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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

应物兄

时间:2019-09-18     作者:李洱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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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物兄》是李洱创作的长篇小说,首发于2018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和冬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围绕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两件事,以“应物兄”作为轴心人物,讲述老中青三代学院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


内容简介


济州大学筹备成立儒学研究院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济大著名的几位老教授:古典文学研究泰斗乔木、考古专家姚鼐和古希腊哲学专家何为老太太,还有世界级儒学大师、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程济世先生,以及这些大师众多的门生、弟子和友人,都卷入其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大业就此展开。由于兹事体大,引起领导重视,不仅济大校长、常务副校长亲自挂帅,省里的领导也全力参与;由于建造太和研究院、恢复程济世先生旧居原貌的工程复杂、涉及各方利益,于是引来了桃都山连锁酒店老板、养鸡大王、内衣大王甚至全球资本巨鳄齐齐登场。就这样,简单变为复杂,明白变为微妙,原本的学术之事演变成了旧城改造、科技创新、引进外资等发展济州经济的大事。


小说人物介绍


应物兄


现代儒学者,济州大学教授,校内有发言权的学术带头人,受命主抓济大儒学研究院成立的事。他本名“应物”,因为交书稿时忘记署名,编辑误会出版商季宗慈的话,以为作者名叫”应物兄“,随手填上,“应物兄”之名遂流行开来。他有着知识分子灵敏的内在反应,一边读“圣贤书”,一边“听窗外事”,有着随时发言的冲动,但在导师兼岳父乔木的影响下,他改掉了知识分子多嘴多舌的习惯,因此他的“发言”很多时候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得到。


姚鼐


济州大学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幼时曾住在二里头的姥姥家,那里是著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他虽然不写诗,但一开口就诗意盎然。


乔木


济州大学教授,应物兄的恩师和岳父,中国古典文学专家,言词犀利、性格倔强,写得一手好字。


何为


济州大学教授,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柏拉图专家。


张子房


经济学家。笃信“礼失求诸于野”,早已散淡离开济大和学术圈且被人认为是疯子。隐身于一个大杂院的他从民间的吃喝用度出发,立志写一部新的《国富论》 [2]  。


作品影响


2018年,获得《收获》长篇小说第一名和中国小说学会长篇榜第三名。


2019年8月16日,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作品评价


13年潜心写作,酝酿出一部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之作。“应物兄”!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这个也真诚也虚伪的人物,串连起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勾勒出他们的精神轨迹,并*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榜榜首颁奖辞)


《花腔》用三段不同故事来展示个人在历史中的细微感受,其方法、视野和思辨力令人望尘莫及,德国作家也不具备此种能力。倘若我如李洱一般年轻,我会妒忌他。(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评)


《应物兄》里的知识是让读者产生信任感的,小说家不是带来新的知识,而是把默认的知识用他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带来真实世界的新鲜感。(批评家张定浩评)


《应物兄》是今年浓度*的作品,我很久没有看到具有如此总体性的文本了,当代小说更多是碎片化、现代性、后现代气质特征,但李洱的文本特征席卷了理论视野。《应物兄》延续了李洱之前*好的东西,但又不是当年的李洱——《花腔》成为一种题材,《石榴树上结樱桃》成为他的语法,《应物兄》文本激活出很多副文本,体现了作家巨大的野心,以及被野心激活实现的文本。(作家毛尖评)


李洱是历史上以才学进入小说创作的第三人,前二位是写《镜花缘》的李汝珍和写《围城》的钱锺书。(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评)


《应物兄》里有一句话:“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这对于生于1960年代的李洱同龄人来说,《应物兄》隐藏着秘密的代际知识图谱,或者说“成长遗址”,引发了同代人强烈的共鸣。(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何平评)


作者简介


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为河南省专业作家,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花腔》2003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被评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1979—2009)中国十佳长篇小说。主要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韩语等在海外出版。



一部《应物兄》,李洱整整写了十三年。


李洱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所有人,我们的父兄和姐妹,他们的命运都围绕着主人公应物兄的生活而呈现。应物兄身上也由此积聚了那么多的灰尘和光芒,那么多的失败和希望。


本书各篇章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尔后或叙或议、或赞或讽,或歌或哭,从容自若地展开。各篇章之间又互相勾连,不断被重新组合,产生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与意义。它植根于传统,实现的却是新的诗学建构。


《应物兄》的出现,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越。李洱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将之妥帖地落实到每个叙事环节。于是那么多的人物、知识、言谈、细节,都化为一个纷纭变幻的时代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小说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日月之行出于其中,星汉灿烂出于其里。


文学史将证明,对于汉语长篇小说艺术而言,《应物兄》已经悄然挪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坐标。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


13年潜心写作,酝酿出一部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越之作。“应物兄”!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这个也真诚也虚伪的人物,串连起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勾勒出他们的精神轨迹,并*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


——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榜榜首颁奖辞


倘若我如李洱一般年轻,我会妒忌他。


——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


天生的小说家总是处于庄生梦蝶的幻象之中。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小说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天入地、自由无碍。而读者,或者说听众,虽然明知他的故事虚实难辨,却又为其中的趣味和意义所吸引。李洱的天赋在于他能够提取生活和时代内部*核心的意象,让听到或读到的人如醍醐灌顶,突然意识到某种致命的真相。真相,即,石榴树上结樱桃,或,花腔。


——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


13年来,我每天都与《应物兄》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随形。我有时候想,这部小说大概永远完成不了。今天,当我终于把它带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有安慰,也有感激。在此,我也把它献给母亲。13年过去了。我想,我尽了力。


——李洱


《应物兄》和当代小说的声望

付如初


应物兄是谁?


2018年底,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出版。这部长达84万多字的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不只是因为李洱一写写了十三年,更因为从他的上两个长篇《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后,文学界一直对李洱的创作水准有预期,有期待。当然,出版之前《收获》杂志的选登预热,第一时间获得了读者好评也是它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甚至有评论家因此预言2018年将成为“应物兄元年”。


李洱来自中原,是60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曾在高校任教。他很熟悉读书人这个群体,很多小说都以他们为主角,都算知识分子题材,尤其是中短篇小说,比如《导师死了》《午后的诗学》《暗哑的声音》等等。


在他笔下,读书人过日子,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读书人,跟别的群体有很多不同。他们总想追寻生活的意义,于是就会面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知与行、俗与雅的矛盾;于是这个群体就有了鲜明的性格特征:一件日常小事,在他们那里可能会有微言大义、九曲回转,但一件大事,或许他们又处理得简单粗暴、直截了当。他们“文人相轻”、互不信任,但在名利攸关的当口,他们又可能突然急转弯。某些时候他们聪明之极,直抵问题本质,某些时刻他们又不谙世事,冒着纯真酸腐的傻气。俗雅得当、大俗大雅,是“圣人”的境界,而大多数读书人,遍读圣贤书还是做不好一个普通人。书是他们了解世界的途径,也是横在他们和世界中间的障目之叶。


有意思的是,不仅人物是这样的特征,李洱的小说也是这样的特征。他的小说通常都会有“三多”:细节多,知识点多,人物微妙心理多。而这些,全都靠掌控语言的多义性实现。李洱特别擅长“饶舌”,擅长在小说里制造语言的“烟雾弹”,制造前后矛盾、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效果。此前他的长篇代表作《花腔》,以瞿秋白为人物原型,从独特的角度写了近现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就是靠着语言本身的歧义效果,李洱踮着脚尖?过了历史的雷区和创作的雷区,充分展现了一个作家把握复杂历史,把握敏感人物的智慧。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用华丽繁复的方式耍的历史“花腔”,仍难有出其右者。


人文知识分子总是靠书本、靠表达谋生,离开了语言的喧哗和理解的歧义,他们就丧失了主体性。当然,语言也是一把双刃剑,手下的笔,嘴里的话,在特殊的年代曾经是他们被毁灭的由头,也曾经成为他们相互缠斗的利器和标记他们人格高下的尺度。即便现在,也有可能成为这个群体间矛盾的渊薮。如此说来,知识分子群体在小说中、历史中,天然地充满了戏剧性和命运感,难怪李洱一直在这个群体中开采自己的创作能源。


《应物兄》写的还是这个群体的故事。不一样的是,它立意更宏大,结构更庞杂,细节更密实,意味更丰富。它由表及里,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大学成立儒学研究院的故事,居然裹挟了当今中国的各个阶层,映照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光怪现实。这还不算,它的触角早已触探到历史深处,最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竟也露出峥嵘。一部小说有如此丰富的现实意味、历史意味、文化意味和人性意味,在当代文坛已是很久都没有过的情形了。


整部小说就像一张蜘蛛网,主人公应物兄像一只灰色的蜘蛛,缓慢爬行,所到之处虽没有情节上的大波大澜,情绪上的大悲大喜,冲突上的大破大立,却总是牵一发动全身,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牵扯全局,埋伏隐患。他织得如此认真,每打一个结都如刺绣一般,慢、优雅、细密、结实,但最终,他所有的心头翻滚都不过是杯水风波,一番风雅的设想也不过是几种俗趣的汇聚,象牙塔中的建功立业原来也只是权、钱、欲搅动的一阵红尘风雨。他命运的荒诞,就像名字从父母给的“应小五”,变成“右派”老师给的“应物”,又被出版商阴错阳差写成“应物兄”一样,让人啼笑皆非,难置一词。


可以说,应物兄从一开始就是“缀网劳蛛”,逃不脱可悲的定局。可悲,却不是悲剧,因为他并不是被毁灭的“价值”。他是一只有名有利的中产阶级“劳蛛”,一个职业化的、合宜的知识分子,学术是他的谋生手段;不找麻烦,不跨出认可的界限是他的行为准则;同时,为了让自己畅销,让自己体面,他不与人争论、不涉政治,为人处世力求“客观”。他早已是没有知识分子生命的人,是另一种技术官僚。他与世界、与自己、与价值,没有不可调和的紧张感,因而,他的被毁灭没有悲剧的审美意义。


应该说,李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写出了感伤,写出了遗憾,写出了克制和隐忍,却不碰血和泪。他不想让笔下的知识分子变成批判社会的媒介,因为跟社会变化的巨大扭曲力相比,知识分子自我扭曲的力道也毫不逊色。他们对名节问题的不忧不惧,早已与常人无异。


置身其中而不可怜自己,是李洱作为一个作家的大高明、大智慧,或许也是他读懂了孔子“圣人”之志的表现。置身如此纷繁复杂的现实之下,中国作家倘若没有一点阳儒内道的精神,倘若不能把握又入世又逍遥的分寸,或许是无法拿起笔的。


除了话语权,他什么都没有失去


在坚守价值的时代,知识分子是有悲剧感的。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因为坚守让他们“穷酸”。如今,市场经济了,文化被重视了,文人有地位了,应物兄也变成受电视和出版商追捧的“学术明星”了。他面对的问题就再也不是是否安贫乐道的问题,而是名利场中道将焉附的问题了。事实证明,这个挑战更大。


小说中,校长葛道宏责成应物兄主抓儒学研究院成立的工作,表面看,他是青年才俊、社会名人、学术带头人,他对研究院的总体架构、人事构成、研究方向等等,都有发言权。而且,他的岳父是自己的导师、德高望重的教授,同学是现任副省长,得意门生是省长秘书,学生中也不乏富二代、官二代。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要做成这件事,他是不二人选,而且从一开始启动,就几乎是万事俱备,只欠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回国这股东风。然而,就是这“等风来”的过程,搅动了所有的尘与土,灰与霾。


这尘与土、灰与霾,牵扯着济州大学的三代知识分子、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四代知识分子,乃至一直可以牵扯出身处儒学源头的孔子及孔门弟子。这牵扯的背后,是自有儒学以来,“士”这个阶层非官非商,又不拒官不远商的特质,是他们“上不列于贵族,下不侪于平民”(钱穆语)的悬在社会半空中的宿命,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训诫与社会转型相遇时候,遇到的种种“原罪”般的问题。


书中写,济州大学最老的一辈教授,最早的四大博导:研究柏拉图的女博导何为(芸娘),经济系研究亚当·斯密的张子房,应物兄的岳父、导师乔木,西南联大闻一多的学生,考古学教授姚鼐。除了人文学科的,这一辈人中还有物理学教授双林。他们曾一起去干校,后来一起参与新中国各个学科的草创。应物兄这一代,包括敬修己、文德斯、乔珊珊等,他们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后来又赶上了出国潮,大多学历很高,还有“出口转内销”的经历。第三代就是应物兄的学生一代,他们是完全市场经济的一代,乖巧的实用主义是他们的行为特征,“精致的利己主义”(钱理群语)是他们的另一个形容词。


除了这三代,书中还特意由1983年姚鼐的一节课写到了闻一多。这一节对闻一多学术成就和政治影响的关注和评价,非常精彩;对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角色的议论,更是妙笔生花。闻一多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最后作为“民主斗士”牺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和典型价值的知识分子。书中借姚鼐之口称他为“不发牢骚的屈原”,进而以“屈平沉湘不足慕,复生引颈诚为输”,劝解那时候对社会抱着过高理想化期待的青年学生,引发了一番争论。


对西南联大的一代,李洱不无伤感地说“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八十年代这一代,他无比感慨地说:“求知曾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如今风尚变了;而对市场经济的这一代,他似乎无话可说。李洱只是不停地讲述细节,讲他们的钻营,讲他们的妥协,讲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与钱、权、色勾肩搭背、称兄道弟。


《应物兄》用无数令人细思极恐的细节,讲述知识分子职业化、中产化之后,在权钱围剿下的坍塌甚至比意识形态的拨弄、比理想情怀的愚弄、比身处社会底层的困窘更惨烈、更致命。表面看,他们已是话语权在握,风光无限,但其实,所有的话语都只能转化成生产力,乃至GDP。这种转化反过来迷惑他们,让他们以为自己成了学术的主体,“道”的主体,依旧承载着感时忧世的社会功能。其实,他们早已工具化了,成了知识的贩卖机,社会庸俗化的助推器。


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在一本叫《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的书里认为,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做什么工作,而是他的行为方式,他怎么看待自己,以及他维护什么样的价值。由此,弗兰克对英国大学在学术官僚主导下的“去精英化”、职业化趋势痛心疾首,因为这样的主导,产生了真理和知识的普遍相对主义,加速了社会弱智化的进程。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多学者的职业化权威并不能拯救他们社会影响力日渐弱小的颓势,更不能避免让他们成为只关心物质和日常俗物的“庸人”。而且,更令人沮丧的,知识分子角色的贬值、媚俗、妥协甚至帮闲是结构性的、群体性的、趋势性的,难以改变。


世界从来都是在更大的力量主宰下自行其是,知识分子只是以为自己有发言权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应物兄》虽然没有写出个体的悲剧感,却写出了一个群体,一种身份的大悲剧。应物兄的样子时常会让人想起《围城》中的方鸿渐,让人想起赵辛楣对方鸿渐的评价:“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无用之用”,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主体特征之一,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不然也不会有“孔子是一只丧家狗”的说法。在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或者说,曾经在孔子的时代,这种“无用之用”很有价值,甚至能够起到匡正时弊、矫正偏颇、影响社会价值取向的作用。如今,外因和内因都变了,这个群体的“无用之用”,或许就只能在文学中了。


文学头上悬着什么?


如今的时代,显然不属于文学,甚至文学的声望极低,声称不读文学、不读小说的人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其实,这声音不新鲜,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蒙就已经提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问题了,如今,连这样的问题也不成其问题了。


追寻文学衰落的原因,或许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作为从业者,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文学衰落的结果。结果之一,就是小说失去了标准。一部有价值的小说很可能也无人注意,因为它得到的评价和赞美也可能像其他无聊之作一样,评价标准的混乱已经让读者对评论家、出版商那种靠形容词升级进行评价的方式极度不信任了。甚至有更极端的声音认为,不只是失去标准的问题,是小说的整个生态都坏掉了。


就在这时候,《应物兄》出版了,而且其与众不同的价值迅速被识别出来。它的特质,它在把握现实的时候显示的,超越“问题小说”和“人性文件”的智力和创造力,让习惯于读经典文学的专业读者都兴奋不已。


卡尔维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是经典的唯一准则,是能不能禁得住重读;奥威尔认为,当代小说最值得操心的标准,是能不能流传后世。从可堪重读和流传潜力来说,《应物兄》或许具备经典化的潜质。它的庞大、丰富、复杂,它以儒学为纲,以知识分子角色转变为目,所呈现的社会转型期的生态,可能会变成特定社会阶段的文学标本。同时,它在美学上“无目的地合目的性”的尝试,以细节和知识为文本扩容的努力,都足以给它更多的空间和可能。多年之后,《应物兄》或许可以为这个阶段的小说,或者文学,挽回一些声望。不仅因为它的主题,还因为它的质量。


奥威尔在评价狄更斯的时候说,狄更斯用细节叠加细节的方式,为小说增添寓意,似乎做到了对谁都攻击,而又不得罪谁。因为他“不是一个偷偷活动的灵魂拯救者”,不是以为修改一些规则、废除一些现象,世界就会完美的“好心的白痴”。也因为他的目标不是社会,而是人性。对人性,文学是没有建设性目标的。狄更斯创造了一种“狄更斯式的繁琐”,打破了悬在文学头上的各种理论和力量,靠独具一格的个性流传了下来。


《应物兄》有李洱式的繁琐,也有《红楼梦》式的琐碎,还有《儒林外史》式的多视角叠加。它遍布机锋,“婉而多讽”;也遍布知识,曲而多义。《论语》等儒家典籍自不必说,道家学说、《易经》、柏拉图、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等,书中也是信手拈来,不惧读者耐心和知识构成。


更有意思的是,书中写了很多动物,还无法克制地写了很多有关动物的知识。狗、马、驴、鸟、蛐蛐等等,其详尽程度堪称小型的百科辞典。这情形就像各种次要人物都有名有姓,李洱几乎是不厌其烦地让他们走马灯似地认真登场一样。读者一边被挑战,一边与他心照不宣:所有这些都是有所指的,有对应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李洱式的虚实相应。


李洱不回避小说跟现实的对位关系,甚至有意为之。应物兄的代表作叫《孔子是条‘丧家狗’》,很容易让人想到北大学者李零的畅销书《丧家狗》。李零对孔子及其155个门徒(包括他儿子孔鲤)的细致梳理,对《论语》的当代化解读,显然给了李洱不小的启发。小说中的人物,甚至可以从孔子的门徒中找到性格上的对应关系。比如出资人黄兴,直接就被叫为子贡等等。同时,八十年代曾经发生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比如李泽厚的大学演讲等等,都直接入小说。李洱故意让文化传统、多元现实、复杂人性、敏感区域,甚至读者的知识储备,这些永远悬在文学上空的力量直接出现,故意让它们一起把人物和故事压成碎片,但同时,他有能力让它们一起成就无所不包,又随处开放的小说。这是他的文学自信,也是他的美学顽强。


说起来,小说的对应物和开放性是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在和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对话的时候,提到地下出版或许会帮助极权环境下的作家寻找到更有觉悟、更有思想、更有感受力的高质量的读者,在这种意义上,压制力量恰恰成就了作家的写作价值;而在美国的自由社会,表达的无限制让他感受到的也是接受的不严肃,娱乐化、庸俗化的致命冲击,让他很难找到精神动力。


另一个例子是齐邦媛在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里提到的一次布拉格笔会。一个来自苏联解体后,使用极小语言的国家的作家说:解体之前,我们用俄语写作,读者很多;如今,我们自由了,用母语写作,却连出版都很困难,“我们的声音,只有寒风听见。”


正像没有七十二门徒,就无法成就孔子一样,通过不加掩饰的对位,《应物兄》巧妙借重的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借重的是儒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含义,当然,它更巧妙地借重在于,以儒学为文化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的中国读者——其中的专业读者对它的阅读和阐释或许将是无止境的。


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如此形容孔子在齐鲁施教时候的景象:


“当时孔子门墙之内,亦如山之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水之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所谓如天地之化育。”


《应物兄》中的景象恰似这一番描述。在这样的天地之中,讲述人的是非得失,出入进退。而孔子所说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也是李洱的一声叹息,所以,他才会让所有的人物,生的时候,无比繁复,死的时候,干脆利落;所以,他才会让丑陋的和美好的,值得重视的和不值得重视的,值得感动的和不值得感动的,并列而行。


建儒学院就像滚雪球,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来推一把,最后,连拆迁和城市改造都被纳入规划范畴了,那它还建得成吗?程济世先生念念不忘的叫“济哥”的蛐蛐真的灭绝了吗?以生物学者的疯魔为代价杂交出来的蛐蛐真的是“济哥”吗?即便找到了原址,程家老宅真的能够复原重建吗?没有济哥和老宅,他还会回来吗?应物兄对美好女子陆空谷的情感落空了,他会跟乔姗姗复婚吗?突然,一切还没结果的时候,应物兄被一辆车掀翻在地,小说结束了……


至此我们才会发现,悬在文学上空的重要力量,还有语言。是李洱式的语言,让我们看到了眼前的世界。有意思的是,他喋喋不休,我们却不打算沉默以对。或许,这就是好小说的魅力,它让人有话要说,因为它与我们有关。


《应物兄》果然是“我们的应物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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