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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陈弘:我的“诗路哗语”

时间:2019-06-21     作者:陈弘   阅读


诗人简介:陈弘,笔名独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国家三级导演。1971年开始发表文艺作品,已创作发表300多万字文学作品,正式出版中篇小说选《咋就看不透》、影视作品选《云山迷雾》等多部小说、散文随笔、影视文学、评论等著作。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小说选刊》、《中国剧本》、《电影艺术》、《菲华文学》、《福建文学》、《厦门文学》、《泉州文学》等国内外几十种报刊,并多次获全国、省、市级文艺奖。曾获首届“全国戏剧文化奖”金奖;“中国作家创作笔会”全国一等奖;担任第一编剧兼文学顾问的电影《擎天画卷》在全国院线上映,并获“海南电影节”最佳动作片奖。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电影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电视艺术家协会、音乐文学学会会员。




我的“诗路哗语”


上世纪80年代,鬼使神差地,我跟一群年轻的准诗人恋上了那个时代的新诗狂潮。其实,之前我并不写现代诗,只写歌词和格律诗(70年代曾狂写很多四句式的革命诗,几乎没有一首成活),较多的是舞台剧本、散文,还写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和两部电视剧本。要说被裹挟进这一诗潮之中的原因,一是我的文学创作虽然走过了十几年但还没有进入专注的阶段,见什么新潮就附庸时尚,很想也能跻身其中;二是感觉我的年龄应该降个三五岁奋进时代的前卫,而不应该升个三五岁墨守原先的追求。于是,我无怨无悔地自觉投身于这股方兴未艾的年轻潮流。


怎么写呢?唯一的捷径就是读别人的作品,特别是有代表性的佳作。我搜来了舒婷、北岛、顾城等名家名作,就近攫取郑其岳、王南斌等新锐诗人刚出炉的新作,拼命地生吞活剥咀嚼吞咽一肚子后,随即大胆提笔狠狠地插入从未涉足的文学新领域。


刚涂了几行,突然发现在认知上我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认为“新诗”是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从“朦胧诗”出现之后才开始流行;殊不知以前多次阅读过的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等等名家的诗作早已是“新诗”了,而我一直把它们叫做“白话诗”!这么简单的基础概念我却如此惘闻,就像对很多“地球人都知道”的“潜规则”我却孤陋寡闻一样。很不应该。惶恐之中将插入的笔悄悄地拔了出来,静下心来再好好地从头“阅”。于是我又回到六七十年前先驱者的佳作里感受当年的脉搏,竭力排除先前固有的理解印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与当下锐利前卫的新诗作比较,越读越觉得有意思。就这样沉淀了一段时间,当自我感觉有点良好之际,才揣着混入其中的“门票”既雄心勃勃又小心翼翼地跨进去。


七划八划犹如邯郸学步乱涂了不少“新诗”,又发觉错了。我只想着模仿和靠近,不知不觉把十几年来奉为圭臬的“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给忽略了。形式与手法固然重要,内容和思想才是新诗的灵魂。光去裹了个躯壳没有用,还是老老实实去体验自己的真切感受,再寻找新诗的表现形式来“发泄”,才有望成其为“新诗”。就这样轰轰烈烈了三两年,写了不少,但总觉得不像是“新诗”,自觉不是写新诗的料,遂自知之明抽身引退出这段“诗路哗语”,不再“哗”了。著名文学评论家、老领导洪辉煌先生1995年为我的书作序时曾这样评价我的诗:“他兴趣较广泛,写过诗,数量不多,偏向小格局,意象和感觉的捕捉还较新颖,时有佳句,但叙写和抒情欠缺饱满和酣畅。”切中要害!


时隔30多年,晒几首当年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哗语”,抑或自作多情。


2019年6月18日于独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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