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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柳青:用人民的情感记录人民的时代

时间:2019-09-12     作者:基石   阅读


用人民的情感记录人民的时代

——纪念人民作家柳青

基石


如果世上有享受和奋斗分工的话,我负责奋斗。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的奋斗目标。——柳青


1 我们村来了个奇怪的人


1953年4月26日,我的伯父郭治荣驾着马车,把柳青一家老小接到了皇甫村,在滈河北岸半崖上的一座废弃的寺院“中宫寺”里安了家。背靠神禾原的“中宫寺”,虽然简陋破旧,但视野开阔,抬头是终南山,俯视是滈河环绕的十里蛤蟆滩。


皇甫村的庄稼人,仰视着这位从北京来的大官,习惯地把他与高高在上、八面威风联系在一起,他们观望、躲避,甚至教导孩子不要和这位不速之客接近,避免打扰人家。


其实,早在1952年9月,这位国家九级干部、著名作家柳青,就已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化工作。这次来皇甫村之前,他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想在这里静下来,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亲历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在新中国伟大进程中逐渐强盛,谋划写出一部反映农民走集体所有制互助合作化道路的长篇小说。


柳青真是个“奇怪”的人。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的他,本来住在团中央大院内的小洋楼里,享受着雅致的生活,但这位倔犟的陕北汉子,为了完成他的写作使命,决然地告别了首都,来到贫瘠的大西北皇甫村安家落了户。


人们很快发现这个人不但“怪”,而且“傻”得出奇。不到一个月,他脱去了中山装,换成了当地农夫的对襟衫;脱去了西式背带裤,换成了当地农民的大裆裤;脱掉了牛皮鞋,换成了皇甫村人的粗布鞋;剃掉了大分头,留上了大光头。简直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农夫稼娃。


我家离“中宫寺”仅有三四百米。从记事起,我就常常看见头戴瓜皮帽,身穿对襟衣衫,又瘦又矮的柳青。他像一个铆足了劲的陀螺,总是步履匆匆,奔忙在皇甫村的原上原下,田间地头。有多少个夜晚,他带着几颗水果糖给我,坐在我家的土炕上和我爷爷一聊就是半夜。我爷爷这个老学究告诉我,柳青可不是一个平地卧的虎。他为了写好《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在饲养室的土炕上和我伯父住了六个晚上。我伯父郭治荣,因精心饲养队里的牲口,在柳青的极力推荐下,当上了西安市的劳模。


当年柳青在我们皇甫村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闲事队长”。有人问他:“柳书记,你都管啥事?”柳青风趣地说:“只要是群众需要的事,我都管。”


皇甫村这一带原下大部分是水地,人称十里“蛤蟆滩”,历来有一种怪病叫“克丁病”,农民称“瓜瓜娃病”。我们村二十多个人就得了这种怪病。得病的人,呆傻得什么活都干不了。柳青看到这个情况,请陕西省地方病研究所的专家来村调研。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浅井水缺碘导致的,需要改吃含碘的深井水。于是,柳青便和村主任王家斌、董炳汉商量打一眼大口深井。在打井的日子里,柳青总是叫上我爷爷和他一块去看打井。一天夜里水泵出了故障,井壁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柳青拄着手杖,黑灯瞎火地连夜找来技术员处理,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在柳青的精心关照下,董炳汉带领群众终于在村北打成了一眼14米深的大口井。出水时,柳青双手捧起一掬水,喝到嘴里,长长出了一口气说:“好水,好甜的水啊!”这好甜的水,不但解决了皇甫村二百九十多亩旱地的浇水问题,还从根本上挖去了皇甫村人多年来的病根。乡亲们再也不怕生个瓜瓜娃了,娃们再也不愁找不到媳妇了。


1957年6月26日,下了7天连阴雨的神禾原皇甫村10队中段,原崖突然滑坡,我的两个姐姐和乡邻48人遇难。悲痛欲绝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柳青和他的妻子马葳来到我家,马葳拉着我母亲的手,柳青手里捧着两身衣服,安慰我母亲说:“二嫂子,娃不幸遇难了,我和你们一样难受,请你多保重身体,想开一点。这是马葳给娃买的两身衣服,给娃穿好。”他把衣服轻轻放在我母亲的手上,满眼含泪地又说:“这次是我大意了,没有事前组织好干部做好安全排险工作,造成了这天理难容的大事故。二嫂子,我对不起你一家人,对不起皇甫村的父老乡亲们啊。”


“唉,好我的柳书记呀,这咋能怪你呢,这是天灾呀,你在西安开会,咋能知道要发生这倒霉的事呢?你平时给咱皇甫人操的心、办的事还少吗!听乡党们说,出事后这三天里,你黑明连夜地跑前跑后,光泥水里就摔倒了几次,腿现在还一拐一瘸的。你这样做,让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和俺一家人咋样还你的情啊!”泪流满面的爷爷使劲地跺着脚,诉说着。


一次,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到柳青家汇报说,王家斌的互助合作社有人要退社,柳青听后心里十分着急,当时正逢滈河涨水,他哮喘病又犯得厉害,孟维刚再三劝阻,他执意要去,最后孟维刚只好把柳青背过河去。柳青苦口婆心地用新旧社会做对比,使董炳汉迷途知返,作了深刻检查。高怀荣说:“柳书记真像个算卦的,一下子说到咱骨头里去了,谁还想退社!”


柳青就是这样处处以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体力行,泥里水里地带领干部群众干了十四年,他为皇甫农民办的善事好事,干部群众能说一河滩。


2 柳青的啬皮与大方


1963年,日本作家木顺下其来西安想见柳青,省委领导让柳青到机场去迎接,因为没有像样的外衣,他没去,反倒是木顺下其自己坐车到了皇甫村。后来一个印尼作家代表团来陕,也要见柳青,却同样是因为没有像样的衣裳,他依旧没有去迎接。马葳埋怨他说:“你看人家谁和你一样?”他说:“咱不学人家的样子,咱在农村,穿得太好咋在路上走呢?群众会躲着你。”


柳青不仅在穿着上不讲究,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不搞任何特殊化。家具坏了,他亲自修理;他甚至会锔碗,修理开裂的碗盆;用了多年的手杖断了,他拿一根铁丝绑上,继续拄着;头上的瓜皮帽戴了十多年,帽顶和帽边儿都磨破了也没有换新的;他喝茶用的小茶碗儿,还是解放初买的;屋子里的小闹钟,是1951年出国时带回来的。朋友们多次劝他买块手表,用起来方便,他却指着小闹钟诙谐地说:“它还没有尽完义务呢。”他使用的哮喘喷雾器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品,别人劝他重买一个新的,他为了省钱,一直用到病逝。


就是这样一个在个人生活上极其“吝啬”的“怪人”,却在集体的事情上大方得出奇。他认为:钱要花在刀刃上,花在正向上、大事上。


1960年,《创业史》出版,柳青找到当时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说:“我想为集体办一件创业的大事情。”孟维刚问他:“什么事?”柳青说出他长久埋在心里的话:“现在到处都在搞农业机械化,我准备用《创业史》的稿费给咱王曲办一个农业机械厂,帮助群众集体创业。”


皇甫公社党委书记冯继贤来柳青家汇报工作,看见柳青一家生活困窘的样子,对柳青说:“你这人叫我咋说你咧,你给陕北老家修桥捐了一万元,却让我和别人帮你借粮票?听人说,为皇甫村通电,你还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支了一部分稿费?你自掏腰包三千元,给社员买日本稻种?你生活这么紧张,为啥还要把一万六千多元的稿费捐给了王曲办机械厂?”柳青认真地回答:“社员去地里劳动,把地里打下的粮食交给了公社,我在家里劳动,也应该把所收获的交给公社,如今我也是皇甫村的社员,也应该向社员看齐才对。”


后来,柳青听到了个别人对他捐献稿费的一些闲言碎语,他在给友人的信里作了表白:“我把这本书的第一次全部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捐献给集体办机械厂,这是帮集体创社会主义大业,决不是刮共产风。如果有人这样看,以为我自己的错误招致了自己的困难,那才真是见鬼!我捐钞与共产风绝对无关。在合作化以前,我已决定这样做了。如果今后条件允许,我仍将像现在这样帮助周围的生产队和公社办些公益事业。奢侈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创业史》的责任编辑王维玲说:“柳青在皇甫村的住房,原是农村中的一座十分典型的古旧破寺,他略加修葺便搬了进去。我去时正是深秋季节,柳青、马葳见我来了,从正房里迎出来,柳青穿一件中式对襟小褂、布鞋,马葳穿一身灰布制服。生活在农村,看到远方来客,都表现出意外地高兴。柳青把我引进正房,马葳招呼我洗脸、喝水……天黑了,马葳同志端上了饭菜,我见只有两双筷子,便要马葳和孩子们也一起过来吃饭。马葳笑着说:‘你们先吃吧。’吃完饭,我到院中散步,无意中走进厨房,正赶上马葳和孩子们吃饭……她们团团围在一个大锅旁,满满一锅菜粥,没有干粮,也没有炒菜,每人捧个碗,就这么吃着……我立时傻眼了。这就是著名作家柳青的妻子、儿女吃的饭菜。我知道柳青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有些困窘,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过的是这样的贫苦的生活,我是一个从事文学编辑的人,到过多少作家的家里,我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水平。我敢说,就我接触过的作家之中,还真没有一户过这样贫苦的生活。”


回到屋里,王维玲再也克制不住自己,问柳青:“你生活这样困窘,为什么还要将《创业史》的全部稿费都捐给公社呢?一万六千多元,你留下一部分不好吗?”柳青深沉而严肃地说道:“我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变动,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这里,只想做好三件事:一是同基层干部群众搞好关系;二是写好《创业史》;三是教育好子女。你想想,我身在农村,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谁都知道我写书,宣传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今天我出书了,拿了巨额稿费,全部揣进自己的腰包,改善个人的生活,农民会怎么看呢?他们会说,这老汉住在这里写我们,原来也是为了他个人发家呀。如果这样,我还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创业史》还能写下去吗?”王维玲心服地说:“你说得对,但是生活在农村,除了供应粮外,吃菜和用具都在自由市场买,费用高于过去好几倍。你也要考虑一下目前你们生活在农村的实际状况呀。”柳青说:“我是从实际出发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和我的家庭,只能吃苦、节俭,不能向生活在大城市的作家看齐。如果顾虑多端,只图眼前利益、为自己打算,势必影响我今后的生活和写作;将来后果一明显,懊悔不及。我以为凡是从实际出发的事情,即使做的时候,不那么令人愉快,也不得不做;相反的,不从实际出发的后果,可能更不愉快。”王维玲望着柳青,想,这就是令人崇敬和感叹的柳青。他的风格,他的为人,他的气魄,全包含在这感人至深的言语之中。王维玲不由得想起了他的中篇小说《狠透铁》中的一句话:“如果世界上有享受和奋斗分工的话,我负责奋斗!”


柳青艰苦朴素、无私捐款的精神,在皇甫群众中成了家喻户晓的美谈。但是,也流传着柳青不肯资助兄长的怪事。


1960年春天,柳青的二哥由于生活所迫从陕北来找他,想寻些接济。临回前,柳青让马葳给烙了两个锅盔,让二哥带在路上吃,只掏路费,没多给一分钱。马葳认为这太不近情理,于是悄悄地从大队医疗室借了80元钱,追赶到神禾原畔。满含泪水的二哥看到马葳后仰头大哭,对弟媳说:“弟妹呀,你可知道,俺弟弟走南闯北,俺可从来没有给他添过半点麻烦,爹妈过世也没有问他要过半分钱。他投身革命没盘缠,是我向刘绍礼借了20个银元,让你二嫂把银元缝在两层布条里,他像裤带一样勒在腰上,骑上我多年养的马奔赴抗日前线。这次要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俺也不会来找他。咱老家的人说,千里当官,为的吃穿,他打小人灵,书念得好,俺盼着就是他日后能当个大官,给俺有个靠头。可他现在把官当大了,咋把俺这个穷哥哥给忘了呢?你叫俺咋想这事?你叫俺回去咋对你二嫂子和娃说呢?你叫俺回去咋给乡党们说呢?”


听着二哥痛哭流涕的诉说,马葳也流下了泪水,把刚从医疗室借来的钱递给二哥。可和柳青一样秉性的倔头二哥,说什么也不接,哭着说:“算了,俺受不起他那瞧不起俺的气。”马葳说:“都是自家的兄弟。你还不了解你弟弟那瞎瞎脾气,他嘴上硬得很,其实心里软着呢,你千万不要和他计较。”二哥还是没有接马葳手里的钱,说:“好弟妹咧,你给哥撂个实话,得是人一当官,心里就变硬了,都成这个瞎瞎样子咧?”马葳忙说:“其实,你兄弟就是脑子里事儿多,一时也没转过弯儿,他咋能不念你这哥弟情分呢?这钱还是你走后,他才想起来,这不是他让我给你送来了。”


柳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真的忘了和二哥在崖畔放羊时,自己掉到半崖酸枣刺窝里,是二哥忍着刺痛把他高高地架在肩膀上救了出来?他真的忘了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因闹革命学校被国民党查封,是二哥跑了一百多里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趁着天黑偷偷地钻进被国民党兵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学校?是二哥将他那本视若性命的《共产党宣言》捆在被子里,背在自己身上;是二哥让他踩在自己的肩膀上爬过学校院墙;是二哥不顾自己的死活,把他搂在怀里顺着土坎儿滚了下去,领着他偷偷地跑出了绥德城,难道,他真的忘了吗?他忘了大哥曾嘱托他的话吗?“二哥为了咱们上学,省吃俭用,费尽了心血。咱家二十多口人,如果不是他在家里料理,咱俩谁也甭想出来。今后我们成了人,再难也要报答二哥的恩情。”


没有,绝对没有。柳青望着二哥离去的背影,心里也十分难受。这时,王家斌正好上门来了。他认为柳青做得太过分了。柳青反而批评王家斌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代替无产阶级的感情。柳青说:“我咋能不想多给他点儿?但是不能,这次我没给,我是想让他自力更生呀!二哥身强力壮,能生产度荒。你给他一回,他想要二回、三回 ,他觉得这样省力,就不再爱劳动了。我能资助二哥的儿子在西安上学,但绝不能怂恿他走这条歪路,只能帮助他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正路。”(本文为节选)


本文发表于《延河》2019年9期祖国进行时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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