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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张新泉:向诗神致礼,在低处歌唱

时间:2019-05-23     作者:陈勤 来源:自贡网   阅读

1998年,张新泉的诗集《鸟落民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这也是我省迄今为止唯一获得“鲁奖”的诗集。二十多年颠沛流离的底层生活经历,赋予他质朴深切的平民情怀,通俗、亲和、富有诗意的语言和蕴含着人生智慧的诗歌意境,让他的诗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的欢迎。


□ 陈 勤


张新泉,原名张新荃。初中辍学后,做过筑路工、船工、码头搬运工、锻工、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1984年后,历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星星》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相继出版《野水》《人生在世》《情歌为你而唱》《宿命与微笑》《鸟落民间》《张新泉诗选》《好刀》等10部诗集。作品三次获四川省文学奖,诗集《鸟落民间》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1998年起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苦乐人生 总有诗歌为伴


1941年6月,张新泉出生于富顺县城关镇。母亲闲来无事时喜欢吟诵唐诗宋词,也许是耳濡目染,兄弟姐妹8人都从小爱好文艺。童年的张新泉曾挎一小竹篮,里面装着瓜子、糖果、花生,出入茶坊酒肆叫卖。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坐进县城的小书店,读得如痴如醉,饿了便把篮中食物抓一把送进嘴里……


1958年,因为将他人的一些右派言论“搬”到了油印小报上,他被学校开除,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颠沛流离的底层生活。扛包,拉纤,打铁,修路,放炮,做剧团乐手,凡此种种,生活向这个少年肆意展示着它的冷酷无情,甚至将他推向生死边缘。一次扛盐包,时过中午,饥肠辘辘的他踏着颤巍巍的跳板上船装舱,因体力不支,双腿发软,一头掉入波涛翻滚的河中,生死关头,被一渔民救起。


在富顺糖厂当了几年临时工后,知道好工作与自己无缘的张新泉翻读了相关的劳动条例,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工作”,而且决不会有人与自己争抢——打铁。因为当时粮食是定量供应,“大胃”张新泉不得不时时面对饥饿的“来访”,而所有工种中,打铁的定量最高,一个月45斤粮食,还有猪肉、菜油等劳保福利。就这样,张新泉赤膊裸背打了六年铁,也扎扎实实读了六年书。


打铁房只上半天班,师傅前脚走,张新泉便将门紧紧关了,打来一桶冷水,将烧红的毛铁放入水中。他将自己洗干净,然后一手馒头一手书,开始了遐思飞扬的阅读。


早在上初中时,他就已开始写诗。如今,大量阅读之余,青春的思绪与激情便在笔下哗哗流淌,凝成动人的诗行。这些诗作陆续在全国各级报刊刊出,给他带来快乐和自信的同时,也让他逐渐确定了当作家的梦想。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是诗歌给了我力量和信心,拯救了我,消解了现实给我的种种不公。那时我想,这个社会不可能永远这样,我的人生也不会永远这样,知识才是力量,我要为总会到来的那么一天做好准备。”读书,写作,锻炼身体,张新泉活得自信充实。


数年后,早已名声在外的他被调到宜宾地区文工团创作组,以后,又调到《金沙》编辑部、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星星》诗刊,一直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学编辑工作,并执著于诗歌创作。


底层生活 炼出平民诗人


“我注定是民间的土著,离垄沟最近,离宴席很远……”(《烤薯店》)阅读张新泉的诗,总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民间气息和诗人的平民情怀,张新泉也因此被称为“平民诗人”、“铁匠诗人”。


不管是当年生活在社会底层,还是数年后做出版社、杂志社编辑,一拿起笔写诗,浮现在张新泉脑海的便是底层百姓的生活、劳动场景。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吃喝拉撒,他都熟悉并容易为之动情,因为他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码头搬运时的脚步踉跄,沱江边拉纤的号子悠悠,打铁房里的挥汗如雨,依旧历历在目。即使后来表面上底层生活远离了他,在感情上他依然始终驻守在那里。


10本诗集,一以贯之的是诗人的平民情怀和视角,《拉滩》《野码头》《残纤》《弹棉絮的人》《带红枣的人》《扫街人》《阳台上的母亲》《老孟》《烤薯店》《寻找剃头匠》《作家张君》《乡里兄弟》,一个个平凡人物,一帧帧市井画面,跃动在他的诗中,组构成真切丰富、热气腾腾的生活。评论家燎原说:“我们顺着他的笔触游走,不但能通过那曲里拐弯的长长街巷和蜂窝似的楼房,几乎看到中国当代都市中小民百姓们全部的生态场景,而且还能意外地看到我们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新泉的这种诗歌,甚至实现了只有小说这一体裁才能做到的表现当代生活的丰富性。”


正如燎原评价的那样,诗人张新泉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建立在我们经验之外的场景,不是简陋、粗糙、艰辛、酸涩、沉重之类——以致使我们必须为之发出长长叹息乃至寄予悲悯情怀的所在。恰恰相反,那实在是一个结实、皮实、欢实得令人匪夷所思的世界,有着底层生存浸化在骨子里的无穷的人生兴味,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共同演绎着坚忍达观、生机盎然的生存正剧。瞧,《老孟》中快乐逍遥的老孟:“决心在写作之树上 吊死/老孟不缺乏自信/缺的是精力和时间/在形而下大口喘气/却向往灵魂出窍,以及/信马由缰的散淡/死心塌地抛绳上吊的老孟/让友人同情又愤慨/那个叫什么缪斯的家伙/根本不在人间/士别三日,如今的老孟/果真吊在了行道树上/夫人作陪,吊床在风中/摇曳,情态缱绻/睡姿安适,绿荫若梦/红尘滚滚的都市人/何不照此宁静致远……/吊床卖得又快又好/老孟在床上跷腿写字/夫人礼貌出货,素手点钱……”


踏实做人 铸就一把“好刀”


“留一桌狼藉/我们站起来说/该回家了/说这句话时/我们其实是想说/今晚不走了/陪你抵足而眠/外面下着小雨/我们慢慢地穿着风衣/如果穿得快了/便觉得/更对不住你/外面下着小雨/你从一条很累的路上来/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多想把友情铺成一张沙发/陪你谈心,谈诗/像从前一样/善意地挖苦和攻击/唱快乐或者忧伤的歌/然后/谁拥着一支酒瓶 打起鼾来/然后/窗子四四方方地说天亮了……”


这是张新泉的诗歌《朋友》,没有华章丽句,没有故作高深,就仿佛朋友间低低的絮语,通俗晓畅近乎于白话的语言,读来却情思隽永,犹如清泉沁入心间,唤起人们对真挚友谊的回忆、向往。


“写诗当然要从自我出发,但也希望被受众理解。诗歌就像一架飞机,不管飞得多高多远,总要有一个停机坪,这个停机坪,就是读者的生活经历和生存感受。读者通过阅读,唤起共鸣。”


正是基于这种近乎朴素的创作思想,张新泉选择了口语化的诗歌语言,与普通口语不同的是,这是经过诗人心灵和修为照耀过的口语,通俗,亲和,饱含诗意,带着诗人深切质朴而又具有普遍性的情感,走进读者心田。


在普通人眼里,张新泉似乎不像一个诗人,至少不是主流诗人,没有另类的装束,偏执的举止,愤慨的言论,在诗歌界,不拉圈子,不占山头,诗歌写作上更像是一个普通、平常的邻家兄长,平和、敦厚、谦逊、正直、淡定、幽默,还带着阳光。但正是这位“邻家兄长”中规中矩写就的诗歌,却总能让人品出生活的智慧,抵达通透、豁然。如《文火》:“在火族中/能燃得如此/漫不经心 风度十足者/必经多年修炼/看那入定似的神态/不摇不曳  声息俱无/(与禅境无二)/任你周遭雨去风来/冷暖嬗变/依旧一副恬淡容颜……/单是这点功夫/就令那些/啸叫山野的浪火/打家劫舍的猛火/刮目相看。”


诚如张新泉的好友伍松乔所说,多灾多难、最有理由永远悲愤的张新泉,他那三千烦恼丝早已被他化作了人生的绕指柔。没有呼天抢地,怨天尤人,从逆境到顺境,从形象到精神,他从来是神清气爽、气宇轩昂。一切艺术形式,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千差万别,最后总能在哲学的高度相遇。同样,文学创作到最后,拼的是修为,语言的修为,阅历的修为,更是做人的修为。就如张新泉诗歌《好刀》中的好刀,自矜自信,不慕虚荣,谦虚稳重,必要时它能“飞起来”,在邪恶面前“晃一晃,又平静如初”——“凡是好刀,都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刎颈自戕的刀/不是好刀/好刀在主人面前/藏起刀刃/刀光谦逊如月色/好刀可以做虫蚁 渡河的小桥/爱情之夜,你吹/好刀是一支/柔肠寸寸的萧/好刀厌恶血腥味/厌恶杀戮与世仇/一生中,一把好刀/最多激动那么一两次/就那么凛然地/飞  起  来/在邪恶面前晃一晃/又平静如初……”


无悔无怨  尽享诗歌之乐


某次在乐山开诗会,三位女诗人慕名来访。其中一位顺手拿起张新泉枕边的笔记本,看得泪眼婆娑,张新泉忙问她咋回事。女孩指着笔记本激动地说,张老师,您都那么有名了,还收录我的诗?原来,她翻看的那一页,正是她发表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张新泉笑笑说,你的这首诗写得好,所以我抄下来欣赏,因为给了我享受和启迪,所以我该谢谢你。


对于爱诗者张新泉来说,诗歌带给自己的快乐,绝不仅仅只是写诗一项。爱诗在张新泉这里,等于写诗加编诗加读诗加谈诗,这是诗人的一个自我总结。多年以前,张新泉便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每读到一首好诗,心潮澎湃之余,竟不忍促读,每每将书反扣,净手之后,再捧起书来续读。或剪辑,或收录于笔记本上,闲暇或出差,便拿出来鉴赏,这已成为他的一件赏心乐事。他说,爱诗就该爱得广博,太狭窄就失了意义和快乐。


从爱诗的少年,到诗歌编辑、著名诗人,再到诗歌老头,一路走来,张新泉对诗歌的爱依然和最初出发时一样,真挚,纯粹,浓烈。“诗歌支撑过我,给过我力量,帮助我发现了心灵里面的真善美,让我在颠沛流离的几十年里没有堕落,没有失去良知。即使是现在,它给我的滋养依然在延续。”诗人张新泉这样解释自己与诗歌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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