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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金莲的长篇小说《孤独树》

时间:2019-08-19     作者:马明高   阅读


作者简介:马明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全国性文学报刊发表有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六百余万字。出版著作20余部,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全国优秀电视艺术节目一等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山西省文艺理论评论奖和赵树理文学奖等10多个奖项。


与时代及现实的互动

——读马金莲的长篇小说《孤独树》

马明高


1

 

他狂奔在小县城的大街上……

这个从僻远的小山窝里跑出来的十五岁的小男孩,从小跟着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长大。他的年轻的父母不知道在哪个遥远的大城市打工,而且已经离异。他这是第一次逃出大山来到县城。他站在县城第一中学的大门口,突然觉得对自己逃跑的行为有些后悔。因为“西县第一中学”这六个金黄色的大字,正在向他“煊赫”、向他“召唤”:“快来考这所学校,这是全县最好的学校,考进这里的娃娃都是厉害娃娃,以后才有希望考大学,才有希望过上好日子,才有希望一辈子不做农民不打工……”(《花城》2019年第3期,第99页)但是,他进不去,他没有准考证,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有几个考区分布县城的几个中学。所以,他只能在大街上狂奔,去寻找自己所在的考点。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能够突然站在他的面前说,这是你的准考证,快跟我们进去考试。但是没有。县城所有考区外面站着的家长、老师、学生和保安的热情和亲切,都冷漠而无情地与他无关。“这里没有他的亲人,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像幽魂一样飘荡。人群里的热闹,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多制造出的热闹,也似乎再也不能温暖他的心,给不了他渴望的那种东西。”(同上,第101页)绝望中的他,突然想去大城市寻找自己的父母。但是,他走不出去,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他只能透过窗玻璃擦出的那一小片清亮上,看见黑压压的脑袋,排着长长的队,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爬上火车,奔向要去的地方。绝望的他,只能“变成一棵树”,“像窝窝梁崖背上的那棵柳树,风霜雨雪从不叫苦,黑暗孤独也不害怕,从白天到黑夜,从春夏到秋冬,始终站在高处,在坚强的成长,在守望着那个院子,和院子里的人。”(同上,第103页)

这就是他的宿命吗?

这就是那些乡村留守儿童的宿命吗?

合上小说,他,小小哲布的形象却怎么也难以在我的心中放下……

我忽然想起作家胡学文2006年在他的小说创作谈中写过的一段话:“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只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扺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8期)马金莲的长篇小说《孤独树》写的正是中国偏僻乡村的这种深重而广阔的“困”。她写出了这个时代与现实社会中“紧迫而重大的人生问题”。她写出了小小的孩子哲布的“困”,写出了六七十岁的木匠爷爷和奶奶的“困”,写出了打工农民马向虎和梅梅的“困”。

谢有顺说:“真正的写作者不应该是地域风情或种族记忆的描绘者,他所面对的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事务。”(《我们内心的冲突》自序,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所以说,《孤独树》写的正是中国广大的农民打工者以及他们的父母和孩子“共有的精神事务”,写出了他们正在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人生问题”。


2

 

其实,这是十分清晰的小说。但是,尽管十分清晰,却也十分沉重而充满忧郁之情,可以说是一部反省之书,也是一部意味深长的小说,同时更是一部和这个时代与现实互动对话的小说。

经济化、城市化乘上了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快车,使得中国的广阔乡村越来越快地凸显出了它“时间上的滞后”与“空间上的特异”。这种时间的滞后与空间的特异,很快使中国的景观出现了这样的迥然不同的“差异性”:进入21世纪以来,当好多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17世纪。在现代城市与发达国家生活图景几近相同之时,中国最广大的乡村甚至还没有告别“前现代”的生活,在极端化的地区,由于生存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生存境况依然十分艰难困苦。于是,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反差就以不可抑制的力量,激发出了人本能的“到城里去”的强烈欲望。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通过高加林这个优秀的农村青年形象,把这个“紧迫而重大的人生问题”提了出来。遗憾的是由于路遥把同情心完全偏移于乡村姑娘刘巧珍一边,而对高加林“到城里去”的“现代”诉求进行了批判,并通过德顺老汉最后把一把黄土送到失败而归的高加林面前,这一象征喻象告诉我们只有乡村乌托邦才能拯救人类。加之小说和改编后的电影与读者、观众见面后,社会舆论因那个时代的美学原则和鲜明的道德意识几乎众口一词地偏向了刘巧珍而斥责高加林,使得这部小说仅仅流于传统而对“人类共有的精神事务”漠然视之。但是,路遥随后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呈现农村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的同时,在不经意间又展现出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中的特殊处境,并对社会转型时期城乡二重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形象化的书写。孙少安、孙少平,还有他们那个常年流浪在外的姐夫,都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视野狭小的农民,作为“个人”的价值理想成为他们“到城里去”的强大动力,使他们很快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组成部分。他们不正是《孤独树》中所写的马向虎和梅梅等数以万计的打工者们的原型写照吗?只不过是,原来强烈的个人奋斗的“个人主义”思想,“生产”出一个个不安于乡村现状的农业劳动者,摆脱了土地的束缚,纷纷来到现代大都市,成为全球化大移动创造的最大量的“劳动力”。现在的马向虎和梅梅们却是成为无路可走的只能奔赴大都市的真正的失去主体意识的“劳动力”。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乡村已经从整体上被置于附属的地位,被置于被剥夺的地位。全球化将其深刻敏锐又无所不到的触角,伸向了中国的每个村庄。即便是像马金莲小说中所写的宁夏一个地理位置十分遥远而渺小的“窝窝梁”,也同样如此。当然,更悲伤的是原先孙少安们所拥有的“个人奋斗”的“个人主义”思想,到了马向虎和梅梅们的时代,已经被汹涌澎湃的城市化浪潮彻底淹没。你只能成为“一个小小的鸟”,心中“想飞得更高”却落得更惨。

于是,面对强大无边的城市化和全球化,《孤独树》开始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乡村农民的反省与思考。木匠老汉对儿子马向虎质问道:“打工,打工,挣钱,挣钱!眼里就认得钱啊?不想叫哲布跟我们一样活?啥意思?听你这话,你先人我,我先人你爷爷,你爷爷的爷爷,我们都没本事,没让后人过上好日子?难道我们一辈辈的,过的那都不是日子?”(同上第31页)

城市化和全球化正在迅猛地把乡村原有的文化与伦理彻底打破,使得乡村几代人都出现了精神危机与困境。正如木匠老汉所说:“你说当时进门的时节,把窝窝梁人老五辈的老习惯给破了,还没娶哩人就自己跑进门来。婚还没结哩,就把娃怀上了。真是把我们的脸丢尽了。好不容易养下孙子,这才清静了几年哪!这几年他们过得还不省心?把娃从奶头上裁下扔给我们一拍沟子走了,也不晓得那外头的世界有啥好,一去就不回来!”(同上,第61页)现代化以其強大的魅力颠覆着乡村几代人的生活观念,“但是你们晓不得,日子早不是这种过法了。用这么过下去,你们这一辈人,我们这一辈人,都说得过去,可哲布这一辈哩,我不能看着他像我,像你,像我爷爷,一辈子窝在这穷山沟里,受穷,受苦,活得要多可怜有多可怜,我们要趁哲布还小赶紧挣钱,……送他进城里的幼儿园,像城里的娃娃一样受好的教育。”(同上,第30页)马向虎和梅梅们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城市化和现代化已经用自己强大的城乡二重结构“巨大差异”,使中国的阶层固化。“从八九岁我就送你念书,辛辛苦苦供养你十几年,舍不得叫你沾一把苦活,放假了也把你当爷一样放在家里叫你看书学习哩,我们老两口老驴一样地下着苦,就盼着你能考上!”当然,马向虎没有考上,梅梅没有考上,现在的哲布也考不上,数以万计的中国乡村的孩子们考不上。于是,这种城市化的“现代性”必然“袪魅”,无情的现实必然让更多的人们对这种生活开始质疑:“你说,我们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力?你摸着你的心口窝说句良心话!可你哩,你用啥回报我们了?你还有脸在这儿跟我提啥后人啊,教育啊,前途啊,窝窝梁穷啊,你个狗日的,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眼狼!”(同上,第31页)木匠老汉对儿子说质问,正是更多的人们对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严酷拷问。这一切就是个不说理的、霸权的“狗日的”和“不折不扣的白眼狼”。


3

 

《孤独树》应该说,也是一部成长小说,而且是一部对时代与现实充满反省与思考的成长小说。这是一部个人成长与时代、国家进步息息相关的成长小说。它最大的特征是,作家把个人的成长与时代现实、与国家社会等都“耦合”在了一起,使得小说中小主人公哲布艰难而孤独的成长,已经“不是他的私事”。其实,作家的用意正在于此。主人公哲布的艰难成长并非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成长故事,而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是国家与民族命运的象征或缩影。更重要的是,“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是通过他完成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孤独树》以作家一贯的对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书写近二十年中国乡村的生活图景与留守乡民的生存状况。她通过小哲布十几年的成长历程,既写出了偏僻乡村表层生活本身的沉重缓慢与外面世界扑进来的当代气息,又写出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本身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作家以窝窝梁木匠老汉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史,特别是小哲布的成长史与心灵史,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强烈的从众心理,另一方面也书写了现代生活给乡村底层阶级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由此,强烈地折射出了作家一贯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尽管她叙写的是中国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人家三代人近二十年的生活,但接续的却是现当代文字“社会问题小说”的传统,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强烈的当代性和人民性。

小说较多、较集中的篇幅,是以小哲布的视角来叙事的。“妈妈,你为啥不要我?你们一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世上啥都有妈妈,牛娃有牛妈妈,羊羔有羊妈妈,鸡娃有鸡婆妈妈,连房檐下的燕儿,树杈里的喜鹊,墙洞里的麻雀,它们都有妈妈,就我没有妈妈——呜呜——妈妈——”(《花城》2019年第3期)“‘妈妈——’哲布喊。/‘爸爸——’哲布喊。/翻来覆去,一遍一遍。/再高大的山,也挡不住心里的思念。”“可是喊着喊着,后味里透出苦来。/苦是强大的,在扩散,在弥漫,涌向整个口腔、嗓道,直到内心深处。/喊得满口苦涩,喊得满心苦涩。/他还是在喊。/他迷恋这感觉,包括这苦涩,这酸楚,这煎熬,这迷茫,这无可奈何。他喊啊喊,每喊一声,这苦涩就往内心深处浸透一寸。”(同上,第69页)特别是小说中书写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孤独的小哲布在崖背上栽种了五棵树,他分别命名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哲布,但是不久,其他四棵树干都干枯死去了,只有哲布树干上吐出了一片嫩芽,存活下来,长高了。这棵叫“哲布”的树,成了小哲布最亲密的朋友。他无论在学校还是家里有了苦闷、烦恼和想不通的事情,就跑到崖背上与这棵树默默对话。这棵树已经成为孤独寂寞的小哲布的生命镜像,成为广大乡村无数留守儿童的生命象征。通过对特定时代与现实环境中小哲布孤寂、无助和渴望交流、并因陷入人生问题泥沼的叙写,反映出作家虽然关注的是具有强烈当代性与人民性的“社会问题”,但她重点处理的是人类精神和心灵的文学事务,表达的是全球化这个“全球空间”与偏僻乡村这个输送劳动力的“地域空间”大矛盾、大冲突下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人性。可以说,对这种时代与现实中人和人性的困惑与焦虑,一直都是马金莲书写的主题。


4

 

谢有顺曾经说过:“我每次回到乡下,看到一张张被苦难、压迫、不公正舔干了生气的脸,这些问题就会奇怪地折磨着我。这是一种内在的斗争,我对现实的矛盾、怀疑、追寻由此展开,而心灵一旦向这些事物开放,就会很自然地敏感到生活中每一个细节所传递过来的切肤之痛。”(《我们内心的冲突》自序,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是的,作家的生存经验、生活状况和写作态度决定着作家的叙事姿态、叙事立场和叙事语调。《孤独树》尽管不是用的第一人称叙事,而是用的木匠老汉和小哲布的视角去叙写的,叙述者是隐形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在整个小说叙述文本所构筑的世界里,从始至终站立着一个有痛有爱、有血有肉的坚韧忍耐而充满真诚的作家。她没有在坚硬而残酷的现实面前隐藏和离去,而且以自己的包容、博爱、正义,以及泪水、忍受和承担,真实地游走、穿行在文本内部的各个细微之处。她始终是以一个乡村儿女或乡村教师的眼光打量着她眼前的整个世界,打量着这个世界里的那些老人、女性和儿童。她是在叙述着这个世界里这些老人、女性和儿童的痛苦、孤独、困惑和迷茫,但是她既不控诉,也不反抗,而是默默地忍耐,并在忍耐与苦难中书写他们温暖的片段,书写他们生活中内在的尊贵。面对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给乡村世界带来的分裂的、支离破碎的叙事,作家始终以自己内心存在的金子般的光芒,诚心诚意地与时代和现实进行着互动、对话。这一点,在今天这种消费社会文学叙事中,无疑显得十分的珍贵。


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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