 真正的诗歌写作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行为,诗人们在一味地追求顺畅性和小灵感时,很可能最后获得的是一场美学灾难。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被遮蔽、扭曲或篡改的时代真相时,历史的责任感会以对抗的方式在诗人身上留下烙印和痕迹。“批判性的匮乏,是本土性中的最大问题。”[3]陈先发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他从废墟中站起的佐证,他用话语实践证明了批判性之于力量感的重要,同时,他也用这些年的纸上历练验证了写好诗就是一种自我折磨的规训。针对社会乱象和时代顽疾,比如荒谬的教育体制对几代人的戕害,陈先发早在1992年就写出了《教育之愤》一诗:“成长等于刀削。当幼兽的/恋母之火窜上教鞭/教育等于受辱。/象牙权杖打击了/心底双倍的惊恐——/当秘密等于吃苦/灰烬一年长高一寸//还有多少幻想,可化作阴郁屋檐下/穿梭的雨燕?/当1993等于1984/心灵等于荒草/还有多少戏曲叫人晕眩?//我不再癫狂,/我不再哭泣。/此刻,我就要背诵这些段落:/像雨水飘到废弃的铁丝/像草原涌进荒凉的窗口”。诗人在此书写了当代教育的荒诞,当一成不变的教育模式强加到学生身上时,它的危害必然变本加厉。陈先发所处的1992年即是如此,如今二十余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仍在恶性循环中扼杀着孩子们自然的天性,摧毁着他们本应丰富的想象力。教育之愤仍然在继续,可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力,就在如此的磨砺中走向衰败与匮乏。陈先发所能做的,就是拒绝谎言,祛除蒙昧,以言说真相的方式表达出现实世界的残酷,但仍然以诗性的呈现为前提。


相对来说,很多诗人较为清醒,且更趋理性:“我不能否定我生于其中的光明,但是我也不愿拒绝这个时代的奴役。”[4]这种走不出被时代所奴役的状态,正是一些诗人的真实处境,改变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种绝望的现实。而如何让自己在困境中不绝望,一些诗人走向了隐喻的言说。“取一个好名字送给这个假国家/种一棵树,只允许它开一种花/我抱怨过这里太热/需要说风凉话才能解渴/我蹲在一只西瓜外面/与里面的瓜子谈心/我说:‘外面也是红的,你们不如这样/呆着,直到瓜皮四分五裂。’”张执浩的这首《合欢》具有强烈的讽谕意味,对家国,对集体,对个人遭遇皆如此。合欢,本是树,它是美好的象征,但它现在成了一种虚假的掩饰。诗人在字里行间处处指斥时代的病症,那种隐喻的黑色幽默,结合着语言表现得恰到好处,入木三分。真正优秀的诗人,是可以目击成诗的,而非对题材有着近乎偏执的选择,如果真是如此,这样的人算不上优秀诗人,其诗作也难以达到经典的高度。


 张执浩越来越有一种在写作上“点石成金”的娴熟与从容,那是由他的敏感、悟性和想象力所决定,他知道怎样的表达能显出语言之美、思想之力和精神之真。也就是说,他能够在面对时空、事件、细节和概念时,敏锐地捕捉信息,然后化为己用,这是自我训练的结果,也是他长久关注时代与社会所获得的觉悟,这种觉悟在很多诗人身上是匮乏的,而在有些被贴了标签的诗人身上,甚至已经丧失了。当乡愿和犬儒成为我们生存的藉口时,功利和明哲保身也上升为时代的处世哲学,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抗无效,只好自我阉割,更多的人要挤进主流,成为时代大潮的一分子,最终的淹没是必然的。但有良知的清醒者没有这样,他们还是以自己的警惕,重新越过时代的迷障,成为当下和历史记录真相的那部分,这是传统士大夫意识的显现,也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这种合流体现在一些坚守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诗人身上,同样能在黑暗的黎明前让人见到一丝爱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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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面现实的力量型写作


新时期诗歌发生以来,不少人的写作之所以思想浓度低,有的诗作甚至完全没有思想性可言,其原因,一方面是有些诗人对于思想入诗持拒绝态度,另一方面,就是不少诗人在模式化写作的规训下,因缺少原创意识,几近丧失了让思想主宰诗歌的能力,或者说在思考现实与历史关系的问题上,缺乏一种向纵深处推进的动力。很多诗人面对经典时,已无学习借鉴的兴趣,而总想着要自我创新。想法无可厚非,但却没有一种挑战难度、超越自我的冒险精神,给人的印象总像是在原地踏步。很多诗人从事诗歌写作的时间并不短,也够勤奋,但我们在其作品中就是看不到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创造性和冲击力。我们能看到的,多是小情小调,小聪明,小格局,虽然精致,但没有诗歌所应有的美感和力量,无法引起人的共鸣。当然,也有诗人曾意识到这一困境,并试图改变,却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一个人的内心被温水麻痹,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惬意的幸福感,而容易满足的幸福感,给一个诗人所带来的往往就是下笔时的屈服:一切都这么美好了,我还奢求什么呢?要么放弃:没那么多精神追求,生活不也照样继续嘛;要么继续:再写下去的文字,没有棱角,没有力度,无历史性,无厚重感,沉于一种假想的美好里作自我欣赏。一旦为自己的文字预设了安全系数,那么诗人的写作空间就可能趋于封闭,逐渐丧失探索的勇气和创造的胆识。顺其自然,认同一个宿命的结局,成为不少诗人写作的准则,乃至衍化成一种常态。也有诗人对此存有困惑:我们的写作主题似乎已经穷尽,诗艺也无法再有多少精进的余地,还能保持“写”的状态,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是否应该打破原有的态势来拓展写作的精神空间,这些都好像是一种奢求了。在语言想象的世界里流连忘返,而回到现实世界里,却无法找到自己嫁接思想的平台,这是很多诗人在写作中所面临的更具体的难度。因为你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意味着你会有什么样的写作姿态,在这一抉择中,诗人需要以开阔的眼光打量周遭物事,需要以虔诚的心态来面对影响我们的经典,而不是混沌、暧昧不明,甚至不知所措。要想真正做到如此,诗人首先就必须干脆地打破自己的满足感,然后在没有回头路的失败中寻求写作的出路:阅读经典,体验人生,关注时代,勤于思考,长期练笔,并且亮出自己鲜明的立场,在持续性写作中,重新找回丢失的审美力量和价值操守。


关于诗歌是否有力量进入当下的公共生活,张执浩认为诗人们应该有自信,“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价值观混乱无序的时代,诗歌至少可以做到像闪电一样给迷途中的人以方位感,哪怕是短暂的。……希望出现更多的、能够直接率性地面对我们生活和生存困境的作品。也许这样的写作并不足以对我们的生存状况产生多大影响,但它至少可以修正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时的贫血,苍白和怯懦。”[1]因此,这也才有唐晓渡先生提出的一个深度话题:“在社会普遍漠视甚至排斥诗歌的情况下,诗人怎样一方面忠实于内心,忠实于那‘潜世界’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使自己的作品能自由出入‘公共话语’的语境,参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公共哲学的建设,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2]如何在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之间找到一条自由的通道,是摆在当下诗人面前的重要命题,它关涉诗歌的方向和诗人的尊严,以及整个严肃文学的出路。


诗人在面对历史和当下的罪责时,要不要出声,要不要发言?新世纪以来,这一问题曾被多次探讨。包括在很多诗歌研讨和学术会议上,也有人对此发表过看法,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见仁见智。但在这个转型时代,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时代痼疾已暴露很多,有人对其视而不见,有人则为此愤愤不平。其实,稍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表态和发言,这种形势要求诗人首先是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诗人。而此观念对很多有良知和责任的先锋诗人来说,当为一种启蒙精神的提振,不仅是启蒙他人,更重要的是激励自我。


写完这首诗,我就去洗手。//再刨一座墓坑/父亲们便可以恸哭。//祝愿世上的人都瞎了眼睛——/一个女童赤裸着蹲在床头/捂着脸发抖。//汉语也可以犯罪/在她身上留下烧焦的耻辱。//医生不能治愈泪水/法官大人——你也不能。//谁发明了这个鲜嫩的词/供一群野兽饕餮?//这片土地除了活埋孩子/还能搭起多少台歌舞晚会?//从没有这样的土地。从没有/这样的一首受诅咒的诗!


这首《嫖宿幼女罪》是诗人蓝蓝于2012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那天,因对此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多起“官员嫖宿幼女案”之恶劣行径的愤怒之言。这种对时事的有感而发,诗人以诗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带着质疑、追问和反抗儿童受侵害的呐喊之意。蓝蓝介入时代的写作,乃诗人富有良知承担的体现:一个文字工作者,一个精神生产者,面对社会不公,不仅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更要用自己的良心去对抗丑恶的现实,蓝蓝在这方面一直走在很多诗人前面。她是引领者,也是启蒙者,不仅是诗歌的启蒙,更是公民意识的启蒙。布罗茨基说:“在历史的特定阶段上,只有诗歌可以诉诸现实,将现实浓缩为某种可以触摸到的东西,某种若非如此便难以为心灵所保持的东西。”[3]现实真切地与我们的心灵相关,而诗人也能够感同身受地贴着现实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不至于隔空喊话,或作不及物的词语罗列,这才是文字富有力量的佐证。


当我们介入现实时,诗可以怨,也就是说诗歌承载了批判的功能,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有些诗人也确实带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以“愤怒出诗人”的姿态挥起凌厉之笔,但最后的效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如何在介入现实与文学审美之间做到恰如其分,其实是有策略的。因为我看到直白批判的同时,也从很多人的诗歌中读到了一种戾气,而这有违诗歌语言之美的呈现。如何防止戾气对诗美的侵袭和扭曲,对于有远见的诗人来说,还是应该去面对更高境界的文明,去将历史和现实作诗意的转化,那才是真正的觉悟和修养之所在。批评家张清华先生说:“诗歌的困境就是见证性的消失,还有对自由的滥用。”[4]对自由的滥用,很好理解,诗歌写作也有不自由的时候,但这种不自由,不是被外力所约束和压制,而是由诗人内心的平衡感与道德律所致。见证性的消失,我想大概是诗人在写作时越来越缺乏对接时代和社会的能力,就是说介入的力度过于弱化了,以至于都沉迷在小技巧和小情调中不可自拔,在走向“纯诗”的过程中,也就相应地陷入平庸的困境。


有记者问翟永明:“时代变了,我们衡量诗歌的标准是否也改变了?”诗人回答说:“时代变化了,诗歌的内容应该更加开阔,更加具有社会性、历史感与现实精神。我目前的写作希望诗歌与现实有一种更紧张、更明确的关系。当然,必得是一种诗意的方式。一种现代的诗意,不是过去那种纯抒情的诗意。”[5]在这一点上,翟永明认识得非常清楚,她对面向时代与现实的写作有着自己明晰的思路,即清醒地面对现实,勇敢地担当责任,但前提是要以诗意言说的方式。这种清醒是诗人长久观察、思考和历练的结果,她懂得怎样去用一个诗人的良知与才华,来换回诗歌的尊严,来赢得读者的信任,从而让自己的写作朝着更具思想性和常态化的方向挺进。


 当然,除了依靠想象力作语言的能指滑动外,有的诗人选择逃避思考,有的诗人选择拒绝审视,而还有的诗人则以反面的思考作出腐朽的判断,写出“光明”的诗歌。刻意逃避的写作,终究成不了气候,在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先锋诗人要有一定的超越精神,去挑战难度,不管这难度是他者为你设置的障碍,还是自己为自己树立的标高,只有超越才是最后的归宿,否则,诗人的写作就将是空洞、贫乏和无力的,乃至一片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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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出版有《“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文学的回声》《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等。曾获得湖北文艺评论奖、“后天”批评奖、《红岩》文学批评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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