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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研究动态:胡亮诗学研究

时间:2019-05-27     作者:沈奇   阅读

胡亮诗学研究

 

 

【编者按】

胡亮(1975—),诗人,论者,随笔作家。著有《阐释之雪》(北京,2014;台北,2015)、《琉璃脆》(西安,2017)、《虚掩》(合肥,2018)、《窥豹录: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南京,2018),编有《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太原,2015)、《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沈阳,2015)、《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太原,2015)。创办《元写作》(2007)。目前正在写作《片羽》《色情考》《涪江与唐诗五家》等著。应邀参加第2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09)、第1届洛夫国际诗歌节(2009)、第2届邛海国际诗歌周(2017)。获颁第5届后天文化艺术奖(2015)、第2届袁可嘉诗歌奖(2015),第9届四川文学奖(2018)。现居蜀中遂州。

 近两年,被吴思敬教授称为“新世纪以来诗歌理论界的一匹黑马”的胡亮连续推出了三部诗歌批评新著:《琉璃脆》《虚掩》和《窥豹录》,在这三部新著中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其诗话兼济文论、现代交互古典的通合再造、独树一帜的诗学品格,并展示了强烈的批评文体自觉,本刊特推出胡亮诗学专辑,以兹审视、推进或建构当代汉语诗歌批评范式。

 

  

汉语之批评或批评之文章

——评胡亮文论集《阐释之雪》兼谈批评文体问题

沈奇

 

0

 

《阐释之雪》文论集,是1975年出生的青年批评家胡亮,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理论书。四十岁称青年,依现今流行说来而已,其实在我多年以“50后”辈,与胡亮交往中,打一开始的“惊艳”,到后来日常之叹服,早已将其作“老辣”同辈为敬,见其文必读,且常引以为知己而感念每每。

说“老辣”,仅就批评和文论而言:一者“眼光”,二者“文章”;眼光独到,文章老到,方近“老辣”之誉。

 

1

 

胡亮作业于当代诗歌批评及文论,乃民间业余“操守”——操持(学问所致、初心所好)与守望(理想所系、情怀所在),独立思考,自在言说,以个人而凌业界,深心静力,横生逸出,于旁观侧击中别开生面,自非“学术产业”流水线上芸芸晕晕之辈可比。

以“产业”而治“学术”,乃当代教育产业化所衍生,以量化为标准,机制为统辖,计较投入产出,工于与时俱进,类的平均数中,不乏杰出,到底难免泡沫簇拥。

尤其当代文论主流一脉,大体以西学为底背,与国际接轨为要务,虽说的是自家的事,治的是自家的学问,且在在鼓吹理论创新及联系实际,实则那说法、那学问,到底脱不了他者的投影,以及类的通约之干系,或真有些些创新,也脱不了创新性的模仿或模仿性的创新之尴尬。加之体制对“产出”的强求,迫使大多从业者舍本求末、以“流”为“源”,勾兑“鸡尾酒”式的所谓“学术成果”,难得潜下心来索根求源,求创造性的超越。

如此心境语境下,“眼光”何以“独到”?

是以连当代西方学界,也屡屡有“异见者”贬斥学术“产业化”,点赞“业余”位格。而大家熟悉的钱钟书先生那句话,更是愈来愈显振聋发聩之声: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2

 

回头再说胡亮的“民间”与“业余”,及由此生成的独到眼光。

胡亮的学者身份,非院校,非协会,非专业机构,就是一个非“一线”、非“二线”、非主流中心所在的民间书生,在本职工作之外,出于自个爱好,业余操持而已。硬要确认一个身份背景,也只能称之为“诗人学者”——先爱好诗歌作了诗人,循诗问道,由诗学而博学,与自己或时而与三两知己“商量培养”、潜沉修远而已。如此站位,如此发声,随缘就遇、随心感发、有话想说而落于文本,自是清音独出,别开一界。

具体《阐释之雪》论集,二十余篇近二十万字,其中长文者近三万字,最短篇仅千字余,其内容,以诗评诗论为主,且论、评、序、后记、随笔、致辞等体例杂呈,并收入一篇研读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的万字长论《谁的洛丽塔——洛丽塔诗学的叙事学分层》,按作者“后记”文自谦所言,算的一个“杂货铺”。

好在这“杂货铺”的“貨”,样样出自自家心意和自家手艺,与社会“订货”或体制“下单”无涉;“心意”管眼光,手艺管文章,一篇是一篇,独一份,与“产业化”“流水线”上“下线”“上架”的“大路貨”,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看似游记随笔的《回到帕米尔高原——亚洲腹地的诗歌之旅》一文,古今穿越梳理地缘谱系、行云流水评说历史节点中,一时便不吐不快,感言当年流放新疆石河子十五年的诗人艾青,何以“不间断地从伟大的聂鲁达和维尔哈伦撤离出来”,“蜕变为一个‘积极’而‘正确’的工农兵记者”,并指认其传颂一时的《年轻的城》一诗,“恰恰证明了一个大诗人的自残:退却、顺从和看眼色,轻易战胜了人格的独立和诗学的自由”,从而发出“汉民族出不了自己的索尔仁尼琴”的慨叹!

——这样的眼光,眼光后面的问题意识,非独立学人和业余位格,大概很难游刃有余。

包括《阐释之雪》中的其他篇什,如对老诗人孙静轩的定位之论,对早期非非代表诗人蓝马的重新发掘,对张枣、柏桦等诗人的探幽抉微,以及有关“诗人之死”的长论,和重读老木编选的《青年诗人谈诗》的散论等,其选题之冷切、观照之孤绝、立场之个在、情怀之深沉,都在在不同凡响。

这里的关键在于:产业流水线上是大家比照着干活,干大家都在干的活。独立学者是自己为自己负责,为自己所认定的那个“道义”(铁肩担道义)和“文章”(妙手著文章)负责。

 

3

 

说到“问题意识”,可谓现代文论的基本要素,也是体现批评文本“眼光独到”的基本点与激发点。

而百年现代汉语之文学、之艺术、及诸般人文历史进程,因了各种非人文之辖制、之拘押、之干扰,本来就“问题多多”,是以渐成显学,其“从业者”,大概稍能认真做点学问的,或有点人文情怀和担当精神的,都多少能独到些眼光,发现并提出一些问题。

然而“问题意识”的当下问题是:有多少是真问题,有多少是假问题或伪问题,又有多少是以“他者”的问题意识,或者“类的平均化”的问题意识,而“复制”、“粘贴”、改头换面人云亦云的“冒牌货”问题?实在是需要重新考量考量才是的。

这其中,首要所在,大概还是“心理机制”的问题:太多功利计较,太多“携带生存”,太多“顾左右而言他”,太多与时俱进而时过境迁而与时俱废,以至于总是陷于“枉道而从势”(孟子语)的怪圈。

此处之关键在于,所谓与时俱进的时代,“时”变,“进”变,“进”后面的那“人”(所谓“主体精神”)也必然得跟着变——这个一再被强势化的“时代性”逻辑,身在其中者,很少有能跳脱而自在的。

胡亮有一句诗话,曰“巨苦深情当出之闲暇”,借来证之学术产业化后当代文论的“发生”之诸生相,或多有惭愧之色!

 

4

 

回到本文的原本立意上来。

其实从一开始喜欢胡亮的诗歌批评及其他文论,主要还不在其独一份的批评立场与情怀,及深切的问题意识,而在于他古今杂糅的文章学功底,和由此生发的文本风采。

这些年,一方面出于自己治学并从事诗歌批评所渐悟渐得,一方面出于在大学讲授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写作课的积累,逐步总结出关于当代文论尤其是诗歌批评的六大要素,即:学养,学理,直觉,情怀(有立场的情怀或有情怀的立场),问题意识,成文章。其中前五大要素,业界老少长幼,一般而言,多少都能关切到,甚或集大成而卓然高致或独辟蹊径。唯“成文章”一点,总是“难能可贵”,乃至有越来越退化的趋势。

从发生学而言,“学养”、“学理”、“直觉”、“情怀”、“问题意识”,是论文写作的内动力,原驱力,但最后这些都得通过具体的文字语言和体例结构来作文本化呈现。换句话说,学养之魂魄、学理之脉息、直觉之感发、情怀之传达、以及问题意识之阐释,到了都得靠文字与文章的“皮骨肉”来具体“体现”(文章之体,体而现之)。转而从接受与传播角度而言,文字功夫可谓文论存在第一义的东西。“满肚子蝴蝶”飞不出来,等于不存在;即或勉强“飞”了出来,却飞不成蝴蝶样的斑斓生动,那“存在”也没多大意思。

是以中国古人从来没说过什么真理或道理“千古事”的话,只是撂下一句“文章千古事”,再不做其他什么“千古”的指认。故古人留下来的“文论”(包括画论、书论、诗话等),今人可以不以同等的学养、学理、情怀等理会之,却无一不可以不当绝妙好文章而百读不厌——妙笔生花,生的是花而非果;直言取道,取得是道而非理。

而这样的“乐事”,到了现代汉语尤其是“后现代汉语”(笔者生造)语境下,放眼当代文坛学界,早已成稀有之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任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的刘绪源先生,曾经煞费苦心辟专栏呼吁讨论“文章学”的问题,结果应者寥寥,不了了之。近年又有著名学者孙郁先生多次撰文,谈及当代文学创作及文论写作的文体问题,直言“在文风粗鄙的时代,不谈文体的批评界,好像是一种习惯。其实也可以证明,我们的时代的书写,多是那些不敬畏文字的人完成的。”而“我们今天的作家不敢谈文体,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实力。或说没有这样的资本。”如此发聩振聋之说,过后好像也反应不大。

真是大势所趋,趋之若鹜,“骛”(务)在“投入产出”之当下现实的急功近利。“市场经济”时代,“萝卜快了不洗泥”,谁还真拿“文体”亦即“文章学”当回事?

到了只能回到“个在”,回到脱势而就道者的“商量培养”之事。

这种个在的“回”,首先是从作者立场回到读者立场上来,亦即从纯专业性阅读习惯回到纯欣赏性阅读维度上来,放下“流水线作业”的复制与粘贴等等功用,仅以文章之乐视之,看看你真心能读得下去几篇所谓当代文论之作?

至少在笔者这里,读书、教书、写书一辈子,过六十花甲之后,读一切文字,先读其语感,语感不对,文章不在,任你说的是天大的理、抒的是地大的情,我也不读。自己写东西,也更加生了敬畏之心,敬汉语而畏文章,在百年新文化鼓吹激扬的“言之有物”大势之外,多少存心点“物外有言”(顾随先生语)的讲究,宁可委屈些所谓“学理”之言,也不敢亏待了文章之在。即或一时“手艺”不到,这份“心意”是断然不可失却的。

正是在这种自己和自己商量培养而偶尔抬望眼中,一眼“相中”胡亮之文,欣然引为知己。

 

5

 

欣赏胡亮诗歌批评文本,首先在于其行文语感中的汉语气质。

所谓“语感气质”,一时很难予以量化阐释,只在感觉中分辨得来。当代汉语文论文本,普泛重“理”轻“文”,虽用汉字“码”出,骨子里却脱不了翻译语感的习气,不乏学理之解析与问题之讨论,却很难作文章去阅读与欣赏,更遑论有汉语文章的肌理美感可细细品味。关键是语感不对头,有如中餐西做,只得些营养而已。

胡亮之文,无论诗歌批评之专攻,还是其他杂论散议,骨子里总有汉语的来头,有文章的讲究。具体于文本,每每构思精致,刻炼深奇,束结完好,见得学养、学理、情怀、和问题意识之外,更得“说法”与“说”并重齐善。尤其行文走笔间,体神相适,气韵生动,篇中有眼,句中有眸,字词里有心意,所谓工奇并重。语感细微处,常绍古音而杂糅今声,在现代汉语句思维之主脉息中,辅以古典汉语字词思维,以调节时调,且每出闲笔,妙意机锋,如晨星之所见。

此处赶紧得举例指证,以免兀自“捧脚”之嫌。

试读最见功力的《挽张枣——兼及一种美学和一个时代》一文中,论及张枣《死亡的比喻》一诗,指认其“不但构建了同样美妙的美学回廊,而且如此清晰地预言了其盛年之死”后,下面一段文字:

 

让我们稍稍平息内心的惊骇,俯耳聆听那多年之前就已经出现的谶语:“多么温顺的小手/问你要一件东西/你给它像给了个午睡/凉荫里游着闲鱼”。“午睡”一词,让人心惊肉跳。夜晚还没有来临,中途的小憩已经收获了大梦。死神如此温顺,而诗人更甚。由此可见,已经不能不有盛年之死。诗人每每不避谶语:当诗神清点自己的孩子,死神也就清点着同一群孩子。这些话,说来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除了增加近来的沉痛和将来的忧虑。所以,我得回到轻松的美学层面上来,赞一句:好个“凉荫里游着闲鱼”!表面看,这行诗还不仅仅是旁逸斜出,而与上文语势完完全全地割裂了;暗地里,诗人摘叶飞花,再次将有我之境切换为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均常境也;由动之静,方得至境。当然,张枣之静穆,既古雅,又清新,充满了唯美主义的甜味和南方的阴冷之香,与朱光潜之所谓,又有大不同。惟其如此,很多年前一个初冬的黄昏,诗人柏桦——在一首诗中,张枣称之为“和谐的伴侣”——在读到《镜中》和《何人斯》之后,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两首诗预示了一种在传统中创造新诗学的努力,这努力代表了一代更年轻的知识分子诗人的中国品质。”后来,在我们的一次交谈中,柏桦说得更加明确:不再仅仅是中国品质,而是“中国身份”。

 

读这样的批评文字,首先感受到的是在读一篇好文章,养眼洗心后,复得理、得情、得学问营养。而文字背后所隐在的、独备一格的感知方式和表意方式,比之当世普泛文论,更是大为不同。

实则即或如笔者这样的“知己”之语,也不如作者自己的“夫子自道”确然。2015年3月,胡亮在获得第5届“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之批评奖”所致“受奖辞”中,曾明确表达自己的批评立场,或者说是批评理想:

 

我期待着新诗能够出示具有很高辨识度的当代真相和当代人处境,却不允许批评卷入过度的道德审判,因为由此获得的优越感,很多时候与文学并无太大的关系。我渴望逐步摆脱西方诗学的应用性研究,锤炼属于个人的批评趣味,或者夸张地说,属于个人的批评文体学,以便有机会转而向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表达敬意。且让我安于自由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如果能够成为一个业余批评家,我愿意是一个“被孤立”的业余批评家。而我的系列批评试笔最终连环起来的,将不仅是一部独颖的新诗接受史;更为重要的,希望还会是一个不断趋于清晰和完整的批评家形象:他的良知,视野,判断力,文化情怀,以及虎穴嗅梅的气度。

 

可谓凡独立者必有独得,凡自在者必有自悟。不妨再抄录几段胡亮题为《屠龙术》的系列诗话,或可间接印证其文章功底的筑基与经验所来由处——

 

闲闲而得之必要。与时叉牙之必要。己意之必要。个人氛围之必要。半入魔之必要。赴题曲折之必要。歧出之必要。深稳之必要。切而不迫之必要。曲折三致意之必要。正法眼之必要。冥搜之必要。冰雪相看之必要。生崭之必要。险丽之必要。逆接之必要。幽欣之必要。无端端之必要。  南辕北辙之必要。平起仄收之必要。遗貌取神之必要。网外求鱼之必要。调之必要。力有余之必要。拗而不拗之必要。如食橄榄之必要。

 

上面所引这些诗话,看着说的是诗心、诗思、诗法,其实引申来看,无一不可作文心、文思、文法之“武功秘籍”来看待,来琢磨。其中诸多精微见地,确然不乏“点穴”“开窍”之效。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还有一点:在胡亮,无论其操持的是什么文本体例,皆处处可见得汉语风致,却又不沾“冬烘气”或“酸馅味”,依然现代学人之精神底背,尤其难能可贵。其台湾秀威版《阐释之雪》封底,特意“标出”一句“研习西洋现代批评,又兼容中国传统气韵”的推荐语,可谓点睛之论。

 

6

 

记得上一世纪末,读《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一书,欣然抄录过福柯这样一段话:

 

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

 

如今谈论胡亮的批评文字,重新翻看这段“西洋”大学者的妙语,复得另一种欣然,以及新的认知与印证:

批评是另一种写作——这是当今西方哲人的学理讲究;

文章千古事——这是古典中国哲人的学理讲究。

二理合为一理——文体之必要——以及汉语批评文体之必要!

这“必要”,在我称之为“后现代汉语”的文论界及文学创作界,再三遭遇“朝市之显学”所放逐,几已成空谷之音。而物极则必反,反常合道,“道”失求诸于野——“野路子”出身的胡亮和他的《阐释之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堪可借鉴的个案。

更令人欣慰的是,近年对有如“汉语之批评”与“批评之文章”等文体问题的讨论,也渐有风生水起之势——新近出刊的《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再次于卷首头条“视点”栏目发表孙郁先生题为《我们应如何运用古代文论的遗产》精辟短文,指认“古代文论在今天文学批评中消失,实在是遗憾之事。我们今天的批评缺少母语的美质,其实与这种传统的消失大有关系。”并指出“好的批评与研究,不都是一时一地的存在。它们是历史的一部分,不仅仅消化着过去,也辐射着未来。”同时,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拟于2015年秋在北京举办的“纪念新诗诞生百年:新诗形式建设学术研讨会”,也将“自由放任”了一百年的新诗反思,落于“形式建设”这一核心命题上来,可见“文体之必要”,确已成“众望所归”之必要,容不得再“放逐”下去的了。

末了想起胡亮《阐释之雪》的书名,何以以“雪”为自诩?

雪是水的化身。水无体,只是“随物赋形”。雪则生来有体,且独一份。人之爱雪,不仅关心现实主义之“瑞雪兆丰年”,更在意其浪漫主义的诗意之魂和诗性之体——一种“醉眼之必要”(胡亮诗话)。

是的,一种“醉眼”之必要。

 

2015年10月12日

改定于西安大雁塔印若居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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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序胡亮新著《琉璃脆》

茱萸

 

胡亮大兄与我的文字之交,到目前为止,时间并不算长。他编同仁刊物《元写作》,曾向我约过几件手稿(《元写作》有影刊诗人手稿的传统),并多次接受我的推荐,选用过好几位我看重的青年诗人之作品;我亦曾为之引介旅日诗人兼译者虚坻,使她翻译的两位日本当代诗人,得以与该刊结缘。我曾向不少诗人、批评家和学者推荐这份刊物,倒不是因为与编者的这些交谊或往来,而是因为,客观以论,它虽诞生于西南一隅之地,趣味、视野和胸怀却皆足以列于当代之前沿。每次拿到《元写作》,我最先翻看的是《编后记》,它们综述当期内容,品评诸位作者,向各路诗人、学者和批评家的支持表示感谢,总能道来娓娓,温情脉脉,毫无头巾气,但见淋漓的爽气与豪气,又有对诗之深情。这些文章,原拟收录在《琉璃脆》中,称为“读象记”,许是因作者欲自谦此事为“盲人摸象”,在我看来,实在可视为“目无全牛”之后的游刃有余。由于体例原因,此部分内容在本书定稿付印时终未得附入,若有机缘,诸君或可径看《元写作》各卷。

当然,胡亮的长处不止在编辑这样的一本刊物上,否则的话,未免太大材小用。他还是近年来崛起的诗歌选家(一句题外话:当代诗界尽多“主编”,而少有选家,实因此等人士只知蒐集诸家作品,印制成册,冠以时髦之名目,而实无真正的编选思路与甄别之眼光),凭藉自身良好的诗学修为和判断力,贡献出不少别出心裁的编选集:以“英年早逝”之诗人为线索,编著《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以整理、保存当代一流诗人之作品为旨趣,遴选陆忆敏散落于各处之佳作,辑为《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1981-2010》;以梳理地方文脉、考察百年川蜀诗人之创作成就为鹄的,主编《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如此这些,可见他的勤勉与专注,亦可见他在尽一名批评家的职分。

蜀中多人杰,尤其在文字一道,简直占尽山川奇气。单是胡亮所居的遂宁,就曾出过陈伯玉(子昂)和张船山(问陶),而这两位都是我私心笃好的大诗人。前者于绮丽六朝流风余韵之中,初开盛唐之调,元遗山(好问)说,若论历史功绩,以黄金铸其像都不为过;后者为乾嘉间蜀中第一诗人,所谓“性灵派”的殿军,亦堪称中国诗于清代臻于极致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但胡亮并不像他的这两位先贤那样以诗人名世,我甚至都没有拜读过他的诗作(如果有的话)。不过,不自限于诗人身份未必是坏事,因为这样的人杰地灵之地,并不缺足够多的好诗人,做一名批评家,或许是当代诗更需要、也令他适得其所的角色。

川籍文人中不乏博学多才之奇士,不止是古代,观之以当世,亦所在皆是,譬如钟鸣和敬文东。前者是成名已久的优秀诗人,也是一位全能型的文人,以我观之,他作为批评家和随笔作家的那一面,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似乎更大;后者亦是第一流的批评家,虽也兼诗人身份,终是学者面目,他对其同代川蜀诗人的观察与跟进,几与他们的崛起、成名和逐步经典化相始终。与中原人士普遍之保守持重、稳打稳扎不同,蜀人中又多剑走偏锋之士,神思飘荡,路数玄妙而奇诡。蜀中才子也不同于江南软糯风雅型的俊才,而是兼具博学与奇思的逸才。此一类逸才,早已无法用现代意义上之分类法——如诗人、学者或批评家之类——以限定之,他们自古以来亦不满足于守成与循规蹈矩,往往能融汇贯通,于辞章文学一道,开破旧创新之局。除陈伯玉外,前有司马长卿(相如),后有李太白,莫不是此等大人物。胡亮得巴山蜀水之滋养,仰先贤耆旧之高风,虽不以诗人名世,对与诗相关的诸多门类,却用力甚勤,并浸淫于西学新知与国故交杂的思想之海,乐而忘倦。至于其批评之语体,亦能杂糅文言、白话、口语与翻译体之特色,而成自家格调与面目。他非学院中人,无需靠学术论文来为稻粱谋,所以更容易反思并抛开“现代学术工业”中所形成的那套稳妥路数,而以一名传统层面的文人或博雅意义上的知识人自居,无视体制的“繁文缛节”,直面问题的核心。

《琉璃脆》由两卷组成,分别被称为“屠龙术”和“窥豹录”。前者是诗学札记,后者则是对具体诗人的点评;这是吾国诗学传统中诗话之体的余脉。所以,将《琉璃脆》列入沈奇先生所主持之“中国新诗话丛书”,正得其宜。丛书首辑有耿占春、陈超诸先生之作,是大雅之声;此一辑内,亦有唐晓渡、臧棣等一流批评家加盟。众人齐以诗话为诗歌批评之形式,或可视为对吾国固有的印象式、点评式乃至感兴式批评传统的复活?此一路批评方式,乃是汉语诗界独具特色、源远流长之体例,甚至是中国谈艺一脉之基本形态:从曹子桓(丕)之《典论·论文》,到钟仲伟(嵘)之《诗品》、刘彦和(勰)之《文心雕龙》,至于司空表圣(图)之《二十四诗品》、欧阳永叔(修)之《六一诗话》,再到《沧浪诗话》和《人间词话》等等。投射在新诗领域,就有限的视野来说,除了这两辑十位作者的大作外,无论是世纪之交出笼、戏谑中含严肃意思的“中国诗坛108将排行榜”(百晓生),还是针对同代诗人发言的《七零诗话》(秦晓宇),也同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前者为清季盛行之“点将录”体于网络时代之新变,点评毒辣;后者更是才子文章,斑斓成锦绣,视角文辞俱佳,堪称戛戛独造。胡亮兄此书,卷上内思,卷下外观,又在此二种类型之外,另开一条熔铸古今、指点中外的路径。

书中《屠龙术》的体例,介于诗学文论、札记与辞典/条目式书写之间,而更近于杂感。若说是文论,少有具体论述和展开;若云为札记,却无具体语境之依傍,只是随兴写来,兴尽而止;若说是词条体(此体裁或可追溯到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名作《哈扎尔辞典》,但那是小说;贾勤在前几年出版的《现代派文学词典》,则是辞典式批评集的典型),每则之前又不冠之以关键词,但以数字标号而已。体例上与之相近的要属臧棣的《诗道樽言》、《诗道鳟燕》系列,以及陈先发的《黑池坝笔记》,只不过这三位所关心的问题、切入的角度和行文的语气均各有区别。此体文字,介于诗与学术札记之间,比前者理性一些,复又比后者感性。它的好处在于,只言片语皆可予人以启迪,又为作者平日里的思考和灵感承担着记录的功能。它的问题则在于,因为缺少前后文的准备,这种体例的文字会对读者提出一种更为私密的要求:语境的共享和理解的会心。它们往往引起争议:步调合拍的人将之视为天籁而有知音之感,知识结构、语境和气质迥不相侔的读者,则常视此为呓语而将之打入另册。功过之间,倒也难说得紧了。它更倾向于在打磨技艺过程中获得的自我充实之感,一种书写的快慰,或罗兰·巴特所谓的“文之悦”。或许这才是作者将之命名为“屠龙术”的用意?

我对“屠龙术”的另一层理解,是更为常规的说法:世上已无龙之踪迹,故而所谓“屠龙术”,早已是务虚之术。基于这层理解,《屠龙术》或许更应该属于哲学而不是诗,它谈论得更多的,实质上是思想,而不是诗的技艺或具体内容。倘若这样来看,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此种体例之意义:它近乎哲学上的语录体,譬如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或者黎靖德集朱熹言论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当然,胡亮关心的话题和行文的气质,和朱熹、尼采这两位大哲并不相侔,我们也不必要求批评家如真正的哲人那样,参与对理念世界的建构与反思。亦有人将尼采这部极具狄奥尼索斯精神的著作,视为文艺色彩浓厚的散文诗,而《朱子语类》中也不乏读之令人如沐春风之言,所以类似于此之文章(包括胡亮《屠龙术》中的这777则杂感),我们究竟是将之视为批评、札记、诗话还是散文诗呢?然而,这种分类并不见得有那么重要,我们完全可以将《屠龙术》视为一个跨文体装置,它综合了笔记、语录、散文诗甚至思想碎片等诸多文体的特质。

列于卷下的《窥豹录》,占了本书最大的篇幅。观此命名,作者大概是取“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意思,并不烦恼于论述的周全性,而只看某个瞬间的灵犀一指。这种篇幅不长、同样近于诗话的评点式论集,与庄周(周泽雄、周实和张远山的合用笔名)出版于世纪初的《齐人物论》相仿,只是篇幅整体更长一些,并且以称美各位诗人为主,少有庄周此作中那种辛辣犀利的“酷评”——话说回来,对于汉语新诗而言,或许正应该如臧棣所提倡的那样,好的批评应该多道人之善?《窥豹录》以诗人为核心展开论断,片语点睛,高论迭见,精彩之处令人击节。从孔孚(1925-1997)、木心(1927-2011)、商禽(1930-2010)诸人,写到我之同辈、作者之同乡的诗人郑小琼(1980-),时间跨度极大,涉及诗人众多——其中有广为人知的,也有即使是内行读者、若无特殊机缘都未必熟悉的诗人,如林子(1935-)、哑默(1942-)和胡宽(1952-1995)——亦可从中窥见作者涉猎之广博与取舍之用心。篇幅和格式虽与《屠龙术》有别,却是另一种辞典/条目式书写,一如该辑原来的名目——“词条”。

相比于《屠龙术》的汗漫无涯,我对《窥豹录》中精审而细致的落实更感兴趣,因为作者的哲思、洞见和会心,在这66篇文章中得到了更为切实的体现。其中论及韩博(1973-)的部分最契我心:“流俗有多宽,才赋就有多高。才赋有多高,赌注就有多大。韩博一边永怀修辞的渴意,一边饮鸩,即便最后泪洒意义的‘废墟’,他也算得上一个傲眄流俗的试验者和探险家。”韩博近十年来的写作渐入险怪之途,固然渊源自萧开愚等人,仍属当代汉语诗中之变格,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胡亮兄却能作解人,足见眼光。其余如视柏桦为“身怀致幻术的罕见的文体家”,雅谑欧阳江河为“修辞学的老狐狸”,对姜涛以“嘟囔的仪式”来界定桑克诗风的抗辩,以及对诗人严力之诗歌史地位的重新界定,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并不知道《窥豹录》的写作背景为何,是出自于整体性的批评计划,还是具有某种在批评对象选择上的随机性、偶然性或趣味化?目前呈现出的这66篇文章,应该只是某个庞大的批评计划之“冰山一角”。

这部带有强烈个人语调的“谈艺录”得以印行,实在是一桩可喜之事。出版方及编辑委员会对“新诗话”的倡导,也可见一番苦心:在现代学术体制日趋严密、人文学科愈加社会科学化的趋势下,以这种古老的“中国文体”为标榜,整合一批同气相求的批评家和学人,推出此套丛书,可称功德无量。胡亮兄将他的这一册取名为“琉璃脆”,又另见他的一番苦心:诗道久衰而嗣响微弱,如今我辈重拾古老的“诗话”之体,接武古人之精神,而对基于现代性的汉语诗歌进行分析、评断和阐发,并不是一件易事。此事如白乐天(居易)《简简吟》中所谓,“大多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故而需要我们的格外呵护和持守。然而,琉璃岂止是脆,最终大抵也是要碎的,耶律晋卿(楚材)就在一首长诗中感慨道,彩云易消散而琉璃易碎,众生则有四相之无常,而天人终受五衰之苦。这或许能作“琉璃脆”之说的别解。不过,正因为这样,读诗谈艺才成为无常世界中我们能够把握住的一点慰藉。这种慰藉,既见诸论者对诗人的阐释,亦参证于论者与论者之间的相契:譬如我对胡亮兄此书的认同。这种情形,一如作者的乡贤陈伯玉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的那样:“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公元2016年春夏之交写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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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黄金阐释黄金

——兼论胡亮诗评的古典传统与当代意识

庞惊涛

 

胡亮当然是当下中国最优秀的诗评家之一,这一点已毋庸置疑。或许很多人要奇怪这样的一个评论中心为什么要出现在相对偏僻的遂宁?而胡亮的视野为什么又如此广阔,批评如此成熟辛辣,这和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的年龄似乎极不相侔。这不禁让我们想到200多年前他的先贤张船山先生,他和袁枚、蒋士铨、赵翼江右三家的交集,证明了这个所谓的中心论并不受限于诗人所处的地理场域;再往前,陈子昂在初唐所开创的刚健雄奇的诗风,一扫齐梁文学的绮丽颓靡,让他所处的射洪读书台成为当然的诗歌中心。他们都敏感地捕捉到了诗风流变的方向,从而在创作和评论上引领了时代风气,让自己所占位的地方成为了当然的诗歌中心。

我和胡亮先生因“钱学”(钱锺书学)结缘。在我新近的著作《钱锺书与天府学人》里,有专章论及“诗歌中心论”这个问题——当然,更多是胡亮先生本人的精妙剖析,我其实是他的诗评思想以及立场的忠实记录者——记录的目的当然是引出胡亮的精彩。

在此,我更愿意谈谈胡亮诗评的古典传统与当代意识。一方面,是因为我注意到很多诗人的诗作里有古典传统或者古典情怀,这一点,谢冕先生看得更为深刻,他认为,古典诗歌言志的古典传统流淌到了新诗身上,证明新诗的古典传统仍然得到很好的承续。另外一方面,诗评家也善于利用古典传统来阐释新诗,胡亮即是其中的代表。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情感联通,今人对过去回望,历史对当下观照,新诗抛弃了严格的格律和对仗,但在情感上跳不出古典传统这个如来手掌——反过来,古典传统也为新诗提供了异常广阔的表现舞台。诚如唐装之于西服,外在变了,里子内的肤色、毛发还是恒常,天长地久。即便中途会插进来一点西方思维,但很难形成根本性的冲击,阵脚是稳的,内心是笃定的——后者只是写诗的人和评诗的人偶尔操持的一个工具,还远远谈不上利器,诚如中国人偶尔去吃一顿西餐,目的还是在比较之后生发对本我深刻的依恋,西餐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吃食的主角。

但并非每一个诗评家都有承续古典传统的自觉性。关于这点,我其实更愿意直接引用胡亮本人对此的陈述。他在白夜酒吧所作的关于《批评如何性感》的分享上讲到他对刘勰的关注、对钟嵘的关注、对司空图的关注、对严沧浪的关注、对王国维的关注,他希望延着这条古典传统的脉象,为当下的诗评寻找坚实的基础。这种自觉性让他有用一流文字阐释一流诗作的能力——当然,有时候也不免用一流文字阐释二流诗作——这是诗人的荣幸,但还说不上是诗评家的悲哀。诗评家的悲哀在于,他在一流诗作面前根本无能阐释,或者他错误地将二三流诗作当成一流诗作来对待。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作为评论者的门庭冷落,或者自娱自乐,最后干脆成为一个笑话。至于性感这个词,我觉得是对古典传统的另类解读,所以,他的分享其实是在强调古典传统的重要性,避免那些年轻的诗评人误入歧途、或者盲人摸象、甚至助纣为虐。他为此确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黄金去阐释黄金,而不是用白银去阐释黄金,甚至用铜铁去阐释黄金。

我不善写新诗,对新诗人群体关注较少。今年9月,我在主持一份大型历史人文杂志的编务工作时,想到过要为新诗百年作一期封面策划,主题就是“从古典传统到当代意识”。我认为在一个特定阶段内的新诗反传统现象是不正常的,一味地学习西方思维可能会让适应了中餐的肠胃因为强制性的西餐主打而造成身体的不适。如果要古今中外汇通的话,我认为首要是古今的汇通,然后才是中外的汇通,中外的汇通尤其要建立在古今汇通的基础之上。诗人的写作源头如此,诗评的流向也应如此。可惜这个选题最后因为杂志的即将停刊而难产,使我们失去了一次为古典传统昭示的机会——有品的人文历史杂志在适当的时机为此喊一嗓子是它的责任,也是它的光荣。可喜的是,尽管我们失去了一次喊一嗓子的机会,但我们却发现了胡亮持续经年的高音喇叭,他不厌其烦地在他的评论里强调古典传统的意义,要求甚至直接跳到诗人的笔下,指挥他们要注重对历史和现实关系的勾挂,要注意对本土情怀、社会伦理的表达,要入世,要担当,要学传统诗词的审美趣味,要学会与李白的浪漫对话、与杜甫的民本思想对话、与苏轼的旷达对话,甚至在语言上尽量典雅。为此,他频频示范,如他评周梦蝶:“其为诗也,有旧体,亦有新体,新与旧,往往茫茫然不可辨。就人而言,就诗歌而言,就人与诗的合璧而言,周梦蝶乃寒士也、情种也、隐者也、未出家之老僧也。”此种笔调,古典传统的情怀昭然若揭。看这篇诗评,依稀能看到刘勰的影子、钟嵘的影子、司空图的影子、严羽的影子、王国维的影子,他们齐呼,胡亮隔代响应,他是他们的知音,他是他们的合体。

胡亮诗评的古典传统还体现在他对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神学、美学等综合学科的巧妙融合上,这当然和他丰富的古典旨趣以及由旨趣生发完成的深厚学养相关。尤其是心理学,让他们跨越时空,找到了一条与古典传统幽微相通的路径。在对孔孚的评论里,我们不难看到这几种学科的交叉呈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具有光学的无情,以及物理学的冰凉感。‘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主体性的移除,要说,乃使伪命题。是谁在移除谁?恰是主体性在移除主体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孔孚来说,他已经化解了这对矛盾:主体即客体,客体即主体,主与客,无在,无不在,茫茫两难辨。”

再如,对余光中的评论,更见出他深厚的传统学养:“余光中作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诗材极广,诗路极宽,风格亦摇曳生姿,或近于姜夔,或近于屈原,或近于李杜苏辛,可谓兼工各体而奄有众长。”刻骨肖像的评论中见出观尽古今的功力,而文词的铿锵起伏中自有巍然高哉的古典气象在。

难得的是,这样的古典气象居然随处可见,甚至成为他的主流风格。有时候我似乎产生了一种恍惚,误以为我在读唐代的诗评、明清的诗评。文字跳出之后,手机提示的当代世界,真让我有隔世之感。

然而,如果要将胡亮的评论限定在古典传统的固有疆域里,我们或许又犯下了一个新的错误。他显然懂得在古典传统里照顾甚至强调当代意识。这与其说是一种妥协,不如说是一种消弭,见出匠心,也见出智慧,更见出评家对时代的尊重,对个性表达的尊重,甚至是对新鲜题材的尊重。逻辑和理路架设起的评论桥梁,在他的文章下淡若无痕,但你分明感觉到它们在相互烘托,相互发力,相互作用。对诗人而言,古典传统并非挥之不去的幽魅,他不必被绑架,当然更不必是包袱。对评家而言,不必忌讳顾此失彼,他只需要操持好“转化”这个工具,古今转化,中外转化,或者口语转化,情感(情绪)转化。

《窥豹录》里,这样的转化在在可见。比如他评海子:“在海子看来,梵高,还有荷尔德林、雪莱、韩波和叶赛宁,当然还有他自己,都属于同一个序列。这个序列可称为朝霞序列、深渊圣徒序列、王子或太阳神序列、半神序列。”这是西方视野的转化,这哪里是海子看来,分明是他看来,他借海子已经不能回绝的口,为这样的转化作出说明。

比如他评尚仲敏:“是的,尚仲敏不要沼泽,只要滑雪场。口语的滑雪板,大回转,小回转,给诗人带来了各种惊叫和惊险……至人亦是常人,大我勿如小我,现实方为真实。”这是口语的转化,亦可视为胡亮诗评当代意识的自我指认,尤其是至人与常人、大我与小我、现实与真实三对关系的诗作指向,简直就是尚仲敏一个时期诗作的高度归纳。这种归纳,是评家对现实、当下的努力靠近,亦是评家在对现实、当下精准观察之后,在诗中找到了天然对应。这段文字,也集中表现了胡亮以黄金阐释黄金的诗评水平和态度。

再如他评安琪:“从漳州到北京,生活的烦忧,情感的动荡,压减了诗人在篇幅和技艺上的男性化的虚荣,却放大了其内心的女性化的敏感,以及寒彻骨髓的绝望感和迟暮感。其间写出的作品,比如《像杜拉斯一样生活》,集中展现了灵与肉的悲剧性冲突,以及戏剧性妥协,带给我们一个进退失据、苦乐无名的女性形象”。这是情绪的转化,干净、纯粹,不带任何古典色彩,有的全是当代意识,对应出的既然是女诗人的个体情感遭际,也可以是这一代敏感而痛苦的女性的集体情绪,极易引起时代共鸣。

古典传统与当代意识的弥合点在哪里呢?对于这样一组复杂而微妙的评论主体,它们并不对立,也并非矛盾。胡亮的思辨显然为周全处理提供了一种语态上的示范。再举他评安琪的文字:“就这样,安琪由庞德学院,转入杜拉斯(Margherite Duras)学院,她会不会再转入姜白石学院或杜工部学院呢?”这样的弥合,让人会意之余,不禁莞尔,也只有胡亮,才能想到这样天才而大胆但又非常精妙的组合。

遗憾的是,胡亮在诗评标题上却给自己放了一回敞马,更准确的说,是偷了一回懒,在诗人名字和生卒年表之外,他其实有足够的智慧用几个字为诗人画像,提魂的标题,在正文里不难勾出,他是怕喧宾夺主呢,还是怕助长了阅读者思想偷懒的歪风?或许,他早就想好,用黄金阐释黄金,仅仅对写诗的诗人和评诗的论家提出了标准,自然,读者的参与,也必须用黄金发现黄金。如此,三方合力,才能为这个时代呈现出一片黄金般闪耀的新诗圣地。

以此向黄金般稀缺的诗人和评家致敬,向这个时代黄金版稀缺的诗歌读者致敬。

2018年12月2日

 

(作者单位: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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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幸的批评家

胡亮

  

批评家主要有三种:时政批评家、艺术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家。在这里,笔者只愿意谈及最寂寞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家主要亦有三种:小说批评家、戏剧批评家和诗歌批评家。在这里,笔者只愿意谈及最寂寞的诗歌批评家。诗歌批评家主要亦有三种:古典诗批评家、现代诗批评家和当代诗批评家。在这里,笔者只愿意谈及最寂寞的当代诗批评家。唯有当代诗批评家,才是寂寞的立方,才最有资格成为侥幸的批评家。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必须借助某种统计学——这种统计学,毫无疑问,将是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所谓“悲哀的计算”。

笔者只是一个读者而已,却无端地相信:在中国,在当代,至少有一千个专业的批评家。他们从不缺乏所谓的批评才能,与这种才能相表里,他们也不缺乏对诗的深情和敏感,甚至不缺乏必要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与神学、艺术史与思想史修养。然而,其中九百个批评家,将在本轮计算中成为减数。他们或认为,好的批评,不如好的生活。慢慢地,批评,就质变为生活中的社交。批评(姑且仍然称为批评)的低成本,换来了社交的高回报——机会、荣誉、物质或职务的高回报。这种高回报,由期货,到现货,中间隔着小聪明、堕落和判断力的闲置。这九百个批评家(姑且仍然称为批评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百二十个批评家,在酒醒后的某个深夜里,辗转反侧,忽而失了眠。他们找出青春相册,翻了三遍,然后写出自祭文,痛哭流涕念了五遍。第二天清晨,他们发愿写出真正的批评,给匍匐在尘埃中的某位大诗人戴上桂冠。然而,门铃响了,快递来了——他们收到了“薛蟠打油诗创作一周年研讨会”的邀请函。薛蟠,也就是呆霸王,不用笔者专门介绍了吧?另外七百八十个批评家,早已没有眼泪,他们只剩下珠圆玉润的算盘——其中两把算盘,藏于两只长袖;还有一把算盘,藏于谁也找不到的隐形的抽屉。批评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又出现了上调的态势。他们举起高脚杯,彼此致意,碰出了得体的脆响。没有自祭文,只有祭文。他们把祭文——也是讽刺诗——提前送给了想要挤过独木桥的那些傻瓜。当然,前边说到的自祭文,挽的是个人的理想;这里说到的祭文或讽刺诗,挽的是——带着一丝讪笑——他人的执迷不悟。

不管怎么说,当代诗,终于还是得到了一百个批评家——这一百个批评家都是出色的批评家。他们铁了心,壮了胆,把批评作为可以献身的名山。前面就是独木桥,就是牛角尖,就是绕不开的十八座虎山。从虎山,到名山,相隔十万八千里。在这个无限辽远的地带上,当有上帝,将对这一百个批评家进行再选择。悲壮与残酷,都只是寻常风景。

是的,现在还剩下一百个批评家。其中六十个批评家,并没有足够的天赋。天赋是上帝的绣球,是罕见的、偶然的、不可预定而又难以推脱的礼物。比如,蜻蜓的复眼,可达二万八千只。再如,狗的嗅觉细胞,可达两亿两千万个。天赋是细胞,亦是麻绳。另外四十个批评家,已经被重重捆绑。对,没得选,只能从事批评呢。对他们来说,当代诗,既有二万八千幅视图,亦有两亿两千万种气味。此种分辨率,就是天赋。如果他们不做批评家,屈就平庸,转而学习腌肉、酿酒、养海狸鼠或修皮鞋,很快就会表现出非凡的笨拙。

现在还剩下四十个批评家。其中二十四个批评家,并没有合理的学养。一方面,他们精通西洋现代批评。精神分析也罢,原型批评也罢,俄国形式主义也罢,新批评也罢,读者反应理论也罢,符号学也罢,女性主义与性别政治也罢,后殖民主义也罢,都是趁手的工具,都可以用来解读中国当代诗。由此得到的成果,与其说是当代诗批评,不如说是西洋现代批评的“应用研究”。他们在讨论翟永明吗?非也,是在讨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呢。另一方面,他们熟读西洋现代诗歌。象征主义也罢,表现主义也罢,超现实主义也罢,意象主义也罢,垮掉派也罢,荒诞派也罢,语言诗也罢,后现代主义也罢,都是耀眼的榜样,都可以用来参证中国当代诗。由此得到的成果,与其说是当代诗批评,不如说是西洋现代诗歌的“影响研究”(influencestudy)。他们在讨论翟永明吗?非也,是在讨论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呢。他们是在讨论韩东吗?非也,是在讨论英国运动派诗人拉金(Philip Larkin)呢。前述应用研究和影响研究,要说,对当代诗亦颇有必要。但是呢,这样的研究,不免洒下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浓重阴影。这二十四个批评家,把燕卜荪(WilliamEmpson)的《七种复义》拜读了三遍,却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雪藏了三十年。笔者的意思已经很明朗,虽然新诗从来没有真正地诀别过中国古典诗,但是新诗批评——尤其是当代诗批评——却已经较为彻底地违弃了中国古典诗学。

现在还剩下十六个批评家。其中七个批评家,并没有强烈的批评文体学自觉。文体学自觉,这似乎只是创作者——而不是批评家——的必要前提。对于批评家来说,要紧的,乃是“问题”而非“文体”。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家,大都心安理得地持有这种令人遗憾的观点。如果借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术语,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述:出色的诗人具有更强的“言语”(parole)能力,而批评家则具有更强的“语言”(langue)能力,故而前者跳脱而后者规矩,前者抽出了新芽而后者死守着朽根。批评家挑剔着某个诗人——或某个诗文本——的角度、节奏、语调或想象力,由此写出的批评文本,在角度、节奏、语调或想象力方面却泛善可陈。他们用青铜阐释着白银,用白银阐释着黄金。这青铜,这白银,居然一点儿也不脸红。已经输了几十年,批评家呢,依然顾盼自雄。诗人不再指望批评家,就如同,黄金不再指望白银而白银不再指望青铜。什么时候,不仅是在诗人这里,而且是在批评家这里,古字、白话、口语、方言、翻译体、甚或木屑竹头才能铸为合金?什么时候,诗人和批评家,诗文本和批评文本,才能展开你追我赶的竞赛或你死我活的热恋?是的,批评不是批评家对诗人的心服口服,也不是批评文本对诗文本的毫无自知之明的单相思。两者,全身心,都要投入这场竞赛或热恋。分不出雌雄,那才叫好看呢。

现在还剩下九个批评家。其中两个批评家,并没有必需的金钱。是的,金钱,你并没有听错。与任何批评门类相比,当代诗批评——乃至研究——都是投入最多收入最少的行当,换句话说,这是亏定了的买卖。为什么这样讲呢?批评或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托公共图书馆。但是,当这两个批评家坐了三小时大巴,两小时高铁,终于走进某个公共图书馆,他们就傻眼了,坐在大理石台阶上流下了热泪。从县立图书馆,到市立图书馆,从省立图书馆,到国立图书馆,从南京大学图书馆,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或许都藏有多个版本的余光中或舒婷,舍此而外,却只藏有少得可怜的当代诗文献。像商禽的讲座视频、哑默的自印文集、北岛的海外版诗集和散文集、骆一禾的日记(哪怕是复印件)、张枣的信札、钟鸣或蒋浩主编的民刊、沈浩波私刻的色情诗集,诸如此类的文献,尤其是非正式出版物,很难见诸公共图书馆。当代诗文献,就如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曾经谈及的来自比卡内尔的圣书,“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你以为“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就可以揭开某页吗?不,对于这部无限之书来说,某页也就是无数页。这两个批评家后来得知,也许只有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院,经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先生多方采集,才藏有较为可观的中国当代诗文献。然则,大巴票,高铁票,还没地儿报销,又怎么买得起飞机票?这两个批评家,把拟好的文论大纲扔进了果皮箱。另外七个批评家,节衣缩食,呕心沥血,穷二十年之功,斥三十万之资,成八千册之藏,终于建成了一座志在当代诗文献的私立图书馆。可是,他们买不起别墅。这座私立图书馆,必将占用家里的客厅、卧室、过道甚至卫生间,为妻儿所怨,复为亲友所讥也。

现在还剩下七个批评家。其中三个批评家,并没有持久的耐心。无止境的阅读和写作,寂寞的立方,永远的零回报,“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此乃唐人李白之诗也),都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这三个批评家决定稍事休息,不再深究何以北岛羞于提及《回答》,而韩东厌于提及《有关大雁塔》。他们根据早年得来的印象,再次赞美着——或者挖苦了——《诺日朗》和《悬棺》,却无视杨炼又写出了《叙事诗》和《艳诗》,而欧阳江河又写出了《泰姬陵之泪》《凤凰》和《宿墨与量子男孩》。至于美学的少年先锋队员,虽然不断涌现,也只是引起并加固了他们的居高临下的怀疑。小孩儿呢,看看再说吧。最近,他们得到了两家出版社的答复,即便完成了书稿,恐怕也没有付梓的可能。只有自费出版,免费赠送。他们嘟囔着,“老子不干了”。这三位批评家,有的改行从事电影批评,有的改行从事水墨批评,有的移情于山水,很快就在江湖上消失了萍踪。

现在还剩下四个批评家。其中一个批评家,忽然卷入了一桩奇案。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跳进来两个贼人,剜去了他的眼睛,割掉了他的舌头,砍断了他的双手。这桩奇案,最终未能侦破。可怜的批评家,经抢救,保得了性命,却已成了不能看书、不能说话、不能写字的废人。他该怎样度过残生?像《山海经》所记载的那样,“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或是像商禽先生所写的那样,“用脚思想”?如此这般,都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呢。

天啦,现在只剩下三个批评家——三个堪称孤绝的批评家。我们的统计学,我们的“悲哀的计算”,与其说求得了最终的差,不如说仍在猜测着难以捉摸的天意。阿弥陀佛,但愿这三个批评家,关好了天然气,修好了漏船,没有被吸毒的小儿子气死,没有被打牌的老婆逼疯,没有遭到某些名流或主编的暗算,没有陷入巨大的虚无感,没有患上抑郁症、卢伽雷氏症、脑萎缩或耳原性眩晕症,更没有患上肺癌或白血病,没有被医生误诊,没有撞上从顶楼掉落的花盆,没有恰逢地震,没有受到核辐射,没有乘坐即将开下悬崖的汽车。倘若真的是这样,这三位批评家,就是侥幸的批评家。既有侥幸的批评家,亦有侥幸的诗人,两者的遇合,可望成就侥幸而伟大的批评。

2018年4月16日

 

(作者单位:四川省遂宁市文广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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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为《窥豹录》作

胡亮

 

《窥豹录》的写作,历时四五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到2016年4月,先期完成六十六篇,论及六十六位诗人,起于孔孚,讫于郑小琼,收入小书《琉璃脆》,茱萸为撰专序,已在古都西安出版。这算是初版。到2018年4月,续写完成三十五篇,并从《琉璃脆》选出六十四篇,共计九十九篇,论及九十九位诗人,起于周梦蝶,讫于郑小琼,合成小书《窥豹录》,笔者另撰代序,将在古都南京出版。这算是再版。原写的六十四篇,这次均有修订,甚或重写,故而本书亦堪称新书。书名儿叫作《窥豹录》,因沿用已久,渐成周知,便也不再另作打算。古代《点将录》,当代《谈艺录》,这两个书名儿,也有些大而无当。为了稍微弥补这种大而无当,笔者从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的名著——《现代性的五张面孔》——为此书借来个副标题:“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这算是扯虎皮做大旗。

此书论及的九十九位诗人,组成了笔者心目中的当代诗矩阵。这里论及的个别诗人,或无足够的重要性,之所以论及,当有谱系或类型等方面的考虑。尚未论及的若干诗人,或有足够的重要性,之所以尚未论及,当有相关资料不足、笔者能力不逮或研究时机不成熟等方面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矩阵并不完整,而且动荡不安,此书也就只能是——甚至永远是——宿命的半成品。

正如读者诸君之所见,在这里,笔者出示了老派的文化立场:去西方中心主义,去白话原教旨主义。此种文化立场,颇接近当年学衡派。西洋诗,古典诗,都是新诗之源。笔者想要试着证明,除了西洋现代批评,还有中国古典诗学,这两个工具,都能读解新诗。亦即所谓中学西学道术未裂,今人古人诗心相通。笔者指望新诗批评打破学科壁垒,而又不仅是既有工具的应用研究。新诗与批评工具,相互挑逗,或可获得同步的“当代性”。这才是有效的对话,这才是最堪向往的胜景。

笔者主要在两个方面——感性批评和词条式批评——强化了批评文体学自觉。先说感性批评。感性批评乃是古来的传统,及至西学东渐,理性批评却占了上风成为主流。感性批评者,作家之文也。理性批评者,学者之文也。试看今日批评界,千人一面,皆学者之文也。为此,笔者暗里发愿,要求得一种别开生面的鲜榨的感性。这种感性,如此性感,天知道,反而需要更曲折的理性呢。再说词条式批评。每篇只有一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只有一两千字。所有闪转腾挪,综合也罢,分析也罢,均不得跨出这个小房间。综合者,宏观之论也。分析者,微观之论也。两者,却不可偏废。尤其是词条式批评,更要自相矛盾地实现小角度破门。未能寸铁杀人,或可尺水兴波。这些都是云端的理想,至于笔底的现实,可能就会显得很骨感。

前述批评文体学自觉,很快,就将笔者推向了险象环生的劳动。阅读,写作,阅读,写作,九十九次,推巨石,上高山。阅读下足了功夫,写作就节省了时间。故而,笔者不惜大量阅读。其间阅读过的诗集,以百计,阅读过的诗,以千计。尽管如此,写作仍如老牛拉破车。字字斟酌,句句推敲,每天只得三五百言。甚或枯坐数小时,不得一个字,眼睁睁地虚度了韶光。记得写作《翟永明》,就曾废掉十余次开头。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写作此书期间,尤其是2017年,堪称公务猬集而私事蚁聚。八十老父七十老母多次进医院,十七八小儿即将考大学。老父老母如风烛,小儿如风筝。为人子,为人父,几乎两头不及格。种种压力,如浪如潮,让笔者识得了何谓中年。中年著述多逶迤,几度罢笔,几度咬牙,不知经历了多少彷徨。好在,有苦役,亦有快感,终于还是完成了写作计划。周梦蝶先生有言,“不久读,不苦学,不高谈,不豪饮”。笔者不唯犯了前两条,恐亦犯了后两条,来去思量,真真是无药可救了。

临到最后,还要补充几条说明。其一,顺序。九十九位诗人,均按生年排列。生年相同,则从新诗发生学角度再作斟酌。这种体例,暴露了芳龄,所以特别要向有关女诗人致歉。其二,引文。引文出自被论及的诗人,不再注明作者名。引文出自他人,随文注明作者名。为了减少繁缛,一般不再注明书名或篇名。其三,篇幅。每篇长短不等,所用文字量,或有偶然性,与被论及的诗人的重要程度全无干系。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此书不排座次,只欲较为得体地呈现当代诗的丰富性。

《窥豹录》的写作已经暂告段落,成耶,败耶,知我,罪我,笔者哪里还管得?当代诗,新诗,已经让笔者产生了审美疲劳。此后两三年,且容笔者读唐诗去也。两三年以后,希望此书能有增补的机会。由当代而现代,由中篇而长篇,由九十九张面孔而N张面孔,可望草成一部个人化的新诗接受史。

最后,笔者要感谢沈奇教授和黄小初社长——没有他们的青眼,甚至,就不会有此书的写作和出版。要感谢洛夫、商禽、管管、林子、张新泉、哑默、周伦佑、严力、梁小斌、王小龙、于坚、翟永明、柏桦、蓝马、欧阳江河、刘以林、马莉、吕德安、莫非、吉狄马加、车前子、臧棣、尚仲敏、草树、田禾、阿吾、树才、张执浩、余怒、陈先发、杨键、桑克、赵思运、安琪、蒋浩和泉子等各位师友——他们为笔者提供过各种襄助(包括接受采访或赠送资料)。《琉璃脆》出版后,八十三岁遐龄的林子老师,就曾寄来新书及近作,让笔者有机缘从容增补《林子》。要感谢李少君先生及《诗刊》、王菱女士及《星星》、荣荣女士及《文学港》、黄梵先生及《两岸诗》、哑石先生及《诗镌》、蒋浩先生及《椰城》——他们选发过此书的部分篇章。要感谢马铃薯兄弟及江苏文艺出版社——他们长期坚持出版小众的新诗读物,穷尽着版式的精致,并承担了市场的风险。还要特别感谢L同学、W博士和Z教授——他们是此书的最早的读者,最早的点评者,他们恰如其分的鼓励,正当其时的安慰,各尽其能的关切,早已让笔者五内俱铭。

2018年4月8日

 

(作者单位:四川省遂宁市文广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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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亮诗学研讨会纪要

小文  整理

 

2018年12月8-9日,胡亮诗学研讨会暨《琉璃脆》《虚掩》《窥豹录》首发式在四川省遂宁市举行。该活动由遂宁市文广新局、文联和文物局指导,成都《草堂》诗刊、四川宋瓷博物馆和遂宁市作家协会主办。

诗人、学者、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沈奇,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四川大学教授刘福春,诗人、学者、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柏桦,诗人、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及《青年作家》主编梁平,学者、四川省作协原副主席曹纪祖,诗人、作家、学者蒋蓝,诗人、学者、电影学博士、重庆大学教授暨文学系主任范倍,诗人、学者、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刘朝谦,诗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暨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诗人、作家、《草堂》执行主编熊焱,翻译家、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林克,学者、成都师范学院副教授丁瑞根,学者、四川大学副教授石羽佳,江苏文艺出版社原社长黄小初,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于奎潮(马铃薯兄弟),诗人、学者、文学博士、西华大学副教授暨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学东,诗人、学者、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副教授余旸,学者、文学博士周东升,诗人、遂宁市作家协会主席蒲小林,民间学者庞惊涛,诗人、作家、学者、北京大学博士后杨碧薇,学者、中国艺术学院硕士刘孟箬,诗人安遇、尚仲敏、阳飏、哑石、凸凹、李永才、吕历、喻言、陶春、赵晓梦、胡马、王国平、熊游坤、雪君、茶心、樱然、吴小虫、阿依卓、张杰等应邀出席。

沈奇全程主持研讨会。

沈奇受托宣读著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贺信。吴思敬说:胡亮的研讨会,由于时间冲突,我不能前来参加,请代我在会上向胡亮表示祝贺。他是新世纪以来诗歌理论界的一匹黑马,身负公务员的重担,把有限的业余时间都付与诗歌评论事业,产量高,质量好,形成了独特的评论风格,才华横溢,为人可靠,极为难得,我看好他。即颂冬日快乐。

蒲小林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说:胡亮虽然成长于遂宁本土,其诗学意义和诗学价值却众目倶瞻,他已是当代极具代表性的七〇后批评家。胡亮不学谁,不像谁,胡亮只成为他自己。在批评处于相对浮泛与沉寂的当下,胡亮诗学的脱颖,完成了仅属他个人的“旁逸斜出”。宋人叶绍翁诗云:“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也许,胡亮正是中国诗学界的这枝“红杏”。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胡亮的诗学已然或者必将受到诗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深究,而作为青年批评家,胡亮本人,也必将以其独特的文本价值、独具的诗学价值和闪耀于别具风情的字词纹理之间的光焰与理想,而在批评界当仁不让地占据应有位置。

黄小初代表《窥豹录》出版方发言。他说:我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多年,认识很多作家,参加过很多研讨会;但是认识胡亮,参加胡亮诗学研讨会,却有另外的意义。去年10月,我与胡亮相识于西昌,交换微信后,很快就读到了《窥豹录》(部分篇章),确实文采飞扬,独具慧眼,真是比诗还好看的诗论。才华横溢,又认真,这就很可怕。所以,我主动寻求与胡亮合作。此次出版的《窥豹录》,有才华,有学养,有立场,有操守,可说是一部毫无愧色的杰作,一部还没有离开就会怀念的天生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其魅力,还会越来越大。我没有能够出版胡亮的处女作,是我终生的遗憾;希望江苏文艺出版社能不断出版胡亮新著。

在研讨会上,柏桦、梁平等嘉宾作了口头发言,胡马、王学东等嘉宾提交了书面发言(或论文),范倍、陶春等嘉宾既作了口头发言又提交了书面发言(或论文)。本纪要勉强以问题为纲,以观点为目,择其要义胪列如后。

 

一、文化立场

柏桦认为:为什么胡亮式的批评那么少?因为当前中国高校论文的格式和文风,是美国式的,换句话说是美国人在教我们如何写,再推而广之,是西方人在教我们如何说。西方是我们心中永恒的优先的他者,说得通俗一点:西方是我们的“万世师表”。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有着“双重焦虑”,亦即“典范焦虑”和“迟到焦虑”。西方式论文是我们的典范,对他们制定的规则,我们只有遵守和模仿,而且永远是亦步亦趋,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自行说话的能力。这正是曹顺庆教授曾经说过的“失语症”——在西方人面前,我们变成了“沉默的他者”。可否将《管锥编》作为汉语写作的规则呢?可否置疑鲁迅所说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呢?为什么必须是西方,必须是美国?可否将《管锥编》作为论文的规则?为了治疗前面谈及的“失语症”,为了从“西方标准”的围城中突围,胡亮式的诗性论文和随笔写作已然出现。胡亮游刃在中西之间,既要突破西方规则,又要承续中华古典精神。这似乎是个悖论,但是胡亮就是要在悖论里面求得生存。亦中亦西,中西合璧,诗话与文论兼济,这种颇有自我设计的、方向感很明确的写作策略,令我十分赞赏。总之,我很认同这种“胡亮式”的写作范式。丁瑞根认为:胡亮对这种内在的焦虑,内在的紧张,还表现得不够。但是他的文论特征,“不规范”,已经构成对文牍主义的故意冒犯。我们能够接受诗的“不规范”,何以不能接受批评的“不规范”?余旸认为:当代诗批评如果试图摆脱其专业领域限制,进而升进为一种高级的文化批评的话,它必须能够在“通古”的前提下朝向更为丰瞻、充满了各种创造力与可能性的未来。胡亮明确地宣示自己的老派立场,亦即“去西方中心主义”,“去白话原教旨主义”。我自己做不到;但是又不免有些困惑:好的当代诗批评,是不是应该突破这种二元论思维呢?胡亮回应:“去西方中心主义”,不是“去西方”;“去白话原教旨主义”,也不是“去白话”。二元论思维是“革命”的产物和后遗症,以此作为“文化批评”的前提,当然就会得到站不住脚的观点。凸凹认为:西方诗学,东方诗学,现代诗学,古典诗学,这四个维度确立了胡亮的思想坐标和写作立场。陶春认为:要清晰而准确地认知胡亮的文化立场,必须读其《大江健三郎书店》,“中国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传统都应该是开放的传统,只有两者的不断互动,才能共同臻于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境界。在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批评方面,黄色时代(复古)早已式微,蓝色时代(崇洋)尚未消颓,接下来,我愿意参与建设一个中西古今相会通的绿色时代。”

 

二、汉语和文体学自觉

沈奇认为:我与胡亮相识十年,结下忘年之交,基于我们对“文章千古事”的共同体认。恰是“文章”,而非“西方思维”,乃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我当初读到胡亮,很吃惊,似乎这家伙在代表我说话。我们都认为,现代汉语,乃是“汉语的废墟”,已经降解为“一种外语”,具有浓重的“声音的阴影”。胡亮却能不困于这种“外语”和“阴影”。现在是该提出这个问题了:何以学院派如此纠结,而胡亮如此潇洒?我早就认为,并经由胡亮得到再证:文章,情怀,有时候比立场还重要。“文质彬彬”,“文”在前,“质”在后啊,——我们可曾深思过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成语?柏桦认为:我想借胡亮抛出一个问题:写作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说到底,语言最重要。写作的语言,批评的语言,需要很多人去努力试验。胡亮是这个试验中的一环,有意思的一环,他已经形成了“杂于一”的学术随笔式的批评风格。有科学,也有诗性,两者实现了巧妙的融合。这个意义,不可小觑。马铃薯兄弟认为:胡亮的文体,在学理之外,还有文理和情理。他的文字之美扑面而来,有思想,有激情,又能节制,可谓从容自信驾轻就熟。胡马认为:《窥豹录》写得飘逸、灵动、活泼、佻达,充分体现了“汉语之美”,处处闪现着思想的火花和闪电。褒扬处,字字珠玑,神采飞扬。针砭时,一语中的,深入骨髓。全书真力弥满,机锋百出,充满言外之意,意外之味,读来妙趣横生不忍释卷。梁平认为:《窥豹录》所收都是小文章,拿去学院,可能都不算成果,但是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像有些大块文章,是近亲繁殖的结果。胡亮的确写出了不一样的批评,“怪怪的”,有自己的鲜明,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语言,——姑且不论是否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胡亮的“自由书写”和“文体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李敬泽先生、谢有顺先生的跟进。丁瑞根认为:胡亮的批评,近年来出现了“豹变”。“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然则,胡亮何以成为胡亮?我认为,就在于“以诗心解诗”。他的批评,进入了被批评者的创作过程,因而是一种“代入式的批评”。胡亮以诗心进入文本,以审美体验,取代理性判断,造成了批评文体上的巨大差别。胡亮在“必须在场”和“必须缺席”中游刃,小中见大,举轻若重(当然也能举重若轻),填补空白,开启文风,已经在新诗批评中占有一席之地。余旸认为:胡亮主要在两个方面——“感性批评”和“词条式批评”——强化其批评文体学自觉。我特别羡慕同时也非常敬佩胡亮所具备的批评文体学自觉,以这样一种诗话随笔的方式,苦心孤诣地接续上他所理解认同的古典诗学批评。曹纪祖认为:胡亮既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又受到古典文论的点染,将两者结合得很好,既有现代思维,又有古文笔调。给诗以诗意的解读,是一种“再创作”。在冗长、沉闷、庸常与学究的风气中,胡亮的随笔式批评显现了“文体之新”。熊焱认为:胡亮开创了一种文风,准确,鲜活,乃是有温度的写作。凸凹认为:胡亮的一大批诗学随笔,文法孤茕,文式醒目,文格高成,文字精妙,独步于江湖,收获了文体革命与文体创生的赫然成功。邓翔认为:批评与写作,应该互动。在中国,很长时期,批评都落后于写作。胡亮的出现可望促进批评与写作的互动。当然,胡亮还应更加紧密地关注新诗的先锋性。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胡亮的文体。这些方面,也许就是胡亮的“边际贡献”(contribution margin)。批评的至高境界,还是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我曾经在剑桥大学参加过他的研讨会。布罗茨基?对胡亮要求是太高了。但是,我相信,胡亮还会做更多的工作,有更大的贡献。

 

三、随笔、断片与跨文体

蒋蓝认为:我注意到一个问题,胡亮很看重其“随笔作家”的身份,《窥豹录》也正是典型的随笔式批评。“随笔”是一种很伟大的文体。随笔能郁积,能穿透,能突然。随笔不是茶余饭后,也不是抽烟喝酒。随笔以外,还有“断片”(断片也是随笔),我注意到胡亮的《屠龙术》(今天大家较少谈到胡亮的《屠龙术》)就采用了这种形式。在《冷记忆》中,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说过,“断片式的文字其实就是民主的文字。”在《一个随笔主义者的世界观》中,我也曾说过,“断片是古希腊以降的演绎思想的最佳的文体。”断片是另一种伟大的文体。随笔和断片要大于和高于散文。鲁迅的文体,比如《热风》,就来自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断片示范。胡亮的断片式写作,体现了一个诗人非常独到的叙事功能,诗学话语迈向了诗性随笔的大河景观。专业的狭隘的诗学批评,扩展为人生意义上的诗性批评。李健吾,朱大可,耿占春,都能够如此。随笔和断片,不是论文,不是散文,其伟大力量,很多人还不理解,他们更愿意自陷于文学性的散文式的喧嚣。但是,胡亮一直在努力,他必将以随笔的方式展示自己。我个人认为,随笔写作,要变乱散文的节奏,要摇曳多姿,要鱼龙幻象,要静水流深,要在五百个字以内出现至少一个“突然”,要造成“歧义”,要有“变数”,要更厉害更凶险。胡亮已有很深体悟,期待他做得更加漂亮。胡亮回应:这些见解,深获我心。最近读到树才老友翻译的《齐奥朗访谈录》,齐奥朗(EmileMichel Cioran)有说,“只有当哲学是碎片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以爆炸的形式”,“所有系统(哲学)都是专断的,而碎片化思想保持自由”,这些观点,极其深刻,可以呼应蒋蓝兄的“断片诗学”。杨碧薇认为:《窥豹录》采用了札记的形式,是札记的“形”,却有学术的“体”。札记的局限性,在胡亮这里,已经得到了克服,并进而实现了自足性。由《窥豹录》的风格,可以联想到桑塔格 (Susan Sontag)的《反对阐释》。安遇认为:茱萸对《屠龙术》有点微词,“缺少前后文的准备”,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未知为神”,四个字,足矣,妙就妙在“缺少前后文的准备”。我个人认为,《屠龙术》是胡亮最具“原创性”的作品。尚仲敏认为:胡亮一直坚守民间和先锋的立场,启动了全新的写法,故而能在批评界抢占先机。《虚掩》像侦探小说,《窥豹录》像科普读物。胡亮是批评界的改革派,将给批评尤其是新诗批评带来很大的贡献。喻言认为:胡亮的确善用小说笔法。王国平认为:胡亮的写作,是“跨文体写作”,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沈奇认为:胡亮的写作是“有文体的跨文体写作”。 

 

四、感性批评

柏桦认为:胡亮的“感性批评”,文采斐然,很好看,应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娱乐一个思想”(entertain an idea),也应了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的“文之悦”(Le Piaisir dutexte)。其实,“entertainan idea”可以直接译为“娱思”,用以指认一种充满官能之美的邀请式的让人欢呼的写作,“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式的写作,具有“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范倍认为:胡亮的文字好看,也许还好吃,当然肯定好玩。他让我想起博尔赫斯(JorgesLuis Borges)的“迷宫”,处处都是令人惴惴不安的靡丽的智慧;也让我想起隋炀帝的“迷楼”,处处散布了令人流连忘返的奇异的美。杨碧薇认为:胡亮的批评是肉感的,有呼吸的,甚至是有“指纹”的,读来有一种难得的鲜活之感,可谓“性感批评”。哑石认为:胡亮很注重炼字,炼句,文章好看,好吃:这是“情色主义者”的明显特征。因而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情色意味的批评家。阳飏认为:阅读胡亮的《窥豹录》,我想打个比喻:我们去买“菜”,最后居然买到了“美食”。胡亮直接避免了“生”和“隔”。他的文字如此灵动,具有迷惑的力量,具有不分东西南北的混杂,让人读罢即有大快朵颐之感。在文字麻木的时代,胡亮的感性批评尤为难得。曹纪祖认为:他的文字比较“野”,却有“浸润之美”和“刺激之美”。张杰认为:胡亮写得很高级,文字精灵古怪,是用黄金在阐释黄金。他写任何对象,都要与之竞赛,与之热恋,又能在营养的摄入和输出之间实现快速的平衡。尚仲敏认为:与那些学院派不同,胡亮写得很诚实,很犀利,很直接,很风流,夹杂了顽皮和调侃,可读性很强,乃是典型的“小语种写作”。邓翔认为:《窥豹录》单刀直入,庖丁解牛,“直觉”和“角度”都很好。比如《陈东东》就写得很有意思,说陈东东的决定性因素,乃是两个海(“爱琴海”和“东海”),和两个上海(“玻璃”的上海和“传奇”的上海)。《顾城》也是佳例。丁瑞根认为:胡亮的角度很刁,写得分外妖娆。《梁小斌》可称佳例。刘朝谦认为:胡亮最让我震惊的,还是寓于感性批评中的那种“灵性”。很多学院派,已经丧失了感性的能力。喻言认为:胡亮写得灵动风流,又很幽默,可谓独树一帜。但是,胡亮成不了榜样。他的才气不可复制,他的方法论不可推广,他的批评文本也没有在其他批评家笔下“重现”的可能。胡亮回应:感性批评,是我的小招牌。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再到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现代西方文论已经实现了“感性转向”。这个“感性转向”几乎可以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相提并论。我的小招牌,响应了某种大潮流亦未可知。

 

五、细节、肖像与评传

杨碧薇认为:我对胡亮的“评传写作”印象深刻,从最早读到的《诗人之死》,到后来在《虚掩》中读到的《孙静轩》《“且去填词”——读<纪弦回忆录>》《“隐身女诗人”考——关于若干海子诗的传记式批评》,我都能看出评传的特征。评传写作并非易事,“评”和“传”,既要考验抓取的功夫,又要考验叙事的能力。萧红评传那么多,何以唯有葛浩文能脱颖?胡亮的评传写作可谓举重若轻,能够用最简单、最轻松的话,解决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迅速揭开某些晦涩作品的“谜底”。写得既古典,又能回应西方评传写作的经典。凸凹认为:胡亮对中国新诗及其个案,作出了令人兴奋不己的考古式查索和田野考察式勘掘。林克认为:《窥豹录》写到九十九位诗人,每篇都可以视为诗人小传或诗人评传。杨碧薇认为:《窥豹录》每篇“选点”都很独特,胡亮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总能发掘模特身上的闪光点,他用“镜头”记录它们,并充分结合了胡亮式的理解。在胡亮这里,批评正如独一的镜头,来自个人认知,而非其所面临的某种语境。周东升认为:《窥豹录》 描写了诗人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单调的“肖像”。王国平认为:胡亮很重视“细节”的力量。喻言认为:《窥豹录》密布着精彩的细节:既有诗歌的关键细节,还有诗人和历史的关键细节。

 

六、开放式(召唤式)结构

杨碧薇认为:胡亮的批评有“结论”,也有“反结论”。他对研究对象宁可发问,也不轻易下结论。他所剪开的所有“文口”,都处于张开的状态。这是一种对话式的批评、综合式的批评,内含极大的“对话空间”。丁瑞根认为:胡亮经常给出一种“召唤式结构”,邀请读者展开共同判断,试图在语义以外去建构语义。这样的批评,像椅子,像甘泉,让你坐,让你喝。文本,文本读者,批评文本,批评文本读者,可以形成多方互动。沈奇认为:这就应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名言:“批评不仅是阐释,更重要的是生产新的意义。”

 

七、文本中心主义

丁瑞根认为:胡亮是一个“文本中心主义者”,其批评,颇得美国新批评的“细读”(close reading)之长。梁平认为:即便是非常优秀的批评家,很多都还在反复炒作八十年代的一批文本。胡亮却长期坚持用心细读文本,并跟进关照最新最年轻的文本,下了大功夫,其对诗人的把握,对诗坛的呈现,才来得更有力更有价值。曹纪祖认为:胡亮对所论及诗人及其作品吃得很透,《窥豹录》每篇,文字很少,却已做到游刃有余。但是对张新泉的“通透”,尚仲敏的“机智”,似有未能尽意之憾。尚仲敏认为:胡亮的阅读量很大,这让他的批评显得既客观,又宽宏大量。写诗要偏执,要极端,评诗却必须具备包容性,尊重丰富性。沈奇认为:好的作者,必定是好的读者。好的老师,必定是好的学生。胡亮就是这样,他一定会更成熟更饱满。

 

八、问题意识

余旸认为:出于对胡亮在这三部书里展露出来的惊人才华,我就禁不住想从我自己理解的当代诗批评的角度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阅读《窥豹录》的过程中,为其语言表述心醉神迷之余,同时还有一些隐隐的疑惑。按照我对批评的理解,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前批评所处的位置。我个人对臧棣的很多观点颇不认同,但是接受他对当代诗的基本判断,就是迄今仍处于“未完成”的形态。与此相应,当代诗的批评,也处于“未完成”的形态。在这样一种路上状态中,批评的重心并不表现在对诗歌风格的鉴赏,也不表现在对文体的探求,而要将当代诗的写作,放置在变动不居的现实、政治、社会的进程与现场,并在深入历史的过程中敞开文学的问题意识,从而呈现新诗的无穷远景与隐藏在当下的危机。所以,我激赏胡亮的抱负,但又不同意将当代诗批评模糊地指斥为西洋现代诗歌的“影响研究”。当我以这样一种带有较为强烈的个人偏见之眼打量胡亮的诗人论时,非常有意思,我也看到他其实对此已有自觉。他说:“每篇只有一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只有一两千字。所有闪转腾挪,综合也罢,分析也罢,均不得跨出这个小房间。综合者,宏观之论也。分析者,微观之论也;两者,却不可偏废。尤其是词条式批评,更要自相矛盾地实现小角度破门。未能寸铁杀人,或可尺水兴波。”仔细阅读,可以感觉到他寓评于叙,精简的笔墨中,隐含着得体的立场与有分寸的态度。比如他对黄灿然的点评,对郑小琼的点评,一言破局,含蓄而尖锐,既有个人判断,又富含人情味。《窥豹录》全书压卷之句,“干卿底事”,正话反说,颇有未尽之意。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优异的当代诗批评,可能恰好要从胡亮戛然而止的地方重新开始起步:我们需要更强的问题意识。哑石认为:希望胡亮在中西古今之间,不要急于做选择下结论,要有更多的问题意识并得出个人的见解。王学东认为:对我个人的评论事业来说,胡亮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重要学者。近几年,在持续主编《元写作》之外,他连续出版了《阐释之雪》《琉璃脆》《虚掩》和《窥豹录》。其阅读强度之大,范围之广,展现出一种全面透视当代诗的野心。其批评实践溢出了学院派的写作模式,以批评者主体汹涌的直率与真诚,融汇激情,直抵繁复而空灵的魂魄,彰显出傲然的风骨与幽邃的诗性。在体系化、理论化、程式化的当代诗学研究中,在我们无法“存在”的困境之中,我期待他更为厚重的“思”,为当代诗学建构走出一条具有平衡之力的开阔之路。熊焱认为:在思想独立性方面,胡亮或可进一步加强。胡亮回应:有问题意识的批评较多,有文体意识的批评家较少。如果两者不能得兼,我会舍问题而取文体。按照我的偏见,文体是个很大——有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沈奇回应:胡亮是一种苦心孤诣的弥补,而不是否定高屋建瓴的、体系化的批评。各自在各自的区域,做各自的贡献。恰如奥威尔(Orwell George)所言,“每个字都是我们逃向自由的小路。”范倍认为:胡亮写过关于新诗现代性的札记,确确实实,现代性蕴含了一种必须的反身性。我们写作,同时,得为我们写作的意义进行必须的辩护。正如胡亮所言,“你是谁,为了谁”,你必须作答。我们为“主体性”发愁,也为“主体间性”发愁,这正是当代诗写作和批评所面对的现代性处境。胡亮以一种关于当代诗写作的写作,一种具有强大行动力的批评,一种深谙现代性之渊薮的实践,反抗甚至打破另一种现代性,也就是以科层化和制度化为表征的现代性的“玻璃铠甲”。他为我们,不,应该是为我,树立了一个特别的榜样。王国平认为:胡亮的诗学随笔,除了对新诗,还有对人类本身的追问。刘朝谦认为:胡亮也能够暗通学院派,比如他写《翟永明》,有谈及翟的“男性或英雄主义纹理”,就暗合了女权主义中的“性别紊乱”理论。周东升认为:胡亮与学院派的相异性,不会大于他们之间的相似度。胡亮有科学精神,也有历史意识,其论述建立于大量的文献基础。他并非依靠体悟或冥想,在骨子里,就是一个学院派。

 

九、南方性与蜀学传统

蒋蓝认为:胡亮是蜀中当代诗批评的“伟岸式呈现”。在谈胡亮以前,我想先谈扬雄。扬雄在汉代就想到一个问题,并呈现出一种野心:《周易》和《论语》,无关西蜀,于是发奋另著《太玄》和《法言》,用以抵抗北方文化的进攻。可以这样说,扬雄开启了蜀文化的谱系:这是“怪才”的谱系,“百科全书式人物”的谱系。这个谱系,不是在某个领域,而是多向度地显示了光芒。郭沫若、李劼人都属于这个谱系;胡亮也属于这个谱系,他也是一个怪才,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胡亮的写作,具有某种“南方性”,确实呈现为对北方文化的抵抗。其《可能的七里靴》,谈敬隐渔,也正是在弘扬“蜀学传统”。刘朝谦回应:《太玄》和《法言》,其实是在分别仿写《周易》和《论语》。凸凹认为:胡亮颇有蜀人的急智,怪异而陡峭,潮湿而飘逸,诡谲而神秘。其浓茂的故乡情怀,除了所编诗刊《元写作》(已出版八卷),所编诗选《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还将集中展现于正在写作的专著《涪江与唐诗五家》:该书谈陈子昂,谈李白,谈杜甫,谈贾岛,谈李商隐,谈他们的蜀中诗,也存了这样的心意。胡马认为:欧阳江河与胡亮,同为蜀人,但是《窥豹录》删繁就简,直指人心,与欧阳江河的“过度阐释”,构成了截然相异的景观。沈奇认为:蜀人都不愿意做“类的平均数”。前边有钟鸣、柏桦、欧阳江河和敬文东,现在呢,轮到了胡亮。他们都不是“类的平均数”。余旸认为:对置身其中的地域文化,我自己较为迟钝。对我来说,传统如同白纸,我为此深感沮丧。我在博士毕业以前,一直游学北方,长期接受北方诗和北方风土的影响。我却也很私爱巴蜀当代诗和当代诗批评,在传统诗的现代转化中,除了少数例外,较有成就的诗人及批评家几乎都与巴蜀之地有着莫大关联。他们(包括胡亮)的诗与批评中的传统,非常迷人,但又始终让我感到有些隔阂。

 

十、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型

刘朝谦认为:我的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主持过一个课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我认为这个课题或已失败,钱理群先生也认为是个错误。但是,这条路值得去冒险。胡亮在尝试,是一位“先行者”。他自称“老派”,自言贴近“学衡派”。他写《顾城》,就用了《庄子》的“混沌说”。拙著《技术与诗》,也曾借以论及“技生神死的原罪”。我的理解有所不同:庄子的混沌说,重在抹去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由“混沌”到“倏忽”,就到了胡亮说的“必死”。余英时说庄子是“反智主义”,其实不是,庄子不是“反智主义”,而是“弃智主义”。有智,不用。很有可能,胡亮受了余英时的一些影响。用混沌说,来谈早期顾城,就冒了一个风险。混沌是“无言”,而诗是“有言”。使用古典诗学工具,要顾及其在古代话语中的整体性,以及使用过程中的自洽性。胡亮回应:《技术与诗》,颇有高论与奥义,待我慢慢拜读深思。我用混沌说,是受了顾城某篇文章的明示。我恰好正是在谈整个儿的顾城——而不仅是“早期顾城”——如何一步步抹去了主体性。“必死”以后,复归“无言”。古典诗学工具不应是“眼前之金屑”,而应是“水中之盐味”。看不见盐粒,喝得到咸味:这个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胡马认为:《窥豹录》采用了诗话的体裁,当然其来有自,比如《诗品》《沧浪诗话》《苕溪渔隐丛话》《随园诗话》或《人间词话》。胡亮用这种体裁对当代诗展开批评,丝毫不惧现代语境下的种种障碍和隔阂,真可谓艺高人胆大,快刀斩乱麻,让读者痛快淋漓直呼快哉。喻言认为:胡亮的文体,有其传承,并非全新。比如,司空图或欧阳修的诗话。虽然采用了传统的文本方式,但又并不拒斥先锋的思维方式。传承以外,又有开创,这就很难得。胡亮从中国传统中,找到了一条路径,或者说唤回了一条路径。这就是开创。陶春认为:“诗话”这一古老文体,因胡亮献祭般的创造性书写、投入、拓展与激活,而绽放出崭新的活力与迷人光彩。从《屠龙术》,到《窥豹录》,惜墨如金,言无虚发,兼具叶燮《原诗》所谓“才”“胆”“识”“力”,可视为胡亮续脉或重构诗话传统的成功践行,更是中国当代诗批评的重要成果。

 

十一、钱钟书作为影响源

庞惊涛认为:胡亮堪称钱锺书的隔代弟子。何以见得呢?胡亮曾耽读钱锺书达数年之久,两者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比如学术立场,行文方式,历史学和考据学功夫,对各种学科的综合运用。钱锺书《谈艺录》自序讲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胡亮《窥豹录》后记则讲到,“中学西学,道术未裂;今人古人,诗心相通。”我已经看到,胡亮将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古典、口语与雅语,做了有意思的“嫁接”。胡亮的天才、眼界和学养成全了这个“嫁接”(也就是钱锺书讲的“骑驿”)。我最近出版的小书,《钱锺书与天府学人》,专章讨论了胡亮。我认为:如果说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是中国传统诗话集大成之作,那么胡亮的《窥豹录》可以看成是运用《谈艺录》的评骘方法,对中国新诗及其代表性诗人进行综合评议的开端之作。而且,胡亮的《窥豹录》,本来就蕴含了向《谈艺录》致敬的深意。张杰认为:钱锺书是学院派,还是非学院派?胡亮也是这般的难以归类。胡亮回应:我于钱锺书,“如蚁观山丘”,——这是学衡派吴宓的诗句。

 

十二、野蛮生长

丁瑞根认为:胡亮待在相对边缘化的遂宁,却有如此成绩,乃是“野蛮生长”的结果。沈奇认为:胡亮实现了“边缘崛起”,并已经获得了与中心对话的资格。梁平认为:胡亮没有待在成都,也没有待在首都,而待在遂宁,但是一直待在中国新诗的现场。他连续不断推出成果,对他自己来说,是个必然,对全省和全国来说,却是个很大的偶然。《琉璃脆》《虚掩》和《窥豹录》,是对中国当代诗批评的巨大贡献。刘朝谦认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方言才是家园。”我是遂宁人,很想说遂宁话,却说了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普通话具有“非家园”的特征。这个也是个悖谬。昔日遂宁“穷凶极恶”,今日遂宁已然是风情万种。但是,遂宁仍然是文化和文学的孤岛。胡亮孤军奋战,在日常生活中,恐怕很难找到对话的对手。这是一个局限性。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祝福胡亮。希望能够真正建立起“胡亮诗学”,从而成为一个中国的胡亮,乃至一个世界的胡亮。

 

十三、性格、原则与态度

尚仲敏认为:胡亮表面上很谦恭,很低调,但是骨子里很孤傲。他有一颗高贵的心,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他选择研究对象,认诗不认人,绝对没有情面可讲。我曾经写过一些不该写的评论,这些评论,成了我一生的污点。胡亮不会这样做,会走得更远更高,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刘福春、杨碧薇认为:《窥豹录》对论述对象的选择,十分慎重而严谨。对胡亮来说,放弃某些对象,也变得似乎极其艰难。比如,他最终放弃论述某位老先生,这个决定,却是以用一周时间来深入阅读这位老先生作为前提。马铃薯兄弟认为:胡亮非常严谨,能够坚持自我。《窥豹录》的选人选诗,给出了正当性,避免了随意性。尤其是台湾部分,非常有想法,有见识,堪称公允稳妥。全书具有诗歌史的着眼和用心,大致可以看出当代两岸诗歌史的主线索。沈奇回应:台湾部分,还应该关注大荒。沈奇、喻言、凸凹认为:《窥豹录》还可酌减人选。蒋蓝回应:在论述对象的选择上,我们最好不要干涉胡亮。凸凹认为:胡亮对诗人和文本的选择,无疑是孤傲的、偏执的、我行我素的,完全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他只遵从内心的道德,制定个人化的谱系。他不认可的诗人,即便是老朋友,即便是青花郎待候,他也绝对不会为写一个字。王国平认为:胡亮征引诗句也很节制。熊焱认为:胡亮严谨而真诚,从不随波逐流,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陶春认为:胡亮超然于“炼字如煮茶”,正是一位罕见的独行侠或苦行僧。

 

十四、读者设定与接受可能

刘朝谦认为:《窥豹录》的“隐形读者”是谁?我认为,是小众,是诗人,甚至是专业诗人。有时候,胡亮甚至就是为胡亮而写,在写出某个诗人的同时,还写出了更重要的“在场的自我”(亦即“胡亮”)。《窥豹录》的副标题,“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已将读者设定为普通读者,这就与我的感受和理解形成了悖论。建议在续写该书时,能有更加周密的考虑,可以面向对当代诗知之不多的普通读者。杨碧薇认为:胡亮已经打破了——并不断打破着——我们的阅读期待(隐含期待)。因而,对胡亮的阅读,就是一种有趣的“双重阅读”甚至“多重阅读”。范倍认为:胡亮以其令人舒爽的脾性,以及迷人的充满智慧的写作,所蕴藏的强大的召唤力,构建了此时此刻这个迷人的场景,使得我们能够面对面而坐,视线交错,心声碰撞,企图揭开胡亮兄的写作之“谜”和存在之“迷”,去发现隐匿在文字的多重面孔之后的那股别有风味的精神源流。胡亮通过他的写作,我们通过对胡亮的阅读,此时此刻,共同构建了一个魏尔伦(Paul Verlaine)所说的“诗人共和国”,一个沉迷于诗之美的“临时共同体”,也举行了一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行为艺术展演”。

 

十五、结语

沈奇如是总结本次研讨会及胡亮诗学关键词:文人风骨,诗家情怀;民间立场,独立视角;现代理路,古典气质;通合再造,秀出班行。最后又说:胡亮因遂宁而宁,遂宁因胡亮而亮。

应邀因故未能与会,但已表达贺意,除了吴思敬教授,还有以下十余位嘉宾: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新泉,诗人、学者、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诗人、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欧阳江河,学者、作家出版社高级编审唐晓渡,诗人、《诗刊》主编李少君,学者、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及四川大学教授李怡,学者、厦门城市学院教授陈仲义,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先发,诗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臧棣,作家、学者、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诗人、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向以鲜,学者、文学博士、中国作协研究员霍俊明,学者、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教授卢桢。                                        

2018年12月16日

 

(作者单位:四川省遂宁市文广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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