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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是分离的……这种思想权威不以政治权威的更替而更替……‘文革’中，一个人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高度结合在一起，彻底终结了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传统……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悲剧的原因”，这一段带血的反思出自吴思敬老师的《中国当代诗人论》专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诗歌批评家切入批评对象的方式，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一个优秀的诗歌批评家他在分析批评一个诗人时一定是把这个诗人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他在分析批评一个诗人时一定是把自己毕生的思考所得呈现在文字中以觅知音。优秀批评家是优秀作家的知音，同时也在期待着自己的知音，批评也是一种创作，也是批评家生命状态和思想感情的凝聚。 《中国当代诗人论》是吴思敬老师为当代诗人所写评论文章的一个选集，分“归来的诗人研究”“朦胧诗人研究”“中生代诗人研究”“西部诗人、少数民族诗人研究”“女性诗人研究”“当代诗人散论”六辑总68篇，所涉及到的诗人涵盖诗歌史的各个时代，作者宽广的研究视野以及扶老携幼式的批评情怀，着实令人感动。本书所书写的对象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年龄跨度60年，有经历了大变革时代风风雨雨的老诗人，也有初执诗笔的青年新锐。吴思敬，1942年出生，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和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工作。“他像是一座活的诗歌博物馆”，《中华读书报》资深记者舒晋瑜如此评价吴思敬，“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吴思敬不仅仅是一个在场者、见证者、书写者，更因为他广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以及为推动诗歌发展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成为中国诗坛不可替代的人物。”确实，迄今诗歌批评界依旧活跃在诗歌现场的老一辈批评家中，除了谢冕老师，就是吴思敬老师。吴思敬老师慈祥、和蔼、睿智、包容，从不推辞对青年一代的关注与扶持，每次见到吴老师，我的脑海里总不由得浮现出一个词，“父亲”。对待学子、对待晚辈诗人，吴老师真的像父亲一样无微不至。 读本书，需拿好笔和笔记簿划好词好句、做摘录，真知灼见时时闪现在每一篇文章中。本书的重中之重当在第一章，“归来的诗人研究”，所谓“归来”，即是1949年建国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迫害而停笔的诗人、作家群体，他们都曾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创作主力。1976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这一群有特殊经历与特殊成就的诗人、作家们重新拿起了笔，回到了创作之中。此时，年轻的吴思敬正好步入诗歌批评行列，1978年3月，吴思敬撰写的《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中的幻想》刊登于《光明日报》，成为他的诗歌评论处女作。时间节点的契合使吴思敬把批评的视野放在归来诗人群体中，当是历史和时代的双重选择。在《归来的艾青与新时期的诗歌伦理》一文中，吴思敬老师抓住归来的艾青“对长期以来与主流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的高度政治化的诗歌伦理的突破”，实际上传达了自己的写作和批评理念，诗歌不应被政治强暴，当政治的伦理成为诗歌的伦理时，“一旦政治出现偏差，诗歌也会跟着迷失”。吴思敬老师充分肯定了“复出的艾青是诗坛拨乱反正的领军人物”，也在文章的结尾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艾青在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未能超越他20世纪30年代曾达到的高度”，诗，终究不是你豢养的哈巴狗，不是想唤就唤得回的，这是被迫停笔近30年的归来的诗人的无奈和悲哀，这一切，责任在谁？这是我们读此文后不由自主的思考。 可以说大部分归来的诗人都遇到艾青一样的写作困境，但也有一个人在归来之后越写越好并于65岁前后开始“衰年变法”，这个人就是本书所写到彭燕郊，题为《风前大树：彭燕郊诗歌论》。这是一篇饱含着作者浓烈激情和动人文采的评论美文，天地有大美的美。文章从彭燕郊抗战期间为被捕的冯雪峰写下的一首诗《风前大树——闻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写起，带出了本文主人公彭燕郊，此写法有如散文、又似小说，用一个能凸显人物性格的事件引出人物，使得人物一出场便具有鲜明的形象。彭燕郊是福建莆田人，1920年出生，跟另一位福建诗人郑敏同龄，1939年开始发表诗作，“与诗歌不离不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诗情和创造力，即使在经受牢狱之灾的时候，也仍然采取‘默记’的方法坚持着诗歌创作”，感谢吴思敬老师笔录下中国诗人也有的“默记”的坎坷和辛酸，此前存留在我脑波纹的“默记”属于前苏联诗人曼德斯塔姆遗孀娜杰日达·曼德斯塔姆，她就是用这种方式保存下自己丈夫的杰作。相比于彭燕郊“默记”的不为人知，娜杰日达·曼德斯塔姆的“默记”在中国诗人心中可谓耳熟能详。我们需要更多的吴思敬们为我们挖掘本土优秀诗人不为人知的诗写细节，并在这细节的挖掘中和盘托出时代的黑暗记忆。 本书中有若干文论是吴思敬老师参加各类诗歌研讨会的出口成章，像《读杨键长诗〈哭庙〉》，2013年9月28日杨键长诗《哭庙》在北京举办了研讨会，那天我也在场，作为德高望重的诗歌批评家，吴思敬老师第一个发言，本文就是根据他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后刊登于《星星》理论月刊2013年第10期。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中，吴思敬老师谈到了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谈到了“思想权威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此外还有老庄思想等与之相辅相成的东西，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持久不息的精神支撑”，而“政治权威则是以封建皇权为代表，改朝换代了，或皇帝驾崩了，其政治权威也就丧失了”，为什么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保持了高度的凝聚力，中国文化得以代代承继？“那是因为中国的思想权威没有（随着政治权威的变而）变”，但是，到了“五四”，到了“文革”，“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被摧残殆尽”。吴思敬老师评论杨键的《哭庙》由此开篇，是一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面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断裂所发出的锥心之叹。 2018-9-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