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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生活的深度:关于宋尾《从歌乐山上下来》

时间:2019-11-18     作者:徐兆正   阅读


作家简介:宋尾,1973年生于湖北天门。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等。曾获巴蜀青年文学奖、重庆文学奖。现居重庆。


评论


世俗生活的深度:

关于宋尾《从歌乐山上下来》

(节选)

文 | 徐兆正


从小说结构来看,宋尾的这个中篇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是:楔子、上部(1-4节)、下部(5-7节)。楔子里的一些信息(据说,今年是重庆“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提醒我们这是2016年的事情,而楔子尾端,“我”收到杨青的信息(“还记得歌乐山上的杨青吗?是我。”),则将地点从“我”正在度假的金佛山移至一百公里开外的歌乐山。关于歌乐山的描述(为什么我这么清楚?2006年我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我就是在精神病院遇见杨青的。)进而又将小说的时间从当下移至2006年。这里提示的便是上部的主要内容,以上山始,以下山终。


2006年发生了什么?换言之,推动“我”与杨青在精神病院见面的契机是什么?——因为“我”出现了精神危机,关于这一点下文也有补充,因为“我”的女朋友背叛了“我”,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并无一个可以交心的人,于是辞了工作,想要过一段独居的、审视自我的生活。朋友顺势将“我”介绍给歌乐山精神病院的院长助理申飞花,而同杨青——这个曾在佛图关捉鬼的异人——见面,则是申飞花促成的……


如果说小说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影子,这个时代显然以精神分裂的方式存在:高鸣只有在否定自己的时候才能肯定自己。反观叙述者的姿态,虽然似乎是精神分裂的对立面,不过一种完满自足的理性也渐渐变得不再可信:理性试图肯定自己,最后却发现了自身的分裂,发现了理性在不断退却,以及伴随着无能为力的声声叹息。众所周知,“我”在上山以前即患有轻度的抑郁症,感到镜中那吞下两粒丙咪嗪的自己并不是自己。也正是这个自己,在歌乐山上时常一时语塞:“我居然找不到可以反驳的言语”、“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听着他侃侃而谈,我突然很泄气。面对他时就像对着一团有吸力的海绵,你觉得它包围你了,你刺出锐利的箭头,却丝毫无用。就像你明明知道这并非真的,但是这些事物经他说出后却自有逻辑。而你就在那个逻辑里……我想我无法作答”……在山上“我”遇到了一个弃世的抑郁症老人,他没有任何缘由地自杀了。这件事令叙述者感同身受,决定重新回到他厌倦的社会,不再逃避。于是便有了“回归理性”的十年,十年间除了一次与“杨青”在新闻发布会打了照面,叙述者几乎始终保持着理性的自信,这种自信落实于文本,便表现为他一面叙述,一面在展示这种叙述的坚定、连贯与不容置疑。


可是,我们同样能够发现,这种回归理性是在一个精神分裂者的指导下完成的:“我还记得他的忠告。我变成了一个如他一样理性的人,那些焦虑,抑郁的症状就这么消失了。现在我把工作与生活分得很清楚。我职业地面对自己的工作,但下班之后,我全心地扑向生活。这种分裂反而让我彻底放松了。”质而言之,这种分裂的理性只是在欺骗自己时才是有效的,当它看到“杨青”以“高鸣”的身份侃侃而谈时,便会“惶惶……很难真正平静下来”。不过,在大多数时候,叙述者完全受用自身的理性,他同样会对报纸标题侃侃而谈(“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事实”)、对游客的习惯侃侃而谈(“说穿了,人啊,往往容易受限于某种惯性意识罢了”)、对歌乐山的种种历史侃侃而谈。


我在这里并非是想要暴露叙述者的自大,而仅仅是想指出理性的自大(但人类所以能够安然存活,可能也正是凭借着这种乐观的心态)。因此,下面这些字眼想必不仅仅是虚词、常用语的问题:不言而喻、就我的经验、可见、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它也预示了其反面:“只是我从未想过”、“我失魂落魄地离开墓园。老实说,我想不通”、“只是我完全不想再思考了。拐上公路前,天色忽然垮了下来,眼前的世界犹如一张灰黑的铺盖,黯淡,静止,但充满了无形的压迫。我快步走在路上,衬衣被汗水完整地濡湿,紧紧吸附在身上。”这恐怕就是理性在高扬风帆之际势必遭遇的不断退却。在两者之间存在的,即是世俗生活的深度与侦探的过程。


在我看来,宋尾近年来的几部作品,无论是《完美的七天》(《收获》2018年春季长篇专号),《大湖》(《人民文学》2019年第2期),《我们的清晨》(《广州文艺》2019年第3期),抑或是眼前这篇《从歌乐山上下来》(《十月》2019年第4期),它们无一例外不以上文所说的两点为基准,并且都包含有一些共同的要素,如故事的地理(重庆)、故事的倾向性(市井凡人的悲欢聚散)、故事的展开方式(对一个疑问重重世间的侦讯)。


作者对小说故事性的偏重,简单地说就是他让侦探小说的结构成为了以故事追寻我们生活本质的隐喻。这也是一种新的要求:写一篇小说不再是写一个故事,小说不仅要回应已经成疑问的现实世界的疑难,也要在回应中拓宽现实世界的风景深度;作为一种结构的侦探小说,实际上正是编织世俗生活的方法,它力图恢复被后现代碎片叙事削平的深度。当然,作者这一批小说也面临着一致的困境:疲惫。如何消解疲惫,如何“硬顶上”,如何在小说结尾的一场暴雨过后使我们的精神刚硬起来——而不再是这个世界的蹩脚镜像——这或许也是摆在所有当代人面前的问题。(点击阅读《从歌乐山上下来》


选自“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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