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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女诗人小安

时间:2019-11-05     作者:小安   阅读


诗人小安.jpg


诗人简介:小安生于1964年,“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主要作品有《种烟叶的女人》、《路上一盏灯》等,毕业于军医大学,80年代末转业至地方精神病医院做护士,现居成都。



诗人小安

一个在精神病院做了27年护士的女诗人


按:在精神病院工作了27年的护士安学蓉,另一个身份是写作了29年的诗人小安,1980年代著名的“非非诗群”的代表诗人之一。这一次,她终于把两个身份合在一起了。


风把我们吹向哪里,我们就在哪儿生活


“断奶的蛇/是一群妖娆的东西/东奔西窜无以为生/在春天有一只/秋天有一只/冬天的积雪下/还能看见蛇的两只大眼睛/左顾右盼/寻找下口的机会//我们也游戏得久了/很少去关照/这些之外的东西/断奶的蛇和断奶的人/都楚楚可怜/气氛十分迷人/关键是风/风把我们吹向哪里/我们就在哪儿/生活/共度好时光”


——小安 《断奶的蛇》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病院,它们的名字常常成为这个城市的特殊词汇,代表疯子、好笑和怪异。在成都,这个特殊词汇是“四医院”。


在四医院工作了27年的护士安学蓉还有另一个身份——写作了29年的诗人小安,1980年代著名的“非非诗群”的代表诗人之一。2008年,她第一次把自己的两个身份合在一起,在自己新开张的博客上写起了自己再熟悉不过的精神病人的故事:“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有一条小河,有小桥,有一个花园,是真正的花园。……那一年春天,我翻山越岭,奔跑而来,穿过一大遍油菜花地,我走进精神病院,却看见一个女人,跳进落满樱花的河里,再也没有起来。”


小安的家和四医院一墙之隔。虽说只是一墙,但她也不能跳墙回家。她每天绕着长长的围墙走两次,每次10分钟。上午8点15分上班,下午5点45分下班。一分钟不能迟到,一分钟不能早退。


有时候,她讨厌这样的刻板,会冲动几天不去上班,想干脆走掉算了。最高纪录一个月没去上班。同事们会到处找她,找到了劝她回去,说这样放弃可惜了呀,她也就回去了。有时候,小安又觉得这样的上下班节奏是好事,因为白天上了班,晚上会更想写东西,如果天天时间一大把,反而会觉得有的是时间,拖过去了。


小安从来不是个一定想要什么的人,除了想要写作。


高中毕业,她的考试分数够上中专。因为军校在最前面录取,她便随意去了军校。毕业后很好找工作,她去了重庆的部队医院,一待7年。她从小喜欢文学,在重庆时是“悄悄的诗歌爱好者”,但这也并不稀罕,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如果一根竹竿打下来,在沙坪坝(重庆的一个区)肯定全部都会打到诗人头上。


因为同样热爱诗歌的战友介绍,小安认识了后来的“非非第一诗人”杨黎。两人第二次见面,喝醉了的杨黎就追得小安满院子跑,把小安的军帽都跑掉了。第三次见面,两人就是男女朋友了。


几个月后,两人结婚。小安转业到成都的“四医院”。作为学全科护理的护士,她没想过申请去普遍医院,也没意识到精神护理和其他护理会有多大不同。“那个时候是80年代呀,没动那脑子,疯狂地在搞非非诗,精力都用到那方面了。”


8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女诗人多特立叛逆,喜欢写黑夜或性,女权主义风格明显,而小安却绕过那些主义和观念,淡淡地写自己。


她的好朋友、诗人杨萍评价说:“其实在她的诗里从来没有什么特别要写的东西,日子依旧流淌而过,生活依旧缠杂不清,却没有了早年的那种好奇。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什么都自有它的道理。眼前闪过的事情影像,经过自己的过滤筛选之后,变成了碎片,又被她懒懒散散地捡进诗里,尽管带点伤感,又可以不值一提。”


而诗人韩东的评价是:“她不仅不谈诗,也很少参加正式的诗歌活动,什么讲演、讨论、交流、访问更是没有。倒不是小安由于清高故意拒绝这些,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从没有听小安宣布过这方面的个人原则,对于热衷于活动的诗人她也不加以排斥。在出世和入世的两极选择中小安从不选择,只是安坐不动。对于成功成名既无积极进取的态势,也无不屑一顾的孤傲,两张牌她都不打。”


我在精神病院没看到一个天才


“今天下午/我已经抽了三支烟了/一种古老的烟/味道不怎么好//我是一个精神科护士/背后的房间里/关着我的病人/他们都觉得很正常/只是一心想打开房门/走到外面去//我面对大家而坐/我的目的是/不让一个跑掉”


——小安《今天下午》


小安参加活动,众人对她及其笔下的精神病院提问,经常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问,这种是精神病吗?要怎么治?那种精神病有什么注意事项?然后慢慢迈向安护士坐诊的路子。安护士努力地提供专业知识回答,最后力竭表示:我只是个护士,更具体的得问医生。


另一个方向是问,“听说左手天才、右手疯子,您认为艺术创作和精神疯癫之间有什么关系?”“帕斯卡尔说,人类必然会疯颠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您怎么看?”后一句还是小安的书《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封面上的话。不擅言谈的小安窘窘地笑笑回答:“对这种形式的话,我是记不住的,没文化嘛。要说天才,我在精神病院这么多年,没有看到一个天才。可能偶尔有一点闪光的东西,但要对付那个病,完全不能实施出来,很快就消磨掉了。没办法。”


她的书被她称为小说,大多有原型,写作笔法有时平白、有时魔幻、有时夸张,干净,有童话感。男医生被漂亮女花痴病人缠上是假的。患上偷窃癖的少年和觉得自己心消失了的病人也是没有的,但这都是医学上存在的症状。有些人是诸多原型的合体,比如刚进来时反抗特别厉害的疯子,12年后成了精神病院里最模范的疯子,比如“35岁的李弯弯想在精神病院里过正常人的生活,恋爱、结婚、过日子,其他的疯子是她的朋友、同事、邻居、亲戚,外面的那个社会,她没法应对,搞得乱七八糟。”


真实的部分还有,即使在卫生局的歌唱比赛里,报幕说出四医院的名字,指挥刚举起两只手,下面会哄堂大笑起来。出去见人,别人听到小安的单位名字,就不说话了。不过这些小安不在乎。


她有点在乎的是,有女病人仇恨怀孕的女人,会对着护士怀孕6个月的肚子猛然踹一脚。一个患钟情妄想、又有暴力倾向的男病人差点用刀片杀死一个美丽的女护士,血从三楼流到一楼。有的同事牙齿被打掉,耳朵被打聋。小安自己运气不错,只是年轻时在女病房被一对打架的女病人抓住头发不放,或者被吐口水。“因为病人是有幻觉的,觉得护士医生来对付他,威胁到了他的生命,就会先下手攻击,下死力一拳头打过去,完全防不胜防。”小安说:“我们的岗位津贴,就被我们叫作挨打费。”


还好恶性暴力伤害比例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高。五百多工作人员的医院里,90%以上会干到退休。病人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反反复复,基本上都成了熟人。小安给他们量体温,喂他们吃药,带他们放风,像教小孩子一样帮他们矫正行为,教他们梳头发、清理指甲……“虽然经常很烦,但氛围还是比较单纯干净。”小安说。她的书出来后,她有点紧张病人们看到后会不会反应过度,但大家都很正常,还有病人买了书来找小安签名。


1998年,诗人何小竹把小安拉出精神病院,去一家综合性周刊作读书版编辑。这本应算她擅长的,但“每期一个策划,要最新的,好紧张,搞不来。编辑跟写诗太不一样了”。她还是觉得当护士更顺手,每天做完就完了,下班就下班。停薪留职大半年后,小安又回到精神病院。后来何小竹笑小安,作了大半年读书版编辑,居然一本书都没人送他们,都得自己去书店买。小安笑:“我不知道那个途径嘛!”


她又回到精神病院,她在书里给自己的理由是:“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疯子,疯子才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待在那里,习惯性地懒惰地在那里,我不敢去其他什么时间和地方,我感觉自由自在。”


一列火车向南方行驶,里面有一片羽毛在飘


“我事情不多/一件小事/前面还有个疯子/我妹妹还小/我得去看看她/买衣服、买水果/几本封面插图/上班的地方/又小又好记/我坐火车/从人多的地方挤出去/疯子在中间/唱歌/我看不见她/我也不去关心她/我不是个好心的人/我妹妹不这样/她是我妹妹/她还小/我始终要去看她/一件小事/就这样/我走在街上/疯子在前面不远/有人会领她回家/给她东西吃/我去坐火车/去看我妹妹”


——小安《一件小事》


诗人张枣曾向杨黎评价小安的诗歌——“没有技术”。杨黎后来写道:“他的话,加强了我对他诗歌的不屑。……技术这个平庸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究竟有什么价值?它对于一个油漆匠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在这样的学问里,被放弃的恰好就是诗歌。小安没有这样的学问,她只有独立面对诗歌的本事,以及眼睛和心灵。所以,她所有的诗歌,都是空穴来风,天然而成。”


“没有技术”4个字,用来评价小安和人交往的方式大概也合适。比如她只是在自己博客上写着精神病院的故事,有朋友推荐给杂志作专栏,她也就同意了。后来出版社找来,说想出书,她就交给出版社,不会过问诸多细节。出版社想要精神病人的画作为插图,她就寄去一些,可是画没通过,因为太过规规矩矩,不像想象中的精神病人画的,反而是小安的信笔涂鸦被看中了。出版社让小安再画一些,从没画过画的她就再画一些。


最近,这本书的话剧版权被签给了导演田沁鑫。即使已经签了合同,小安也没记住导演的名字。她同样记不太清登专栏的杂志名称,记不太清出书的出版社名称。被问到你不关心这些吗?她有点儿羞涩,笑笑说:“因为相信他们就好了嘛,他们说会做得好。拿给人家就要相信人家。”


大概在22岁的儿子杨又黎面前她才会表现出一点相处技术,比如儿子说她擅长打一个耳光,给一颗糖。“我脾气很急的,生活小事,什么衣服没穿好,慢吞吞的,都会说他。他要被我气走了,我就要说好话呀,说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小安几乎每天和儿子一起在家吃晚饭。有时候妈妈做饭,有时候儿子做饭。


儿子对诗歌不大感兴趣。他是职业打游戏的,参加过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被称为电子竞技奥运会)中国区比赛。但他会读妈妈的诗,读完了说:“妈,你确实有时候写得好。”“写得比爸好。”


小安和杨黎已经离婚近20年了。总有人怀念这对当年诗界的神仙眷侣,近几年还有人写诗说:“我梦见诗人杨黎和小安复婚了/他们穿着美丽的花衣裳/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深情一吻。”梦醒后,那人拿出两人的代表诗集,“将它们紧紧地放在一起。”提到这些,小安淡淡地笑:“现在我跟我儿子也挺好,也是一个家嘛。”



聊到小安的生活态度自然而饱满,旁边小安的朋友、编剧麦田插话:“要不怎么是我们的女神?”小安哈哈笑:“这可没想过,我觉得我失败得很咧。但是后来又想,其实怎么都行。”


已经49岁的小安,从背影看身形瘦弱如少女,从正面近距离看也感觉比实际年龄大大年轻。除了精神病人的故事,她仍在写诗,只是新诗集《等喝酒的人》已经不能像当年《种烟叶的女人》一样由出版社来出版,而是朋友们自己印制,在淘宝网出售。


一场小安的读者会上,麦田说起他第一次读到小安的诗,那是很多年前,从北京回南京的火车上,到处是方便面、火腿肠、袜子、打呼噜的声音,还有小孩在哭。他没法睡觉,包里正好有小安的书,便去车厢连接处看。“就觉得在华北平原的一个黑夜,一列火车向南方行驶,灯光通明,里面有一片羽毛在飘。”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诗人小安

飞越疯人院


小安已经不小了,年届五十还在写诗,写了将近三十年。


她还有一份特殊的工作,精神病院护士,工作了三十年,会一直做到退休。


2013年,她的书《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出版了,她写的是小说,可是,大多数人却当纪实和诗歌来读的,有人读到泪流满面,失声疼痛,但小安却写得很平静,像每一次创作一样,只是把想说的话,以短句,表达出来。


至于,别人怎么看,她没想过,也管不着。


一个混乱的人/在玻璃上眼泪汪汪的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理清你的大脑/把你洗得更干净些/也许你是最好看的那一个/又是最完整的那一个/在任何地方/你都如此颠三倒四


——小安《精神病者》


她的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小安作为诗人的名声比她作为护士的名声要大一些,但却没有她作为精神病院的护士与诗人这个身份更给人以巨大的冲击感。


成都四院,作为该市著名的精神疾病医院,很多时候被一种调侃的姿态说出来,而小安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且还会继续工作下去。


在医院,没有几个人知道“小安”这个名字,更多时候,大家叫她“安护士”或“安学蓉。”


这是一个缺少诗意的地方,小安大多数的诗却在这里写出来的。


于是,很多人把小安在这里的工作给诗化了,认为她是在体验生活——痛苦出诗人嘛。于是,这里的病人也被升华了,被认为是被世界所不解的天才,而这些天才们给了小安源源的灵感。


事实上,这些想象都被小安否定了。上个世纪80年代,她为了爱情从重庆部队医院调到了这里,“而那时候的人,在哪里工作更多时候是听从安排的。我的大多数同事,都是在这里一做就是一辈子。”


小安是有机会离开这个她也厌烦的单位的,比如,朋友曾拉着她去一家周刊做读书版的编辑,医院也为小安办理了停薪留职。


可是,仅一个月,小安就因无法适应高度紧张的工作而重新回到了疯人院,过着朝八晚五的极规律性生活。


她称她的病人们为疯子,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只是因为觉得这个词更贴切。每天的日子就像被复印了一般,喂他们吃药,带他们散步,在他们发病时防止意外发生,当然,还有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时刻提防被病人们攻击。


在她的工资单里,有一项叫做挨打费。有人曾经很专业地向小安请教关于疯子的专业问题,比如发病的原因,治疗的办法等等,这时,小安会没有姿态地回答:“我是护士,这些应该请教医生。”


在小安眼里,四院就是这样一个除了休息日,必须来的地方,有着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


有女病人仇恨怀孕的女人,会对着护士怀孕6个月的肚子猛然踹一脚。


一个患钟情妄想、又有暴力倾向的男病人差点用刀片杀死一个美丽的女护士,血从三楼流到一楼。


小安曾在夜班时,抢救一个在卫生间里用鞋带上吊的病人,从此,夜班时,她再也不敢一个人在厕所。


在精神病院待了30年,她对医院的体制改革的了解仍近乎零,但对四院的花园如数家珍,“里面有铁脚海棠、桃花、樱花、栀子花,还有条河,都没了,哎呀,有点可惜。”


她还为医院外已经变成楼盘的油菜花地惋惜,那里曾是病人春游的地方,盛放着外面正常人的世界没有的诗意:护士们带病人坐在田边唱歌,男女病人悄悄牵手亲热——按规定是不许的,小安低头扯燕麦,假装没看见,就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这些,都是很具体的生活,包括,在外面,别人问及自己的工作时,小安说:“四院护士。”


然后,对方再不说话了。


每年的卫生系统艺术晚会之类的,一听演出单位是四院,台下便有了肆无忌惮的笑声。


包括,一些仰慕者打电话去四院:“我找小安。”


对方回答:“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小安。”


小安只存在于夜深人静的诗里,不是刻意要写,只是想写,而且是有了话要说才会写。不会为了区别于白天那个疯癫的世界而再造一个泾渭分明的。


凡事不用力,不矫饰,小安被圈内人称为是一个没有技术的诗人。


很多人说:她的诗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这句话,是赞美她的天赋。而知情人则明白,也是在无褒贬地评价她的人生。


你要做站在云上的那一个人/站在太阳和月亮之间/你要做浑身爬满雨水的鸟/你说雨呵/落在我头上更多些/你要做一回松树/再做一回银杏/蚂蚁和鱼都在地上爬/你要做抓着花瓣的那一只手/你要彻底消磨一整天/做那个最懒散的人


——小安 《站在高处》


跌在高处


小安走向诗歌这条路,是因为那个叫杨黎的男人,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民间诗歌运动“非非主义”的发起人。


 “非非”素来以叛逆、喧哗著称。


而身在其中的小安却是安静的,她“从没有参加过任何情绪激动的争论,也没有任何自我确立的诗歌言论或主张,甚至连对批判的批判都没有,好像这一切都于己无关”。


小安的写作因此而特别,当特别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自我标榜、自我夸赞、成为很多人的重大写作目标甚至唯一目标的时候,小安的特别与众不同。


“她使用最单调的语言写最不起眼的诗,毫无外在特征可言,却能够气象万千,实属奇观。”


这是另外一个同道中人对小安的评价。


那时候,二十岁的小安带着对爱情与诗的狂热痴迷,从重庆来到成都,从部队医院转战到四院。


那时候,她和他除了说诗就是在写诗,被称之为诗坛的神仙眷侣。


即使两人如今已经分开多年,彼此都已经放下,并依然是很好的朋友,还在说诗,可是却有朋友不能释怀:“我梦见诗人杨黎和小安复婚了/他们穿着美丽的花衣裳/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深情一吻。”


梦醒后,那人拿出两人的代表诗集,“将它们紧紧地放在一起。”


大家放不下的,其实是那些被激情燃烧的青春和被诗歌浸染的爱情。


杨黎说,小安的诗是没有技术的。


诗人张枣曾向杨黎评价小安的诗歌——“没有技术”。


杨黎后来写道:“他的话,加强了我对他诗歌的不屑……技术这个平庸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究竟有什么价值?它对于一个油漆匠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在这样的学问里,被放弃的恰好就是诗歌。小安没有这样的学问,她只有独立面对诗歌的本事,以及眼睛和心灵。所以,她所有的诗歌,都是空穴来风,天然而成。”


没有技术,是小安的诗风,也是她的生活style。


她不会刻意去追求一些东西,就像她不会纠结着去挽留一样。失婚的日子,她不再写诗,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也没有写的冲动。


于是,她被成都风行的麻将吸引了,不是在工作,就是在麻将桌前。


各路朋友带着深深的惋惜,力劝她要停止这种浪费生命的行为,叫她要继续写诗,每次,她都答应得很好,可是,窗外那锵铿热闹的麻将声,对她有着不可抗拒的魔力,她放下电话,一边穿衣,一边下楼。


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圈圈新牌,一次又一次的推倒与重建,一场又一场的失望与盼望,一个又一个简单而单纯的日升与日落。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她诗没写几首,钱却输了将近三十万。


让她离开麻将桌的,不是朋友的敦促,也不是钱的障碍,更不是诗的召唤,而是赌到深处的无聊。


那些年,那些岁月,有人惋惜地称她,跌在高处。


那一年春天,我从乡下,光着脚,翻山越岭,奔跑而来,穿过一大片油菜花地,我走进精神病院,看见一个女人,跳进落满樱花的河里,再也没有起来,我因为不知所措,而写过一首诗。当然了,我只是一个护士,当然了,我还想写我和他们,那些疯子。


—小安 《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


那是一种神秘


告别赌坛的小安开始写精神病院,写疯子。她写得很难过,她曾经无数次试图站在一个疯子的视角来理解疯子,但她都失败了。


那是一个对她来说,每天面对,但依然陌生的世界,她找不到进入那个世界的密码。所以,她要写他们,很执着的写,不为表达什么,展示什么,只因为她开始想写他们了。


她始终听从着心的方向,任性而活。


从2008年到2013年,五年里,小安断断续续地写,将很多人的故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比如护士小晴,比如唱《甜蜜蜜》的女病人,比如写情书的老张等等。


她把这些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事,贴在了自己的博客里,有杂志要做专栏,很多人把这些故事当成了纪实,可是,小安说,我觉得这是小说。


然后,再不解释。


2013年,书出了,叫《我们这儿叫精神病院》。


很写实的书名,里面的叙述全部用的是短句,像诗一样。


这是多年写作形成的格式与用语习惯,小安说,改不了了。


很多人读了这本书之后,用“很美”来形容,无论是小安的文字,还是那些故事。


这远远出乎小安的意料。


她从来没有想过让别人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个生辟而令人产生各种联想的地方,更没想过要来美化与升华这个地方,她只想在这个自己工作了三十年的熟悉的地方,把它住在心里的那些成分,一一写出来。


她甚至依据出版社的要求,想拿疯子们画的画做书中的插图,可是,出版社看了那些画,并不是很喜欢,倒是看好了小安的画,觉得有点意思。


于是,毫无绘画基础的她,应出版社的要求画了,对方相当满意。


这样的无心插柳,在小安的人生之中随处可见。


她的平静缘于慵懒,所以,不管得到与失去,在她那里,都是不变——不变的安静,像禅。


诗人韩东的评价是最靠近小安精神气质的。


他说:每个写作者与当时当地的环境总会构成某种关系,最常见的两种是:紧密,或者刻意的疏离。而小安都不是。她只出过一本诗集,《种烟叶的女人》,她肯定不是一个功利效果上积极进取的诗人,但她也不是遗世独立的拒绝者,“没那么愤懑也没那么紧张。”


小安的姿态就是没有姿态,写作对她来说,既不炫耀,也不害臊。没人待见时很安详,有人鼓噪时不摆谱。有足够真诚却绝不阿谀的感激,用不卑不亢不足以形容,自然而然也不定准确,“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神秘。”


不喝酒的小安安安静静。


诗歌观点嘛,她说她还真的没有。


“我想,诗人,就是要一直写,别停下。这个算不算?”


小安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但却被很多人称之为神秘,包括她的诗,以及她的工作。


这对她来说,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误解,好在,她是一个从来不愿意辩解的人,安静,一如她的姓,仿佛天赐,又是一种温柔的服从。


作者:三秋树5266  来源:简书


女诗人小安作品《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

记录精神病人生活 望唤起社会关注

上官云


“我是个没文化的人,写这本有关精神病人生活的书并非想表达什么主题,只是想让自己开心,同时希望借这本小说唤起社会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25日下午,女诗人小安携新书《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在北京举办分享会,提及写作初衷,小安如是说。


谈新书:自嘲“没文化” 写作只是想让自己快乐


小安生于1964年,“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主要作品有《种烟叶的女人》、《路上一盏灯》等,毕业于军医大学,80年代末转业至地方精神病医院做护士,现居成都,新书便创作于此地。


“我在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毕业时正好大家纷纷开始写诗,因此对工作分在哪儿也并不在意了。”小安回忆,书中的文字大致开始于在2008年。时值汶川地震,她忙着把病人转移到一个花园里面,“当时天在下雨,我就没头没尾写了一些感触,反响尚好。后来就这样慢慢坚持下来了。”


提及创作,小安自嘲“没文化”,坦陈并未想在书中表达什么主题,写书只是想让自己快乐。小安表示,她能够把自己的工作与写作分开,而自己并非作家,写作只是业余爱好,习惯白天上班,晚上用文字记录感触。因此,这本书中的文章是“积少成多”陆续写成。


"这本书写到快一半的时候,大约6万字左右, 总感觉离着真正完成有一段遥远的距离。可是出版社来催稿,我就加快速度完成剩下的半部,原来勤快点还是能写完的。"小安笑称,虽然书中使用了不少诗化的语言,但她在创作时并非刻意如此,仅凭对语言的使用习惯信笔完成。小安透露,书中的配图基本都是自己完成的,虽然在此之前从未学过绘画。


“我可不希望同事知道我写了这本书,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在书中披露的那些尴尬事儿。”小安调侃道。


谈工作:精神病人的生活很痛苦 望通过新书唤起社会关注


对大多数人来说,疯人院是一种象征、一个在骂人与嘲笑时才会想起的字眼,小安却真实地在那里工作了三十年,见证并记录下疯人院里的种种欢笑与泪水、荒诞与离奇,难得的是这些记录不猎奇、不哗众取宠,而是有种众生平等的温情。


小安书中的精神病院,有一条落满樱花的小河,一座小桥,一座花园,疯子过着幼稚园般的生活,唱歌,踢球,吵架,生病,看电影。其实在哲学上,常有哲学家将疯癫与天才并提,或将疯癫作为一种隐喻,如福柯所说,疯癫“揭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然而小安却说,她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并没有发现所谓的“天才”或者有病人表现出什么“天才”的征兆,而且很多病人的病情终生无法医治。

据小安介绍,精神病人的生活其实很痛苦,每天服药有特定剂量,并且必须终身服药。当病情好转时,这些人的行为举止与常人无异,有些甚至会编谎话,想逃离医院。


“但奇怪的是,半年或者一年后,曾经纠缠他们的那些幻想、幻听又回来折磨他们,让他们重新陷入那个可怕的世界。”小安说,心理学固然可以给病人一些安慰,但对症状的改善作用不是很大。而她本人能力有限,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唤起大家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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