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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继承什么 ?

时间:2019-09-29     作者:古代小说网   阅读

中华文明是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文明,这个文明创造了宝贵的中华传统文化,因而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价值观。


千百年来,它已经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应该了解这一点。


我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点,有如下荦荦大者:


进步的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的社会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提出的理想社会原则:


“天下权利由全体社会成员共有,选举贤能的人为公众服务,讲求诚信和睦。人们不自私,而搞好社会福利,使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儿童得以成长,受到教育,使孤儿、寡妇、独身老人与残疾人都不致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社会财富要为公众造福,而不浪费;大家都能为公益事业、他人尽力,而不一定为己。社会不存在阴谋,盗窃、欺骗、害人事件也不发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叫天下大同。”


应该说,这些原则体现了社会正义,启发并影响了历代有志改革社会的政治家,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即为之奋斗终生。


民主的理念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战国策·赵策》记载,赵国有个女主赵威后,她问齐国使者:“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齐使者很不高兴,嗔怪她是“先贱而后尊贵”。赵威后回答:“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她认为人民比君王更重要,因为前者是本,后者是末,本末不能倒置。


虽然封建社会的某些开明统治者想到人民的重要,主要还是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但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毕竟还是民主思想的萌芽。这比认为君王的权威与地位高于一切、君王可以无视人民的思想,毕竟要进步得多。


孟子甚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同上)——只有天下人都乐于他的政治,他才能成为天子。


还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王如果残害仁人义士,那他就不是君王了,而是“独夫”,人人可以诛杀他,这不叫弑君。民主色彩就更强烈、更鲜明。


这就影响了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人民反抗专制的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唐代柳宗元《送薛存义序》又把官员比作被百姓出钱雇佣的仆役,则几乎是现代民主国家“纳税人”与“公仆”的理念了。


主张行仁政、以德治国及处理国际关系,反对杀戮、战争


行仁政而反对暴政,是孔子、孟子一贯的主张,孔子有名言:“苛政猛于虎也。”孟子一再呼吁给农民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鸡豚狗彘之畜”,要求执政者“不违农时”,以保证百姓有起码的温饱生活。


秦始皇式的暴政是有识者历来所坚决批判反对的,因为残暴的政治必然导致民不聊生、民族分裂、社会动荡。这其中的是非利害,又为中外历史事实、成败兴衰所不断证明。


《老子》有名言:“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说战争危害农业,带来饥荒。《左传·隐公四年》说:“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说战争发动者必遭毁灭之灾。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明确地反对战争,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用搞好德政教化使敌方向往、归顺。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也要尽量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谋攻),以避免双方的损失。


对国内人民,反对靠杀戮、镇压制止对抗与犯罪,而主张让执政者行善修德以引导百姓向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就是说,要用官员本身的道德示范作用来影响、带动百姓,百姓自然向善。《孟子》也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些都是进步的内政外交的政治理念,意义深远。


主张爱人、博爱


很多民族、宗教都劝人向善,教人爱人,但理论各有不同。西方人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这很感人,但要借助于上帝。


而孔子主张推己及人:你自己不愿意遭受痛苦、凌辱,也不要施加给别人,这就是他的著名观念“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再进一步,你追求幸福,也让别人得到幸福,这就是孔子的另一个著名观念“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做到“恕”,就是善良人;做到“忠”,就是贤人;如果以爱人、助人为己任,就是仁人。从爱己到爱人,到实践“恕”“忠”,是一个飞跃:从自私的庸人变成了高尚的仁人。


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经》亦谓“博爱”,这就是不靠宗教而劝人向善的理论,是东方的智慧。


主张成为以天下人福祉为己任的高尚的人——士与君子


孔子对学生谈自己的志向,他要为社会上不同的人群谋幸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学生曾参主张,士要以爱人为己任,奋斗终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礼记》要求志士仁人树立人生目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北宋学者张载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为世界树立正义的理念,为人民的生命、生存负责,传承深奥珍贵的民族文化,开创永久的太平盛世。


这种高尚的价值观为历代知识分子树立了道德标准,也造就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士与君子。应该说,孔子及其弟子提出并阐述的士与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对中华传统道德乃至普世价值的巨大贡献。


注重个人品德知识的修养与完善


《礼记》规定大学(古代叫太学)的宗旨是“明明德,亲民(读为新民;民,人),止于至善”,即确立美德,更新人格,达到最完美。


而方式则是《礼记·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其学风、作风,则是“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其日新不倦的奋斗精神,即是《周易·乾》所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包容万众的广阔胸怀,即是《周易·坤》所提倡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此激励士与君子效法天地的特质,奋发自强,溥惠人类。


强调仁义重于生命


中国古代的先哲阐述志士仁人的生死观,是为仁义可以舍弃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孟子也有类似的话:“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思想鼓舞了中华民族旳志士仁人,激励其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成为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


南宋丞相文天祥就义后,妻子收尸,见衣带中有纸条,上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的例子不是个别的,许多烈士都取义成仁,践行了这种民族精神。


在人际关系中坚持真理,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即是对人对事,提出正确意见,以纠正不正确的,使达到正确与更完美,而非一味地随声附和。


孔子回答季康子问如何搞政治,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言外之意,因为统治者带头不正直,别人才不正直。又针对其忧虑盗贼猖獗,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等于直接谴责执政者因贪婪引起盗窃案件多发,而公然为被迫犯法的小民鸣不平。


这都是孔子坚持“和而不同”的典型例证。又足以证明,孔子在君主专制下,对于执政权贵的胡作非为与无能,敢于昌言怒骂,塑造了可贵的正直的民族性格。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提倡较为清醒的科学态度


《论语·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应该说,关于鬼神和死亡之事,孔子当时自己也不甚了了。


但他认为人比鬼神重要,生比死重要,于是便以斥责口气,教子路先努力去研究、践行人事,了解、充实人生;而不要重视鬼神与死亡这类虚无缥缈、与人生关系不甚切近的事物。在科学不发达、迷信盛行的古代,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无疑是比较合理的。


战国时的荀子,就有了更为科学清晰的认识,他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他甚至提出了“人妖”的观念:“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耘耨失秽,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幷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迩,其灾甚惨。”


荀子所谓“人妖”,就是人祸。回顾中国及世界历史,这种“人妖”(人祸)不胜枚举,害人之烈,委实超过任何已知的“天灾”不啻十倍百倍(此类事世人之所耳熟能详,不烦一一覼缕也)。这种比较科学的自然观、天人观无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10 强调执政者个人素质、个人能力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精英人物的养成与选择


这个认识在《礼记·中庸》中是这样表述的:“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即是说,正确的治国方略只能靠具有高尚品德、高度智慧与治国才能的政治家去贯彻实现;无其人,正确的治国方略就实行不了——这就强调了领袖、精英人物对社会、人民的重要作用:其人若优秀,国家必兴盛,人民必富足,社会道德必高尚;其人若平庸,国家必停滞,民气必萎靡,社会道德必滑坡;其人若为奸雄或暴君,社会必有乱,人民必怨怼,社会道德必崩溃,而国民必遭惨烈之人祸(此类人有识者之所熟知,又不烦一一覼缕也)。


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古代,统治阶层明白君主的重要作用,为了治理好国家,避免惨烈的人祸,也防止大权旁落,他们早就注意培养明君。


《礼记·大学》就是对君王进行道德与施政教育的文章。它教帝王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並强调“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


其最后一句,意思是,执政者自己所爱好的(如奢华或放荡)与其命令下属的(如节俭或自律)相反的话,下属是不会服从的(其实,下属不但不会服从,反而会效尤而变本加厉。此又为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亦不烦一一覼缕也)。


这道理其实对于现代非专制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适用,故此民主国家用法律及言论自由对领导人加以监督,要“把权力锁在笼子里”,说明他们也深明此理。


以上数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数千年来传承不绝,为海峡两岸与世界华人所共同信仰尊奉。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抨击的,是旧道德、旧文化中的糟粕,而并不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与旧道德。


兹举三例以证之:


一,鲁迅杂文《拿来主义》,主张对旧东西 (如大宅子)“占有,挑选”,非不敢沾边,也绝不“放一把火烧光”,“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


二,《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称赞柔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可见他不完全否认旧道德。


三,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所赞之人,正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历代知识分子、志士仁人,他本人当然也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联手造就的此类民族精英。


或谓国人不信宗教,故无所顾忌,不能自律;或谓国人无信仰(指对“非自然力”即神的笃信),故道德崩溃。


而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宣扬的“以仁爱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人生观世界观,对成为志士仁人的强烈追求与向往,对人内心的激励,并不比“死后上天堂”的信念對人的品德行为的约束力小。


而“信”者,相信也;“仰”者,尊崇也。相信、尊崇的,可以是物、人、学说,当然也可以是神——而岂必神?那种对“以仁爱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与仁人的信仰,也自然可以导致、养成高尚的道德。


中国社会当前道德崩溃自有原因(此事上文已略提及,本文不重点讨论)。以为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一无可取,甚至是中国积贫积弱之原因(此事本文也不重点讨论),也是没有道理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进步的世界文化、普世价值息息相通,相得益彰,又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重要部分的原因。


故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古为今用,有研究、学习、继承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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