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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东盟文学论坛”的个人化综述报告

时间:2019-09-12     作者:陆梅   阅读


构建一个更有行动主体性的内宇宙

——关于“中国·东盟文学论坛”的个人化综述报告

陆梅


2019年7月24—25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云南省文联、作协承办的“中国·东盟文学论坛”在春城昆明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10个国家的19位作家与30位中国作家应邀参加论坛。泰国作家维拉蓬·尼迪普拉帕在开幕式上代表东盟十国作家致辞,她以自己家族所经历的真实故事,表达了对祖国深挚的热爱和眷恋之情。中国作家刘醒龙、新加坡作家郭永秀、马来西亚作家马利姆·格萨里、老挝作家卡布吉奥·塔玛冯先后作主旨演讲。为期两天的研讨,中外作家们在文学新丝路的主题论坛下,围绕“我的文学之路——从一部作品谈起”和“心灵·命运·未来”两个议题展开交流和对话。作为本届论坛的中国作家代表,我受论坛主办方和各位主席邀请,围绕本届论坛“文学新丝路”的主题宏旨,以及主题论坛下多元丰富的对话交流和观念交锋,对论坛活动全程进行了文学性的观察和追踪。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呈现和汇聚某种源自不同文化之中的作家内宇宙的观念,是构建行动主体自觉的必须。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将本届论坛的观念历程作一自我思考式的梳理和阐解式的呈现,期待广大文学同仁在更广阔的维度上参与思考。


1.“文学新丝路”到底该怎么走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文学新丝路怎么走?这是本届文学论坛最本体的主题宏愿,也是两天的论坛交流中作家们关注最深切的话题。越南作家苏润伟期待有更多越南作家的作品能翻译到中国,能有更多中国读者成为越南文学的知音。他认为中国文学在越南很受欢迎,尤其是网络文学,影响了无数越南年轻人。“越南文学的历史受到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但由于历史的不寻常的问题,这两个接近的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一度中断。而我们都明白,作家之间的关系,文学组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代表性文学作品的互译有重大意义。”


文莱作家张银启谈及在文莱,华文文学园地有限、写作者趋于老龄化,他同样提议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能否多一些文化之间的互访互译、互相对话,也期待中国能多发挥一些作用,以培育更多华文读者,吸纳更多年轻写作者。


印度尼西亚作家梅迪·洛基托也认为,丝绸之路文学的理想模式是各国之间的信息共享,相互支持。我们必须在文学方面开展更多的行动,比如启动翻译和出版项目,创建信息中心等等,让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共同迎接命运,挑战未来。“现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MSR)概念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0月首次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这一概念旨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在文化、贸易和旅游方面的海上合作。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个MSR能够连接亚洲大陆的各个部分,从中国到中亚、南亚,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梅迪·洛基托说:OBOR指的是一带一路,由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中提出。在印度尼西亚语中,“OBOR”这个词代表火炬,它是照亮黑暗的光。


“独行走得快,结伴走得远。”老挝作家卡布吉奥·塔玛冯借用这句非洲谚语道出自己的心声:过去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我们不应该轻言放弃或害怕任何障碍。作家也是探险家,人不能选择出生的地方,但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丝绸之路吸引旅行者的地方不仅在于贸易往来,而且包括沿线国家和城市的多元而丰富的思想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播下合作的种子,为中国和东盟人民谋求更大的幸福。


2.作家内心机制的更新与重启


对话交流中,有一个词也常常成为作家的焦虑和各种思想的交锋区:现代化。我们充分领受了现代化的便捷和高效,但是以文字为业的人又必须时刻警惕。


中国作家阎安认为,今天这个时代是被城市化、深度的工业化所影响的时代,整体的人类和作为个体的生命体验、生活方式、存在感和意义感,都被现代化改变了。我们所能感知的现实风景可能都是技术的产物。“一只偏远之地的井底之蛙都难逃工业化的影响。”所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成了命运的共同体。而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关系更是这个共同体最凝心聚力的构成,因为我们的现代化是以被殖民的民族灾难的方式开场的,共同拥有特殊痛感的现代化经验和民族记忆、历史发展进程,包含着特殊命运的认知。而作家和文学就是要对世界做出独特解释的那种人,提供那个跟心灵有关的(不仅仅是个体内心,同时也包括民族心灵)特殊答案的人。我们的文学,首先要有回应时代的能力。


作家最重要的生活是他的内心。由此,中国作家葛水平将文学视作她的命运,是她安放灵魂的地方。两位儿童文学作家,柬埔寨的陈秀吟和中国的陆梅,都以不同的感悟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写作和阅读是构成作家内宇宙相辅相成的二重奏,我们在写作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我们也在阅读中学会和自己相处。作家写作,选择哪一种文体不重要,重要的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内心深处,需要深含博纳的巨大积存,滋养和提炼那个直指心灵的文学建制。


出生长大在云南保山、读书工作在上海的中国作家甫跃辉,由对比强烈的保山、上海两座城市谈起,认为文学没有边缘和中心,如何听从自己的内心,以极大的热情去探究、呈现、质疑,这正是众多写作者的“命运”。


来自中国云南的作家胡性能从他的边地写作谈起,援引一个概念:心灵现实主义。他认为,南北方地理环境上的差异性会影响到一个作家的文风气质。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是向外的,那么有没有一种现实主义是向内的?即作家关注的不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现实在人物心灵上的投影。


马来西亚作家吕育陶虽然坦承人工智能的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但是他仍然坚信:在人类内心的丛林里,深埋着人性这最独特的矿物,生长出每一棵人工无法仿制的乔木,风格自我的巨石。担负创作使命的作家,无论走的是哪一条命运的歧路,都应当找回孩童的目光,以一个“身在此山”的异乡人身份,探索不息。


3.在“我”里看到和发现“我们”


虽然作家最重要的生活是他的内心,但是从多语系的国族文化资源来看,“我”的命运里有“我们”的命运。新加坡作家周德成借先秦儒家诗学“兴观群怨”说,认为无论众我亦或是宇宙自然变化,都和个体生命的关系密切,无论是大宇宙与个人小宇宙的共鸣关系,还是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和复杂对话,这个“众我”也包含了时间和历史意义上的文化资源,民族记忆和祖辈血脉。这些,都是他思考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一个作家朝向未来最好的方式。


中国作家刘醒龙通过剖析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里一个细节:一群苏联女兵被囚禁在纳粹战俘营里,在不见天日的屋子里待了很久,有天遇到大风,天窗被刮破了一个洞,女兵们搭起人梯,最上面的小个子女兵探出头后只顾哭泣,她从窟窿里看到了房顶上长着的一朵小花……刘醒龙特别说到,这个细节曾令当时尚读高中的女儿热泪盈眶。“所以,我特别开心地看到女儿的青春中有着不一样的感动,就像苏联女兵看到那朵小花,而女儿看到了那些因为小花而产生的欣喜。人类还是从来的人类,战争还是那场战争,比如这个故事,我们这些阅读者,是二战中苏联女兵的未来,而孩子又是我们的未来,一样的命运,不一样的未来,如此构成也是一种命运。”


中国作家肖江虹认为,其实所有文学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指向还是人。文学说白了,就是写人的困境,作家用笔讲述人类在各自时代里面的困境。一个好作家,就应该发现困境、讲述困境。然后,你要在一团漆黑里划亮那根火柴,这也是行走的意义,人类的脚步是停不下来的。文学最终的指向不是对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这个世界的和解。


这一点,在范稳、张燕玲、金仁顺、付秀莹、钟求是、马小淘等中国作家的发言里成为共识,几位作家从具体作品谈开去,回望了各自的文学路,同时也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一个好作家,无论写什么,怎么写,他都应该有能力发明生活,发现生活,有能力惊醒生命的生机,感受时间里的命运。


4.寻找文学可能的出口


两天的交流和讨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作家们充分表达了议题下的写作观、多彩多元的文学世界,思想、理论、方法在碰撞中融通,在对话中启发和打开,也在共同的困境里寻找可能的出口。一些关键词被庄重地提出来对话和审视,比如文学的边缘和中心、少数和多数、北方和南方、地域性和世界性、现代化和恒定性等等。


恰如来自中国云南的作家张庆国所言,文学写作离不开地方性和世界性这两个问题,每个作家都处在世界的一端写作,所写内容涉及的也是某个局部和地区,但是所有作家的写作都应该是通向全人类的心灵的,作家都必然要具备世界性的眼光和世界性的思考。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作家来说,如能做到这一点,即便身处边远,他的创作也会成为伟大的作品在世界流传。


同样来自云南的中国作家存文学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文学要生机勃勃,要有色彩,甚至要“拖泥带水”——把你这块土地上的血脉和泥土气息带出来。文学当然可以有各种流派,但是文学不必分少数派和多数派。


来自中国北京的作家李云雷谈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剧烈变化,提请作家们不要因为发展太快而看不清自己。中国的飞速发展,再叠加上世界的飞速发展,种种变化都在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作家们面临巨大的挑战,对一些新出现的现象和经验如何把握和理解,如何不断打破旧的“自我”,重构新的“自我”,形成新的艺术作品,他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这种未来之谜。这也是此次文学论坛中外作家们达成的共识。


作家们期待在全新的现实世界里,重新建构起一个更有行动主体性的内宇宙,增进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互学互鉴。心灵指向未来,未来意寓时间、希望和一切的可能性,而人在命运面前如何自处、又如何和命运相处,以及一个人、一个时代和他自己以及这个时代命运般的友情,也正是文学所要着力的。文学的高贵,也即在于它总是在锲而不舍和设身处地寻找和发现他者的境遇和命运。


本文发表于2019年《延河》杂志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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