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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世旭短篇小说《江州往事》

时间:2019-10-13     作者:陈世旭   阅读


作家简介:陈世旭,男,汉族,1948年1月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先后出版长篇小说《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世纪神话》《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 一半是白色》等以及《风花雪月》《都市牧歌》《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陈世旭卷》等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多部。发表有关先秦诸子文论、中国小说史及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并有多篇被转载。其中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惊涛》获全国第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马车》获全国1987年-1988年优秀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


江州往事

陈世旭


最高的山墙


谢宜修像一张活动的照片,永远是一个表情。一堆人里有她跟没有她一个样。她也尽可能跟人群保持距离。上工下工,要么前面,要么后面,她总是一个人,跟大伙隔着一段路。在地里做事,她手脚不是最快的,也不是最慢的;不跟人拼命,也不挨懒拖沓。收了工,城里人的宿舍,男男女女放了羊,闹成一团,吵翻了天,她不看、不听、不加入,也不躲开,倾着头,一心忙自己的。她好像总有忙不完的事:洗洗晒晒,缝缝补补,收收捡捡。

城里下放的女伢,一有机会就跟分场、总场的干部搭壳。像甘卫华那样胆大脸皮厚的,夜里一堆人围着一盏煤油灯听总场干部念文件,她紧挨干部坐着,直接就把手从桌子底下伸到干部胯裆里。

谢宜修每次都坐在一圈人外面的暗影中,不管那一堆人又哭又笑,拍手顿脚,她都没有动静。散会,她从不头一个站起,等大家都起身了,才跟在一堆人中间走出去。连跟个人收入有直接关系的评工分,也听不到她的声音。评上多少是多少,从来不吵。评先进、入团、参加民兵,就更没有她什么事,没有人找她,她也不找人。她身上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寒气,让人不好接近。她也不接近别人。大家只隐约听说,她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手下有过千军万马。她身上那股寒气,应该是从父亲那里带来的。

歇坡的时候,几个凑一堆共用一根竹烟筒轮流抽黄烟的老倌,偶然看到从面前走过的谢宜修,说:这女儿命苦,孤寡。

谢宜修没有听见,听见了也像没有听见。

好像是哪个事先写了剧本,三队也有一个这样的孤寡角色:张可凡,说是个男的,头发跟女的差不多长。荷包里永远搁把梳子,一有空就拿出来梳头,梳一把用巴掌拢一把,把个大披头搞得水亮,苍蝇站不住脚。两边的鬓角一直伸到腮帮子。脸刮得铁青。不管天怎么热,一身上下都包得丝风不透:衬衫领口和袖口决不解开;瘦裤腿把两条细脚杆子弄得像笔管;尖头皮鞋的鞋带绑得牢靠。

张可凡害怕任何人碰他的东西,包括漱口缸子、牙刷牙膏、香皂剃刀、脸巾脚布;他的床铺不许有一个褶皱,床沿铺着一块浴巾,坐脏了随时换洗。有人走近他的床,他就心惊肉跳,生怕那块浴巾被污染。

大家也就恰恰以此为乐:只要他走开一会儿,他那张床就被蹂躏得跟狗窠一样;一大块香皂没有几天就变成一小片;新买的牙膏转眼就不见,找了半天,原来在他床沿上的浴巾下面,已经被他自己坐扁了,牙膏都从针扎的孔里挤出;雪白的脸巾总是会闻到一股臭脚味儿;锃光瓦亮的漱口缸子盛满了骚哄哄的黄汤……他张口结舌,脸色惨白,半天说不出话。这正是那班作案的火板儿想要的结果,他们躲在一边死命压抑着声音,笑得直不起腰。万般无奈,他就只好掏干净身上的零花钱,一个个向大家敬烟,敬烟时还点头哈腰。岂不知,越敬越倒霉。大家把他的孝敬当作奖赏,为了得到更多奖赏,就要让他倒霉更多。

在三队,张可凡就是个笑话的代名词。老老少少都喊他“戳屎包”。

用压泵喷雾除虫,让他负责供水。他双手抓着扁担,哆哆嗦嗦,前冲后仰。一担水好不容易挑到地头,已经晃出了多半,落地的时候,后面一桶忽然滑出扁担头,扁担失去平衡,飞起老高,他自己也往前栽个嘴啃泥。

棉花地锄草,他的锄子只挖棉花,就是不挖草。队长朱瘌痢气得瘌痢头通红,大骂:你眼瞎了啊,指头粗的棉花秆你看不见?叫你锄草你锄棉花做什么?他被骂得双手发抖,小小心心地下锄,一挖,还是挖断了棉花秆。

朱瘌痢当胸一掌把他推了个趔趄:

你长这一头毛有什么用?还不如老子个××!

张可凡抬眼看了看队长的瘌痢头,赶紧低了头。

说你还上过大学?

上过。

那你说,你会什么?

我会多来米花所拉稀多。

张可凡嗫嚅。

一棉花地累得贼死的人顿时一阵轻松:

拉稀多!拉稀多!

拉稀?还多?

朱瘌痢很困惑:

那你就蹲下,拔草,想拉稀就拉稀。

给张可凡定的工分是四分半。最低的工分标准是五分。

鬼都看不起张可凡。一有空他就只好去江边吊嗓子。

江面很阔,对面一线山影,帆船像贴着水面飞的鱼鸟。张可凡“呃呃呃呃”的声音传得很远。江风刮过,听起来像喊冤、像号丧、像叫魂。

听着张可凡狗不像狗叫、猪不像猪哼的怪声,坝头上走过的人都会丢一句:

戳屎包。

 

要过年了,城里人回家探亲,一个个大包小包:决算分红的花生、芝麻、黄豆、棉花,不多,也不值钱,但到了城里, 都是稀缺的宝贝。

谢宜修居然是一大担,压弯了扁担。

挑担的是吴老六!

吴老六是二队队长吴毛俚房下的侄子。娘老子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等着再生两个女儿——洲上的大圆满讲究“五男二女”。生到吴老六,还是个带把的,懒得起名字。

一家六个儿子,个个莽长莽大,赛似金刚。前面五个,都在外面成了家。老六是满崽,留在身边。

吴老六不到二十岁就是二队拿满分十分的劳力。他说话做事都麻利,一阵风,快刀斩乱麻。队上人上工一条龙,下工一窝蜂,他永远在头里。在地里,从来没有人见他坐过。歇坡,一帮人嘻嘻哈哈、大话闹天,他瞪着眼睛莫名其妙,看一阵,径自拿起锄头或是扁担又去做事。场部下来蹲点的黄场长搞定额包工试点,按件计工,正对了他的路。他有用不完的力气,技术又全面,没有他拿不下滩的事,一天赚两三个人的工分。他生下来好像就是来做事的,一天到黑,吃饭睡觉之外,除了做事还是做事,跟人没有争执。若是你惹毛了他,那就莫怪。

下半年,棉花收上来,各队把晒干的棉花装上牛车,送场里的轧花厂。吴老六赶着牛车,把摇摇晃晃的一大车棉花拉到接近轧花厂的坝头,被前面停着的一长串也是送花的牛车堵住了。他跳下车杠,跑到前面,看到下坝的斜坡口上,一辆满载的牛车,牛卸了轭,在斜坡上啃草。

哪个的车?

吴老六喊了好几声,蹲在坝头抽烟的一个人回过头:

我的。

是三队队长朱瘌痢。

车坏了?

我要抽根烟。

抽烟?堵许多车!

我只能在这里抽!你看看下面。

下面?

你瞎眼了?墙上的字。

坝下,轧花厂大车间的墙上顶天立地写着“严禁烟火”。

换作是别个,会对朱瘌痢说:那你也莫堵在路头上啊,少走一脚多走一脚哪里不好停车?

吴老六没有许多话:

你抽你的,我把你车赶到下面去。

说着就去牵牛,上轭头。

莫动!

朱瘌痢吼道。

你讲不讲理?

不讲理!怎样?

朱瘌痢把烟头摔下,伸脚用力一蹍。他在场里的威风,哪个也不能挑战。

有一年,各队壮劳力去江里起化肥,一帮人起哄打赌。朱瘌痢用嘴咬着两袋各一百公斤重的麻包,手倒背在身后,踏着没有起运的化肥,从船舱走上船头。船上别的人都停下来,憨了一样睁大眼睛张着嘴巴。反而是朱瘌痢本人显得轻松。

朱瘌痢光着上身。鼓鼓凸凸的肉块,随着身子的弯曲、扭动、伸展,起起伏伏。在晃眼的阳光下,亮部和暗部都极为鲜明。都说,把这个蛮子钉进棺材,他可以从里面把棺材撑开。

朱瘌痢走下船的跳板之后,并不沿着人们已经踏得十分坚实的那些坡度平缓的路径走,而是在那些错错落落的坍塌的江坎土块上笔直往上走,脚后跟响起一片碎土的滚落声。上了江坎,过了江滩,走到坝脚下,他也不像别人那样斜着走,仍是笔直上坡。

一直走上大堤。

站住,转过身。面对所有在坝下仰望着的人,然后,松开牙齿;然后,直起腰,露出雪白的几乎没有缝隙的牙齿。那牙齿,曾经有一次打赌咬断过八号铁丝。

先是静默。随后是一片欢呼:

“瘌痢!”

“瘌痢!”

“瘌痢!”

这次打赌,朱瘌痢赢了三十个拳头大的麦粑、两斤红烧肉、一斤烧酒,他一口气吞个精光,之后还喝下去整整一水瓢米汤。

那天吴老六也在,他从头到尾不看周围发生的事,天塌下来也跟他不相干。

把轭头卸下来!

朱瘌痢喊。

吴老六跳上车,一抖牛绳。

朱瘌痢冲过去,伸手一把扯下牛杠上的吴老六:

下来!

吴老六落地,“咚”的一响,稳稳站住。

朱瘌痢当胸一把猛推吴老六。

莫起手动脚。

吴老六纹丝不动。

朱瘌痢那一把像是推到了墙上,火了,又推一把。

这一次吴老六抓住了朱瘌痢的腕子:

真的假的?

朱瘌痢挣了一下没挣动,又伸出另一只手。

吴老六一并抓住:

莫作死。

朱瘌痢的脸由红变白,然后煞白,全身一软。

从后面堵着的一长串跑过来赶热闹的众人,眼睁睁看着朱瘌痢栽在吴老六手上,霎时憨了:

果然天下只有第七没有第一啊!

但是,这样的事,不过是一种意外,而谢宜修跟吴老六搭上了壳,就不只是意外,而是出奇。

吴老六把谢宜修一直送到班船上,把索子在扁担头锁紧,就下了船。船到县城码头,谢宜修照吴老六的叮嘱,坐着不动,等下船的人走差不多了,就见从码头上下来的一个跟吴老六一样的大块头走到船上,说,我是老五,来接你。

老五是司机,跑长途货运,直接把谢宜修送回省城的家。

若是一般的帮忙,没有这么周到的。

 

正月,农事空闲,要做屋的人家就在这时开工。

吴家城里的五兄弟都带着家眷回来了,他们各家早已做了屋,五幢屋在二队的屋场一字排开,一色的清水砖、黑棉瓦,齐齐的山墙比屋场所有的山墙都高。五幢屋的顶头,留了一大块屋墩给老六,做屋的料也是早就备好了,只等他订了亲就动工。

满载做屋,特别排场。

做屋、结亲、死,是江州人一生三件最大的事,皆不能敷衍。一家做屋,队上家家出人帮工,这是习俗。城里下放的人则自便,愿来就来,不愿来不强求。二队探亲回来的城里人都来了,一是顿顿有鸡鸭鱼肉,油水厚;二是吴老六做屋,是跟谢宜修订了亲。

事先一点口风也没有,平时又少有交道,见到在吴家忙忙碌碌的谢宜修,大家一时竟不晓得说什么好。

做屋有许多仪式:奠基、挖墙脚、立门方、上梁、盖瓦,都要喝彩。其中上梁是高潮:

各家帮工都到齐了,两个木匠把一根刨得鲜亮的中梁抬到了肩上,一人扛着中梁的一头,各自从两边的梯子往上爬。

领彩的老鼠嘴举起手,龇开一口白牙:

 

敲起锣来!

嘿依!

天上金鸡叫,地下凤凰啼,八仙云里过,正是上梁时啊!

嘿依!

此梁此梁,生在九龙山上,千人抬不起,万人也难扛,等到洪水涨,漂到码头上。贤东看中此木,买回做栋梁啊!

嘿依!

脚踏楼梯步步高,我为贤东摘仙桃。

嘿依!

 

两个木匠师傅每爬一级,老鼠嘴就喝一道彩,底下所有的人就跟着呼应一声。

呼应的人都依列站在两边,像合唱队。两排之间的半空,横着那条梁。领彩的老鼠嘴站在梁下,操纵着众多的嘴巴,抬头喊一声,低头听一声。

老鼠嘴每喝过一道彩,谢宜修就挽着一只竹篮给每个人分块麦粑或是发饼。她穿了一身当地老巴嫂腋下开襟的新棉袄,头上包了块手巾,举手动脚还是个城里人,一向板着的眉眼有了一些灵活。

 

敲起锣来。

嘿依!

手提贤东一只瓶,千两黄金巧打成。上打金狮来盖顶,下打莲花妤彩瓶。此瓶里面装琼浆,琼浆上梁祭神人。

 

老鼠嘴举起一只酒瓶咕嘟咕嘟地猛喝了一气,唱:

 

一家饮酒千家醉,一户开坛十里香。我今夸酒有四好:

嘿依!

一好婚姻喜事,二好置买田庄,三好迎宾待客,四好做屋上梁。

嘿依!

酒祭东,孔明借东风;酒祭西,七仙女做了凡人妻;酒祭南,好比芙蓉配牡丹;洒祭北,贤东好比刘玄德。

嘿依!

祭梁头,儿孙封侯;祭梁尾,荣华富贵;祭梁肚,开门发户。

嘿依!

自从今日喝彩后,大富大贵大吉祥!

嘿依!嘿依!嘿依!

……

 

仪式十分冗长,又单一繁复。队上的老职工倾着头,一心喝酒吃粑。城里来的人有些烦了。下放的人因为是吃白食,不好多嘴。先是吴老六一大帮侄子不肯安生,满屋子疯跑乱撞。嫂子们跟着坐不住了,嘀咕:不是要请戏班子的吗?

老六安排好了。

谢宜修说:

一会儿请大家欣赏。

除了吴老六,没有一个人想到谢宜修请来了张可凡。

张可凡出现在屋场上的时候,所有人倒吸了口气,满场鸦雀无声,好像是给惊吓住了:

一身笔挺的黑西装,雪白的领口扎着鲜红的领结,笔管样的裤管下尖头皮鞋闪闪发亮。长发蓬松,大鬓角把涂了油彩的脸衬得格外神气,怎么看也不像那个天天被大家捉弄、当下饭菜、寻开心、造锅巴孽的戳屎包。

 

喝吧,朋友们,美酒能使我们陶醉!

喝吧,朋友们,把一切烦恼都丢开!

 

张可凡扬起双臂,亮开嗓子:

 

尽情地喝个痛快,

把所有忧郁都忘怀!

干杯!干杯!为一时的异想天开干杯!

干杯!干杯!为瞬息即逝的幻想干杯!

干杯!干杯!为昙花一现的欢乐干杯。

 

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中间,张可凡的样子很古怪,很可笑。但没有人笑。他的光彩照人,他的作古认真,他的全力以赴,震住了大家。

老职工不晓得他唱的是什么,但是晓得一个人能发出农场喇叭里那样好听的声音不是容易事:难怪老是听他喊冤、号丧、叫魂。

城里人有几个晓得他唱的是歌剧《茶花女》,吴老六二哥两口子都在大学教音乐:唱得还真不错!他们低声赞叹。二嫂忍不住站起来,走到张可凡身边:

 

喝吧,朋友们,别虚度了我们的青春!

喝吧,朋友们,我们的生命由欢乐和爱情组成!

明天会怎样,谁都难预见。

无论多么美丽的花儿,

鲜艳的日子也过不了几天!

盼望,遐想,憧憬,都将是黄粱一梦……

干杯……玻璃杯的叮当声,绝不会吓走爱神!

 

二嫂绝对专业的对唱,让过了年继续下队蹲点的黄场长也拍起巴掌来。

 

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

是的,爱你的人是多么快乐。

……

谁会爱我呢?我根本不知道。

……

是我,我这是在劫难逃。

……

 

那顿饭,从来滴酒不沾的张可凡连喝了几碗。碗是乡下的土碗,酒是州上的土烧,刚喝没什么事,后劲厉害。那天回到宿舍,他一通翻肠刮肚的呕吐,只差没有把肠子呕出来。呕吐完之后,就是一通号啕大哭,不晓得的人以为他刚死了娘老子。

在酒桌上黄场长对张可凡交代:

回去跟你们朱队长讲,就讲我讲的,调你去场文工团,回头去场办开个介绍信,这两天就去报到。

黄场长说话的时候,不时扫一眼吴家城里来的五兄弟,很威严地清一下嗓子:

不过,你要剪一剪头发,刮一刮鬓角,莫像现在这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这下好了,戳……张哥一步登天!恭喜恭喜!

平时一口一个“戳屎包”地喊张可凡的那班人乱糟糟地端起酒碗,意外、眼红、真心真意,都有。

最惊喜的是谢宜修。

年前回去,才知道母亲已经住院两个多月了,大手术,自己硬熬着,不准上小学的儿子给姐姐写信。幸好护士马姨听说谢宜修也在江州,跟她儿子一个农场,格外照应。见到谢宜修就问知不知道她儿子张可凡?

知道。

谢宜修说。她还知道农场里谁都可以欺负张可凡,但她不能把这些告诉马姨。

他太懦善了,一个人会很吃亏的。

马姨说着眼泪就掉下来。

……

谢宜修不知该怎样安慰她。

从小他就只喜欢唱歌,千艰万难考进了艺校,又给人家开除了。

开除的原因是“调戏女同学”:进校第二年,学歌剧《茶花女》,有天晚上离开排练室,他看看走廊前后没人,忽然从怀里抽出一枝花,单膝跪下,拦在那个跟他演对手戏的女生面前,把人家吓得惊叫。那女孩儿特别求上进,刚写了入团申请书,觉得受了侮辱,直接去校长那里哭诉,伤心得像是被强奸了。

他其实单纯得像个婴儿,一点坏心也没有。你们同事,要是帮得上就拜托多帮帮他。

马姨瘦削白皙的手冰凉,小小心心地捧着谢宜修已经有些粗糙的手。好像谢宜修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谢宜修帮张可凡的忙,也就是做屋的那一次。张可凡正儿八经高唱一曲之后,大家不再喊他戳屎包了,连朱瘌痢都说:操,没想到我这里还卧虎藏龙。

但张可凡没有照黄场长的调动去场文工团,因为他打死也不肯“剪一剪头发,刮一刮鬓角”。朱瘌痢不再难为他,让他在食堂灶前烧火,菜地浇水。后来被当作“外国特务”打断脚骨子是别分场人做的事。再后来他跟着大伴回了城。

农场有人在码头上遇见过张可凡。他拄着一根洋式的手杖,站在江堤的矮墙边抽烟,还是一头的长发,还是大鬓角,嘴里吐出一个接一个的烟圈,洋味儿十足。见到熟人,他很客气。如果是个男的,就拉到僻静地方,递上一张名片,说:

想要,就打上面的电话。

名片后面,有几行四言八句儿:

 

放下金绡帐,

银钩钓情郎。

摊上席梦思,

接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钱,

全凭腿一张。

搂着说最爱,

过后不认账。

人一走,

就冲凉,

下一对哥姐做鸳鸯。

 

二队一直没有回城的,除了省城孤儿院来的张社宝,就是谢宜修。某年有记者来采访,问她为什么嫁农民,她只回了一句:

因为我不如农民。

谢宜修跟着吴老六一直过得很享福,生了一堆儿女。她父亲被政府特赦释放后,吴老六把岳父岳母一块接来了江州,在屋场上山墙最高的那幢大屋里安享晚年。

农场改制后,江州的青壮许多去了经济发达的外省。谢宜修跟吴老六商量,把抛荒的地都租下来,六兄弟贷款集资,盘下倒闭的轧花厂,一年后又办起纱厂,注册了江州棉业公司。

这些都是后话,不赘。只简单交代一下两个人物的下落:一,朱瘌痢做了公司保安的头;二,去找过张可凡来公司的小剧团,张可凡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一脸恐怖:回江州?

吴家人财两旺,州上人说:还真莫不信,那是得力他们家的山墙高。



蜜 桃


甘卫华脸白得像石灰抹的,精瘦、窄长、薄嘴唇,为人尖刻,一张刀子嘴,从来不说人好话,说话一定伤人。跟她一批下放的男男女女,除了剃头佬潘伢儿,没有一个愿意接近她,她也一个都不放过:女的胸大的是没脑,屁股高的是“三翘”,眉眼活的一定做过婊子;男的不是太干瘪,就是太奶油,要不就是潘伢儿那样的长不大的憨包。潘伢儿有次歇坡在地里追蝴蝶,她说你跑给哪个看?这里哪个会看你?

在大家的印象里,全农场甘卫华只说过一个人的好话,就是李部长。人前人后,她都一点不隐藏对李部长的仰慕:那才是十足的男人。

场里还有劳改队的时候,李部长是管教。后来劳改队撤销,劳改犯留场就业,李部长转为新成立的场武装部的干部,再后来,当了部长。他个头不高,粗壮敦实,头和身子几乎是一小一大两个正立方体,打破这种方正的是胸前斜挎的驳壳枪背带,好比是从场部隔三岔五放的电影上走下来的游击队长。

李部长总是一身灰制服,很容易跟群众打成一片。从场部出来,下队工作,要经过二队。他人很和气,只要见到地头有人,就会停下来跟大家聊几句。甘卫华每次都挤到他身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不管他说什么都鸡啄米样地点头。听说场部的干部都要分到各个分场蹲点,她伸手攀住李部长的驳壳枪背带,嗲声说:李部长应该来我们二队蹲点。李部长退后一步,摆脱她攀住驳壳枪背带的手,说:是是,我一定来。

说话算数,我等你哟。

本应是“我们等你哟”,甘卫华省去了“们”。全不顾周围人的白眼。潘伢儿忍不住咕哝:憨包!

潘伢儿不怕得罪场部干部。这帮下放的人里,他出身最好:祖父那一代逃荒进城,传到他这一代,一直是做剃头手艺。他小学没有上完就出来跟老子学徒,几年后满师,在理发店做得好好的,看见甘卫华下农场,也跟着跑来了。也真是一物降一物,别人眼里甘卫华一无是处,潘伢儿就是服了她,像是上辈子欠了她,这辈子来给她做牛马。他们从小在一个巷子里长大,念书的时候,上学放学总是一路。长大了,稍通些人事,来往疏了。但潘伢儿一到学校放学的时候就心不在焉,隔着理发店的玻璃盯着外面,等着甘卫华的出现,一天没看见,心里就不是味儿。

一见潘伢儿走神,同在店里做的老子就骂:你莫做梦了,她那么泼辣,丫鬟的命小姐的心,你吃得住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甘卫华根本就不把潘伢儿当回事,从来就不正眼看他。他长得一张娃娃脸,一个剃头佬,头发却遮住了半边脸。因为口臭,嘴里总含着薄荷糖,其实更难闻了。到了农场,一有空他还要给人剃头赚外快,这习惯也就保留着。他有事没事老往甘卫华身边凑,甘卫华闻着就想吐。

甘卫华老子是二贩子,每天天亮前去郊区收菜,天亮在城里摆摊,跟工商税务的人捉迷藏。她自己从小特别要强,个子小,喉咙却大,动不动跟人吵架,嘴巴连珠炮一样响个不停。对方如果横不下心一巴掌拍死她,就只能是溜之大吉。老子在打击投机倒把运动中丢下一大家人突然没有了音信,老娘一个人扛不住,甘卫华只好退学,去一个民办小学代课,帮在国营菜场扫菜帮子的老娘养家。代课不到一个学期,校长知道了她老子的事,责怪介绍人之前没有讲清楚: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对不起,这种人我们不好用的。

街上的高音喇叭天天在播北方的一个城里女学生的光辉事迹:她不上高中,主动要求参加社会主义农业第一线建设,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扬,成了时代的楷模、青年的表率。这边居委会也在上门登记各家没有上学也没有就业的闲散人口,动员“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甘卫华特地跑到街道办事处,找到一把手,强烈要求下放,情绪激动得像是有人在威胁阻拦她:头可断,血可流,不达目的誓不休!

街办主任笑起来:好好好,我们坚决支持你!不过就是下乡劳动安家,不需要断头流血。

从街办出来,甘卫华扬眉吐气。之前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人跟在她后面叫“二贩子”。现在,她将要成为“时代的楷模,青年的表率”了,眉毛高了三尺。

母亲从菜场下工回来,抱住她大哭。她扶住母亲的肩膀说:

莫哭。这条巷子里,我回来时会活得比哪个都强!

没有等到“回来”,甘卫华第二天就“活得比哪个都强”了:

省城的大报小报都出现了她的名字;省城开欢送大会那天,因为许多人直到要动身了还是一百个不情愿,她的表现就尤其突出,省报记者专访了她,随后她的大幅照片还上了报纸。潘伢儿就是看了报纸,疯了样地跟着跑来江州的。

 

李部长真的来二队蹲点了。本来从场部到二队就一脚路,他完全可以住在场部自己的宿舍里,但他说既是蹲点,就应该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住到了队里。农场给下放人员建的宿舍很宽裕,临时调整了一下,给他腾出了一个单间。

除了场部有事,李部长每天都跟大家一起上工放工。吃过夜饭,大家就挤在他的房间里读报纸、学文件、谈理想。一张饭桌搁在中间,两边是单人床铺,以李部长为中心,其他人围着桌子,床上坐不下就站着。每次甘卫华都早早地在别人前面进去,大喊大叫着靠拢组织,紧挨李部长坐下。

李部长说:对对,靠拢靠拢。

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桌子周围都在暗影里。李部长把报纸凑到灯下,甘卫华则把头凑到李部长头边,越凑越近。暗中有人嘀咕:是要耳鬓厮磨啊?

专心读报的李部长不熟悉省城的话,把“厮磨”听成了“什么”,问: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由此成了甘卫华的外号。

来农场之后,甘卫华一直等着在省城欢送会上说过要追踪采访的记者。她家、她自己一直被人看不起,下农场让她成了新闻人物。这样的感觉让她上瘾。老子靠不上了,再找一个可以靠得上的人就是。现在她认准了李部长。都说他很快就要当场长了,就是不当场长,凭那把驳壳枪,他也是场里最有权的人之一。靠上他,她也就有了分量。

甘卫华的心思再明白不过,她因此很孤立,下放的个个觉得她贱。男的骂女的就是:“你是什么什么啊?”女的回骂就是:“你娘才是什么什么!”

对这些,甘卫华嗤之以鼻:这帮人,哪个敢说自己不贱。表面上骂,心里其实嫉妒;表面上正经,心里其实想坏没本事坏。她长大了,犯不着像先前那样遇事就发泼。

白天,宿舍一般都不关门,李部长也一样,那把驳壳枪带在身上,房里也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甘卫华一有空就去给他洗衣浆衫。州上没有街上那样的自来水,都是去江里挑水。一担水从江里挽起,走过老长的江滩,再翻过大坝,挑到屋场,累死半条命。江水尽是泥沙,混浊得像黄浆,必须用明矾把水澄清了才能吃用。力气不够的人,洗衣服只能去坝外找有水的土塘。那些土塘是挖土筑坝留下的,下雨的积水,比江水清多了。甘卫华每次都要跑得老远,非找到她觉得最清的水不可。衣服洗净晒干了,又用茶缸子盛了开水当作熨斗,熨得平平整整。

李部长先前当管教的时候,这些琐事都是劳改犯抢着做的。后来转到场部做事,换下来的脏衣服臭袜子就堆成一堆,等星期天老婆从市里来看他时一次性清理。甘卫华代劳,他觉得再好不过,给老婆省了事,也省了埋怨。每次甘卫华送来干干净净散发着淡淡的肥皂味儿的衣服,他并不特别感谢,随便说一句“就搁那”了事。甘卫华把这种随便看作对她的接受,满心欢喜,越来越没有顾忌。

有一次读报的李部长读着读着“噌”一下忽然站起,脸上白一阵红一阵,侧脸看一眼甘卫华:

今天晚上就读到这里,大家回去休息吧。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又一齐看定李部长身边若无其事的甘卫华,想象刚刚在桌子底下发生的事。

第二天,李部长找了个合适的机会,把甘卫华喊到一边,很严肃地告诫她: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追求进步是好的,但要正正当当,不能动手动脚腐蚀干部,那是犯罪!

甘卫华说:

我不是腐蚀你,我是……我是喜欢你……爱你!

李部长沉下脸,下意识地扶了一下驳壳枪的背带:

这是什么话!

真心话。

胡闹!莫说我有家室,就是没有,我也有立场!

甘卫华还要说什么,李部长甩手走了。

在市剧团演戏的李部长太太带着他们的儿女在城里住,他在场里过单身日子,不会对一个黄花闺女——而且还是个省城学生——不动心,他说“腐蚀”,不过是装模作样,他到底还不摸她的底细。州上人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只要她不放手,一个大男人没有拒绝的道理。

甘卫华依旧信心十足。

半夜,忽然响起了军号。甘卫华头一个跑出了女生宿舍。

几天前李部长就在会上说过,全场民兵要进行夏季训练,为了检验每个人的警惕性,具体时间不会事先通知。这些天甘卫华夜里一直睡不踏实,一有响动就醒了。有一次听见喇叭声爬起来,跑到外面才听清是农机修理厂加班的汽车喇叭。

这次甘卫华没有搞错。一出门就看见许多人在坝头上跑,她赶紧跟上去。气氛很紧张,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咯噔”的脚步声。

麦场上,先到的人已经按照李部长的口令站成了排,后到的依次排后。全体面对李部长。

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李部长很威严地整了整驳壳枪的背带,喊了几声“立正”“看齐”之类,一手从身上摸出一张纸头,一手抓着手电筒照着那张纸头点名。

点到名字的被要求出列,在最前面站成一排。甘卫华不记得自己是第几个被点到名字的,听那些名字,她隐隐觉得有些不妙:要么是下放前有前科的街痞子,要么是她这种出身不好的。果然,李部长清了清喉咙,厉声说:

喊到名字的,统统有——立正——稍息——解散!

没有一丝风,四下里一片蛙声聒噪。三伏的夜晚,热得人像在蒸笼里。甘卫华却一阵阵发冷。军训是民兵的军训,她没有当民兵的资格!她忽然明白了李部长说的“我也有立场”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甘卫华迷迷糊糊地在床上躺了两天,身子一会儿像是塞进了大火熊熊的灶膛,一会儿像是掉进了寒气彻骨的冰窖。第三天头上清醒,全身透湿,像刚从水里捞起来。

同屋的人都去上工了。宿舍的一长排平屋寂静无声。甘卫华摇了摇头,脑子特别清楚。她想不起两天来有人问过她的死活,她要真就这么死了,说不定就像条狗一样被拉到州尾巴的江滩埋了。忽然她闻到有一种气味,一种她曾经很厌恶的气味,薄荷味!

揭开桌上的茶缸子,里面是半缸子薄荷糖。

就是说,潘伢儿来过。

眼泪“唰”地流下来。不是感动,是可怜自己:这么大个农场只有一个潘伢儿还在乎自己的死活。

她决不甘心。

 

星期天,李部长太太照例来农场。

甘卫华下了早工,吃过早饭,没有再下棉花地。从城里到农场的班船半上午到。她在宿舍门口等着,远远地看到坝头上出现李部长太太的身影,她轻飘飘地进了李部长的房间。

李部长太太看见老公床上短褂短裤、赤脚光腿的甘卫华,抱着一本书,看得得味不过,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正要退出,床上的甘卫华懒懒地把书从脸前移开,又鲤鱼打挺一样弹起:

哟,李姨来了。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

李部长太太赶紧道歉。

没有没有,这就是李部长的房间。

甘卫华慌慌张张地下床,一面支支吾吾:

今天天好,我想……想给他洗一下被褥。

那你洗吧。

李太太怔了一下,转身走了。

午饭前,甘卫华就给叫到场部。跟她谈话的是农场妇联冯主任: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你老实说,跟李部长有没有关系?

有。他是干部,我是职工,干群关系。

有没有男女关系?

有。他是男的,我是女的。

你上过没上过他的床?

上过。我们夜夜挤在一张床上读报。今天上午我还上过。

你莫装糊涂。我是问你们两个有没有睡过觉?

睡过。不止我们两个,哪个没有睡过觉?

我说的不是睡觉,是……直接说吧,他有没有在你身上睡过?

那又怎样?有一次我从市里回来,在班船上看见赵场长也睡在你身上。

冯主任的脸一下煞白。有一次她跟赵场长从市里开会同船回来,赵场长的确是靠在她肩上睡着了。关于他们的风言风语,场里早传得沸沸扬扬。

你回吧。

冯主任一扬手。

甘卫华最后的回答,等于是承认了李部长跟她搞过。

传说中,因为晓得赵场长的生活作风问题,上面要把他调走,让李部长接替。现在好了,李部长也当不成场长了。冯主任心下有点为赵场长幸灾乐祸。

正在训练民兵的李部长被场办的蒋忠诚突然喊回场部,很是莫名其妙,一路上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当过兵的蒋忠诚始终不吭声。到了场部,场党委的桂书记已经在走廊上等他:

回头你去下面卷铺盖回来吧。

为什么?

你这个点蹲得也太深入了。

什么意思啊?

去问你老婆,她在你屋里。

无论李部长怎样赌咒发誓,李太太都不肯相信。男人借口蹲点,跟一帮城里下放的男男女女打得火热,她上几次来就有感觉,今天她的亲眼所见差不多就是捉奸在床了。

场里许多人,尤其是二队的人,都觉得李部长很冤枉。李部长做人方方正正,做事一板一眼,从不邪头鬼脑,特别是没有一点架子。反过来,甘卫华看上去就是个白骨精,李部长吃了她的亏,很不值当。背后都对她指指戳戳。

甘卫华那段时间很诡秘,有事没事就搭场渔业队的便船往对面的县城跑,头天去,二天回,从不跟队长请假,队长也懒得问。每次她回来,潘伢儿都在江边等她,问她,她理也不理。不久大家就看出,她肚子大了。

原来,甘卫华这一趟一趟是去做检查。

潘伢儿实在忍不住,揪住她:

说,是哪个的?

你管得着吗?关你什么事?

甘卫华看也不看他。

是不是姓李的那狗日的?

潘伢儿绝望地大喊,“”哭起来。

甘卫华甩开他的手。第二天气昂昂地找到队长吴毛俚:

这回我跟你请个假,我今天回省城,把小杂种打掉,怕是要住些日子。

甘卫华这一走,把李部长往死里最后推了一把。

李部长不但没有当上场长,场武装部长也给免了。李太太本来就忍受不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又不肯来农场,既然他早已有了外遇,趁这机会正好跟李部长离了婚。

约莫年把以后,李部长的冤情水落石出:

从农场去对面的县城,可以搭场渔业队的便船,从县城的码头又可以搭去市里的便车。一个流氓团伙长年霸在码头上,专门用上便车诱骗州上舍不得花钱坐班船的城里下放女孩。他们很看不起这些女孩,审问时交代说把她们搞到手比抓只鸡还便宜,最多一碗肉丝面就够了。最便宜的一个只用了一只蜜桃。

她叫什么名字?

办案的很好奇。

好像……好像叫甘……对了,甘卫华。

但是对李部长来说,一切都晚了:

办完离婚手续没有几天,李部长病倒了。他后来的日子几乎就是在县、市、省里的医院进进出出,把两个正立方体熬成了两个三角立方体,直到不治。

 

潘伢儿耐心等了几年,总算遂了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把甘卫华娶到了手。因为多一门手艺,婚后的日子比一同下放的人滋润。高兴的时候,潘伢儿问甘卫华:想大肚子,何必跑去江对岸,我不是现成的吗?甘卫华说:让你上了,还有人会疑心李部长吗?

没想到下放的人还有回城的一天,潘伢儿两口子回到了他们从小长大的巷子。

早年国营的理发店已经解散,潘伢儿老子自己单干,潘伢儿回来,父子两个把老屋改成了剃头铺,名叫“天鹅发屋”,表明他老子当初骂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梦想成真。

甘卫华老子在外面做了十几年盲流,回来光明正大地开了个肉菜小店。甘卫华不用另外去找事做,就在店里做账。

说起早年下放的故事,甘卫华感叹:没想到李部长那么一个大男人会那么不经事,还不如我们家这个到死也长不大的潘伢儿。



我恋爱了


李部长出事以后,黄场长从南边公社调来场里当副场长,分管政工。听说二队那么复杂,决定亲自下去抓一抓。

黄场长有点像老猴子。人瘦成一把筋,背驼着,脸极力仰着,颧骨很突出。走路步子不大,但总是精神抖擞,不时很响亮地喀一下喉咙。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老婆一直留在山里种田,给他养着老人和一大堆儿女。他有肺结核,长年咳咳喀喀,这回调来农场,才把上完初中的女儿黄梅子带到场里来做农工,就安排在场部边上的二队。父女两个好有个照应。

在队上转了两天,观察了两天,也思考了两天,接受李部长的教训,黄场长决定,跟这帮下放人员不能馊亲热,要来硬的、狠的。头一次全队大会上,他特地严肃指出:城里下放的同志,现在已经不是客人了,场里不会一直客气下去,表扬也好,批评也好,都要跟老职工一样对待,一视同仁。接着宣布了几条:

头一条,刷墙。把屋场上所有眼睛能看到的墙面,都画上宣传画,写上大标语。

二一条,夜校要夜夜上课,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一条,公开场合,衣服该遮住的地方必须遮住。

四一条,男女之间不可以随便摸摸捏捏。

在下放人员里,条子是最扎眼的一个:人老长,像根坝头上挂高音喇叭的电线杆子,头发女人样的直拖到肩上,风一吹,旗样的在头上飘扬。上身褂子长到膝盖,满是五颜六色的油彩,大长腿上的大裤脚在地上扫得稀烂。那么长个人,走路还总昂着头,从不看人,除了跟省城来的“鸡屎分子”韩昕有几句话说,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傲气十足。老职工说起他就说那个“拗粪兜子”。

条子老子是小学美术老师,想做大画家没做成,把希望寄托到了儿子身上。条子从小跟老子学画,到初中已经有了一点小名气。画人像,画一个像一个。毕业那个学期,特崇拜他的一个女同学把他邀到家里,让他给自己画人体。刚脱光,还没有摆好姿势,门窗就被人敲得山响。居委会几个老巴嫂早盯上了他们两个,领着派出所的警察把他们抓了个现行。

离毕业没有几天,条子被学校开除了,成了社会闲散人员,每天背着画夹子去公园写生,画人像赚钱。画了两年,不让画了,居委会天天上门动员下乡。下乡之前,老子反复交代:种田可以,千万莫荒废了艺术。

条子会画画,刷墙的任务就落到他身上。他不搭理人,做事倒是认真。每天天不亮,上工的钟一响,他就跟着大家起床,别人下地,他去屋场,爬上架子,画到别人收工,他跟着下来去食堂吃饭。有时候画得兴起,干脆把饭省了,在架子上一站一天。

黄场长时不时来看一眼,每次都很满意。条子画的有年年看得到的“麦地金波”“棉海银花”,也有科学幻想的“飞播杀虫”“机器除草”……正是他心里想的口里说不出的。但是这种满意从不流露,他觉得对条子这样的“拗粪兜子”,决不能轻易表扬。他把二队这些下放人员的档案都仔细翻过一遍,条子家里不是依靠对象,本人又犯过大错,成分应属不高不低,对他的态度也就宜不冷不热。

你能不能改一改?

条子从架子上下来,黄场长说。

哪里要改?

条子眼睛看着刚画的墙面。

我说的不是画,是你。

我?

条子回头俯瞰黄场长。

头发,能不能叫潘伢儿剪短些?褂子,能不能换件干净合适的?特别是裤子,扫把一样。你这个样子把老职工的年轻人都带坏了,钟国宝不就是学你的嘛!

条子看着黄场长的秃顶,嘴角一撇。

怎么,不同意?

黄场长仰面对着条子,用力喀了一下喉咙。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这是我自己的事。

条子说。

黄场长噎了一口,忍住了:画画的只有条子一个。

 

夜校是在屋场边一块空地上临时搭起的草棚,搭得很大,全队开会也可以用,但老职工大多喊不动,黄场长也就不强求,毕竟这帮下放人员才是工作的重点。每天收了工,不管多晚,吃过夜饭,黄场长就紧盯着,把宿舍的人一个个请进草棚。二十几个下放人员,加上钟国宝几个喜欢跟下放人员搭壳的老职工后生,男女各坐一边,草棚里显得空空荡荡。

黄场长规定的课程跟先前的李部长没有大出入:读书、读报、读文件,只不过最后他的讲话每次都很长,但是不空洞,什么人、什么事,一个个、一件件,具体、精确:

哪间宿舍我就不明说了,过了半夜,女同志房里还有男同志的叽叽咕咕。声音我是听得出的,就不在这里明说了,你们自己心里晓得就行,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不过,下回我就不客气了!

还有,坝外的柳树林是防浪林,用来在汛期缓冲江水保护堤坝的,不是让人在里面浪荡胡搞的。我夜夜都会去巡查,有人给我撞见了,有人没有撞见。撞见了的以后不要再犯,没有撞见的不要得意,走多了夜路总要碰到鬼的——当然,我不是鬼,我是为你们好。

桌上的煤油灯忽忽闪闪,从下往上照着从来不笑的黄场长。他不时很响亮地喀一下喉咙,仰着枯黄的脸,突出的颧骨挡住了眼睛,样子很阴森。

想象着一只老猴子每天半夜蹑手蹑脚地贴到宿舍的窗户脚下,或是像个影子一样在坝外的树林子里飘来飘去,所有人都觉得背脊上有一条冰冷的蛇在爬,汗毛直竖。坐在最后一排的人老是扭头看身后,总觉得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无声无息地爬到背上来。草棚的门关不严,不时被夜风吹得叽嘎作响,一响人就吓得往起一跳。

今天,我要讲一讲鸡矢同志的四言八句儿。

黄场长用力清了一阵喉咙。

鸡矢是韩昕的外号。他性格很孤僻,从来不跟各级干部搭壳,两只鬼灵精怪的贼眼总是瞪得老大,连李部长、黄场长这样的人都看得心里冒寒气。凡是有头有脸的事他都沾不上边。他也就拐子拜年就地一歪,正好没人打搅,一有空隙就翻书,一面竟异想天开地写起诗来。在棉花地里边锄草边搜肠刮肚,回来就边吃饭边爬格子……结果制造了一堆文字垃圾。因为老是写写画画,落了个“鸡屎(知识)分子”雅号,众人觉得“分子”多余,直接就叫“鸡屎”,他顺手拿它作了笔名。稿子寄到杂志社,有个编辑实在看不得,给他回了一封信:先不讲别的,光这个名字就一股臭味,哪怕改成个“鸡矢”也好些。他就改成了“鸡矢”。

黄场长说的鸡矢的“四言八句儿”,是他新写的诗,预备给条子抄到墙报上去的,先送了黄场长审阅。题为“我恋爱了”:

 

我恋爱了

我在黑暗中摸索你的笑容

在熔岩一样的温度里

理想被烈火点燃

在我们中间,隔着时间和空间

让我们创造丰收的激情无法相遇

这有什么

我要爬上空间的山峰去进入你

我要涉过时间的水波去进入你

我要在你滚烫的怀里徜徉

让你把我最后的一滴血吸干

你,灼灼其华,蜂歌蝶舞

你,敞开胸怀,身披残冬

喷薄最灿烂的光芒

惊艳半壁江山

我骑上春梦的快马

让所有的惊艳兜着春风

让一寸寸沃土永远失去荒草

饱蘸春色,写意碧空

柔软如初启的星光散开

挺直了坚挺的画笔

向绿色的棉林无限进入

直抵垄沟的尽头

在那里纵情歌舞

在那里获得真正的自由

当金属与泥土交接

从土地到土地,从心到心

一种生命的狂欢

完成了挥霍

 

“请你给大家讲讲,你写的是什么。反正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怎么也读不明白。你那个‘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们的自由莫非是假的?‘生命的狂欢’?还‘挥霍’?那不就是无法无天吗?横竖我听起来怪怪的,像是说胡搞的事。”

黄场长把那几张纸头拿在手上,甩得哗哗响。

这是韩昕自认为下乡以来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写的是每天出工下地的感受:“恋爱”是爱农场,“摸索”是因为天黑,“笑容”“胸怀”都是说棉花地,“山峰”和“水波”是路上的坡坎和沟渠,“画笔”是锄子,“狂欢”是劳动,“挥霍”是形容奉献。但黄场长的神态和口气,明显不是要听他解释。他瞪着两只鬼灵精怪的贼眼,等着黄场长的下文。

果然,黄场长喀了一下,接着说:

你们下放是来改造思想的,要好好向州上的劳动人民学习。他们世世代代创造了无数的好文化,比方“五句头”山歌,是个人一听就懂,为什么不学?拿这些“鸡屎分子”的东西来吓哪个?

煤油灯把黄场长的影子投射到背后的墙上和草棚顶上,黑压压地晃动。

韩昕觉得那晃动有些滑稽。他不想辩白,很平静地说:

我重写。

农场的老职工,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哼几句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歌子或戏文。韩昕听着还真是喜欢,留心收集记录了不少。那些歌子或戏文,八九不离十,大多跟男女有关,而且大多质朴直白,一点不遮遮掩掩,拐弯抹角。黄场长说话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一首“五句头”《车水》:

 

新打脚车四步头,

架在大姐奶上头。

日里车干姐的水,

夜里车干姐的油。

车得大姐乐悠悠。

 

韩昕一眨眼就念出来:

 

新打脚车四步头,

架在农场渠上头。

日里车干长江水,

夜里旱地水如油。

车得棉林乐悠悠。

 

“你看看,劳动人民的水平多高,你那个‘恋爱’根本没法比,对不对?你虽说多认得几个字也不能不承认,对不对?”

黄场长大声说。

韩昕真诚地说:

我承认。

四下里响起窃窃的笑声。听过这歌子的并不止韩昕一个。钟国宝一来宿舍,他们就围着他,让他唱这类荤歌子。但能一眨眼就改得又时兴又像那么回事的,只有韩昕一个。条子在后面捅了捅韩昕,用伸出的一只大拇哥。

大家说,对不对?

黄场长提高声音问。

对!

底下齐齐发喊。

不消说,这是对他工作能力强、水平高的最明白不过的反应。黄场长很欣慰地喀了一下喉咙。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黄场长的工作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帮下放人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站有站样,坐有坐相,一个个乖溜了,至少当面看不到七颠八倒、伤风败俗的行为。在棉花地,只要场部高音喇叭播放的歌曲一响,他们就齐声跟着高唱,唱得热火朝天,豪情澎湃。

到底年青,又是城里人,脑筋转得快,晓得好歹,说变就变了。

有关这段工作的总结被一个省报记者拿到省报报道出来,被省里一位管农垦的领导看到,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由市、县派的领导陪同,下来调查。二队屋场满墙的标语宣传画、下放人员宿舍里跟兵营一样的整洁,给了他们极为深刻的印象。最火爆的是座谈会:调查组传达了省领导的关怀后,让大家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他们带回去汇报,一定尽量满足大家。

大家正默着,没想到甘卫华抢先站了起来。自从李部长因为她撤职丢官、家庭破裂,除了剃头佬潘伢儿像是捡回了被人抢走的宝贝,大家都离这个白骨精生怕不远。但她却表现得像是大家公推的代表: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一天能有四十八个小时!因为我们恨不得一天能干完两天的活!

从省里来的调查组和市、县陪同领导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黄场长和场里其他领导虽然知根知底,也跟着鼓掌。毕竟,甘卫华为农场争了面子。

“希望一天有四十八个小时”后来成为一句青年豪言壮语的经典,在国家级的青年报刊上大字通栏登出,广为流传。农场一下在全省、全国的农垦系统出了名。

可惜,那句经典豪言壮语的发明权归了“江州农场一群朝气蓬勃的下放青年”,没有甘卫华什么事,她并没有因此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她很后悔,当初应该说“我没有别的要求”,而不该说“我们”。

看甘卫华那样不屈不挠,一而再再而三的白费苦心,不管别人说什么心里总是明明白白的韩昕好意奉劝:

何苦呢?

甘卫华从上到下白了韩昕一眼:

你算老几?

韩昕脸一热,立刻闭嘴。

黄场长本人在成绩面前很谨慎,提醒自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帮人没有一盏省油的灯,决不可疏忽大意。

 

条子始终保持着写生的习惯,画夹子不离身,只要坐下来就抓起画笔:堤坝、屋场、树林、菜地、野花、江上的帆船、路上的牛车、皱纹密布的脸、零乱稀疏的白发、骨节粗大的脚板、青筋暴露的手臂……见什么画什么。

正值农忙,三顿饭都送到地里,早上出了工,夜黑才回屋。下了棉花地,条子就只能把画夹子留在地头。黄场长有意无意翻开,眼睛一亮,画夹子里好多页画着黄梅子:

头部的各个侧面,以及眼睛、鼻子、嘴、耳朵、辫子各个局部,画得那么细致,那么用心,长长的睫毛、耳垂下面的发丝纤毫毕见,简直画活了。

难怪郑书记那么器重这个条子。他在县里分管文教,上次陪同从北京下来的调查组,临走的时候跟场里说想把条子调到县文化站去,县里办展览就差这样会画画的。当时场里主要领导没有马上答应,主要是黄场长犹豫,心下嘀咕:你要会画画的,我就不要会画画的吗?

黄梅子长得像市里百货商店卖的洋娃娃,真想不出猴样的黄场长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来。条子头一眼见到她就小声对韩昕说:这是西画少女的典型素材。最难得的是,她刚来二队的时候,大家都尽量不挨她的边,怕惹发了她的小姐脾气,搞不好得罪黄场长。过不久大家就看出,她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伢,出工从来不偷懒,虽然不是太能干,但绝对卖力,从来不拿自己是场长女儿说事。平时不声不响,一旦开口,声音也是细细的、柔柔的、甜甜的,听得让人心软。跟这帮下放人员处得不近也不远,见男的都喊“哥”,见女的都喊“姐”。不论看见他们做什么,都会轻轻地一笑,笑得干净透明,没有一点杂念。她对哪个都不防范,纯得像早晨的露水,只得人疼,得人怜惜,不敢动歪心思,更不敢打坏主意。

黄场长自然很为女儿骄傲。黄梅子是他的脸面,他的光彩。黄梅子也是这帮下放人员的榜样,让他们晓得,什么样的女伢才是好女伢。

一遍又一遍欣赏条子画的女儿,想象着画画的场面,黄场长忽然发现了不对头:条子画女儿的距离,几乎可以听得到她的呼吸,闻得到她的发香,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场合,这个犯过流氓罪的家伙这么接近过自己的女儿?

心下一阵发紧,黄场长越想越怕,等不得收工,紧赶慢赶跑回屋场,冲进黄梅子的宿舍。

打死也想不到,黄梅子背地里会有那种样子。

黄梅子的枕头底下,露出一个纸角,明显是夜里看了,早起上工匆忙,来不及塞好。抽出那张纸,黄场长眼前一黑,跌在床上:

一捆收割的菜籽前面,仰面半躺着黄梅子,两只手抱着后脑壳,憨憨地笑着,下面——黄场长闭上眼睛,倒吸了口气——女儿长大后他再没有看过她一丝不挂的样子,两条交叉的大腿中间,那么深的黑色是存心要戳瞎他的眼睛。恨恨地把纸上的光屁股女儿反扣到桌上,却又看到了一首诗——那是要他的老命啊:

 

我恋爱了,

我在阳光下摸索你的笑容

在熔岩一样的温度里

欲望被烈火点燃

……

……

 

一个激灵醒来,天已黑了,屋场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了收工的喧闹。黄场长摇摇晃晃站起来,踩着棉花似的走出女儿的宿舍。

 

在一批从城里下放的人中,条子是头一个走出江州的。

场里终于决定放行,让他去了县文化站。

这狗日的真是有吃屎的八字,有女人缘,到哪里都走桃花运。

郑书记的千金郑晶晶在县文化站做展览讲解员,在郑书记眼里她差不多就是公主,不嫁则已,要嫁,起码嫁到省里。至于县城十里埠镇的镇上人,不要说挨不得撞不得,就是多看两眼,他也是要不高兴的。

条子跟郑晶晶开过玩笑,请她做模特。也就是开玩笑,哪里敢动真的。按她老子的标准,他起码要先做成省里的画家。

只要接到举行全省和全国画展通知,条子见天就在美工室一大堆颜料瓶、桶和夹着臭袜子的纸捆中间坐下,腌萝卜干就白开水,开始呕心沥血地构思。然后就一连几天关在垃圾箱样的屋里,眼睛斜斜地眯起,凝视着画布,拿画笔的手微微抖着,在空中画着看不见的线条,突然扑向画布。一边画,一边跺脚、挥手、翘起下巴、抿紧嘴唇,“唔唔”地哼。据说大画家都是这样哼的。

每经过这么一次,条子就像大病了一场,刀削似的越来越细,披头散发像个吊颈鬼。这样努力的结果,居然参加了一次全市画展。

不拼命的时候,条子随时随地画站里的人:劳碌快活的厨娘;一团和气的站长;总跟人过不去的老会计;俊朗严肃的文学组长;过街老鼠似的内控分子。有一次,偷偷画了趾高气扬的郑晶晶,没有想到给郑晶晶发现了,竟瞪着眼睛看得发呆。

郑晶晶后来成了条子的专职模特。一有空,两个人就关上美工室的门,躲在里面,一磨蹭就是老半天。站里个个都睁只眼闭只眼,只瞒过了郑书记两口子。等到他们发觉,生米已成了熟饭。

条子离开江州以后再没有回来过,一点不晓得二队后来发生的事。

黄梅子在条子走的第二天发现不见了“条子哥”,问队上人,队上人回答:问你老子。问老子,老子回答:你还有脸问?最后是鸡矢见她一下掉了魂,先前那么光鲜的一个女孩转眼黯然失色,实在不忍心,告诉她:条子调去县里画画了,等安顿好了,会回来看你的。

我去县里看他。

黄梅子洁白的小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印。

你要敢去,我打拐你的脚!

黄场长发恶。

那我去码头等他。

黄场长以为女儿撒娇,喀了一下喉咙,没有在意。

黄梅子不是撒娇。第二天起,每天在班船快到的时候她就站在码头。船到了,下船的人走完了,没有见到条子,口里就不停地喃:条子哥呢,条子哥为什么没有来……

黄场长头几天又是喝骂又是拉扯,忽然意识到女儿连他也不认得了。只有把她送回南边山里老屋。

农场先前的一把手赵场长因为作风问题调离,黄场长去掉副场长的“副”升为一把手。

场部干部感慨:黄场长为工作牺牲了女儿,太可敬了。

老职工叹气:黄场长升官赔了那么好个女儿,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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