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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叙事中话语与动作的转换技巧

时间:2019-12-12     作者:韩石山   阅读


他们都没有跃上长篇小说的台阶


文学作为物件,硬起来,砸都砸不烂,脆起来,手一松掉在地上,立马粉碎。这个浅薄的比喻,是近日看一本书,从书中的一个情节衍化而来的。


书名叫《幸存者之歌》,贝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写的是二战期间,欧洲“排犹”最烈的时候,两个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家庭,他们的子女相恋与创业的故事。写犹太人的事,必然涉及犹太人的宗教礼仪。婚礼上有这样一个程序:宣读过结婚证书之后,证婚人取来一个玻璃酒杯,递给主婚人即教会的拉比,拉比用报纸包起,让新郎踩碎,然后说,他要提醒新人,婚姻里有坚固与易碎,现在新郎已经把象征易碎的酒杯一脚踩碎,剩下的就是比金石更坚固的信念了。


这本书是在病床上读的,身体不好,心境亦然,想的东西,比读的东西要多些。


书中说,婚姻里有坚固与易碎,还是把婚姻看作两种品质的复合体了,实则是一个物体,同时有着这样两种相反相成的品质。在这上头,文学的成色,比婚姻还要足。前些日子,看汪曾祺的一篇文章,他说,有人跟他说,某部小说写得很好,就是语言上差了点。汪先生讥嘲道,这岂不等于说,某人歌唱得很好,就是老跑调吗?小说全凭语言表述,语言不好,怎么会是好的小说?


这就是小说的易碎性。语言不行,整个作品也就不行。


说到汪曾祺,又想到多少年前,我对此老的一点非议。


不能说是真正的非议,是赞颂之余的一点遗憾。我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语言优秀的作家有三位,依次是鲁迅、沈从文、汪曾祺。遗憾的是,这三位都只能说是短篇小说作家,终其一生,都没有跃上长篇小说的台阶。跃上长篇小说台阶的,也有三位,依次是李劼人、老舍、钱锺书,代表作分别为《死水微澜》《骆驼祥子》和《围城》。一眼就可以看出,跃上长篇台阶的,都有留学或讲学英法国家的背景。


稍许探究一下,没有跃上长篇台阶的原因,这个那个,可以找出多个。以我之见,最为重要的,是没有冲破汉语文字的藩篱。汉语的特质,可说是有字无词,以字组词,语音少,组词差,写短篇还好,一到长篇上,先就显得词不足用,句子模式简单。若少了欧美长篇小说的习染,要跃上这个台阶,那就太难了。


这本《幸存者之歌》,标注的出版时间是2019年8月。我住院的时间是2019年8月下旬。如何能在一本书出版的第一时间,就拿到手看起来?这要感谢上海的陈歆耕先生。电话里,他说他近日看到一本好书,名叫什么,写的是二战期间犹太人在上海的事,问我可有兴趣看看。这段历史,我是知道的,实情如何,颇想一探究竟。他听出我的意思,说正好手边有复本,于是便寄了过来。


全书350页,不能说多厚,纸好,又是精装,沉。我是输液时看的。一次输液,通常都在三个小时左右。平躺在病床上,手举着书,一会儿就累了;手背上扎着针,翻书也费事,只能是看上一会儿,放下,想一会儿,再看。


《长篇小说叙事中话语与动作的转换技巧》,想来想去,就想到何不写上这么一篇文章。


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叙事技巧至关重要


这算是破题,破得还不开。


真正的动因,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当今长篇小说不景气,其症结到底在哪里?世人多从思想立意、故事结构、人物设置等大的方面着眼,不能说不对,总觉得虚了点。文学的坚硬,这样的攻略,是无奈他何的。本人紧慢也写些批评文章,多少知道一些批评的艰辛,最受批评的批评是“寻章摘句”。“寻章”的意思不好厘清,“摘句”的内含与外延,都不难寻按。拆开了说,就是句子的通顺与否,位置的妥当与否。有这样的批评,就该有这样的戒备。文学写作,可以是“高大上”的攻城略地,也可以是“低小下”的步步设防。


说得再透彻一些,即是,能不能从技术的层面上研究长篇小说的写作?


小说是艺术,操作起来,先是技术。技精而进于艺,任何艺术都避不开这个路径。


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选择一部当今叫红的小说做“个案分析”,或是选取一部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做个“沙盘演练”,怎么偏偏就看中了这样一部无意间得到的作品来“寻章摘句”?


本来不该说的话,还是说了的好。


这部小说不是纯虚构作品,而是真实的人与事,经过作者小说化加工而写成的。


这一点,作者在《后记》中有明确的告白,说她先写了一部犹太人在上海的小说,名叫《魔咒钢琴》。2011年上海电影集团筹划拍摄时,有关方面请来了两个与中国有特殊情缘的美国朋友,一个叫什么不说了,另一个叫迈克·麦沃德,此人是好莱坞顶尖的制片人,制作的影片有获得奥斯卡奖的《飞越疯人院》等八部。就是这个迈克先生,与作者贝拉相熟后,给她讲述了他家的故事。迈克的父母,正是二战中逃难来到上海的两个犹太家庭的孩子。父亲大卫,在美商电信公司,从小电工做到高管;母亲名叫朵拉,一个漂亮的犹太姑娘,在上海与他父亲成亲。贝拉到美国时,曾去迈克家里做客,迈克先生还搀扶着已九十多岁的母亲,出来与客人相见。得知贝拉要写这样一部小说,迈克先生给她寄来父母亲早年照片多幅。


以我的看法,小说中美商电信公司的高层人士,该是有原型的,而小说中的低层人士,比如线路维修工彼得,接线员翠翠,还有不高不低,却起着重要作用的富商之女姚慧君,牙科医生陆天河,“香肠男高音”酒吧老板沃尔夫,怕都是虚构人物。全书从1938年大卫一家从苏联逃到东北,又从东北逃到上海,在来上海的火车上遇到朵拉一家写起,接下来重点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卫、朵拉、姚慧君、陆天河、沃尔夫、信代姑娘诸人之间的恩爱情仇、聚散离合。直到抗战结束,大卫升任美商电信公司总经理,朵拉的父母弟妹得到赴美的签证。


人物众多,事件复杂,这样的长篇小说,宜于做叙事上的技术分析。


再就是,作者贝拉,虽不甚了解,但知道其写作经历,确有非凡之处。据介绍,此人出生在上海,多年寓居海外,近年回到上海发展。勒口上的作者介绍里还说,她迄今已出版《魔咒钢琴》《911生死婚礼》《爱情神秘园》《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等十余部著作,其中,《魔咒钢琴》《幸存者之歌》英文版,已由美国首席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夫妇翻译出版。除文学创作外,贝拉其人还擅长钢琴演奏,曾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个人钢琴朗诵音乐会,并数次在沪上艺术中心与音乐厅演出。

这样的一位作家,她的作品在叙事上必然受英美文学影响甚多。这恰是我看中这部作品,要做叙事技巧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


《幸存者之歌》中话语与动作转换的例句


归纳了八种,每种先说类型,再举例句。


1、先动作,后话语,属顺序转换之一种。 


托尼听完大卫的故事,拍腿称赞:“真是个好方法。”

擦完鞋他给了大卫一大把零钱当小费,“小伙子,有智慧,前途无量。”(第19页)


注:后一句没用冒号,这是因为,没有“说”字作衔接,等于是将后面的话语与前面的动作,作为两个短句处理。


2、先动作后话语,与先话语后动作,接连使用,亦为顺序转换之一种。

 

朵拉哭着问:“有什么用呢?你要去美国了,而我却在上海……”

“如果我到了美国,拿到了国籍,就来上海接你……我们,我们结婚吧。”大卫鼓起勇气对朵拉说。(第13页)


注:这是欧美小说中最常见的一种话语动作转换模式,好处是接转自然。老式的写法,上一句中的话语,应另起一行。


3、话语当动作,叙述出来。


出发前,彼得再次问大卫:“你此刻后悔还来得及,真的愿意吗?”

大卫再次肯定愿意尝试,他希望在绝望与失望中找到希望。(第27页)


注:这样的转换,显得行文活泛。


4、不用引号,话语与动作揉合在一起,作整体的叙述。


大卫摇摇头,说我们有约定,我们深深相爱。


姚慧君笑喷了,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和一个男孩有约定,用草棍拉的勾;到了中学的时候,又换了一个男孩,也有一个约定,写的纸条装到铁盒子里,埋在公园的大树下。我刚进圣约翰大学的时候,和同济大学的男朋友也有一个约定。而且约定都写在手帕上,咬破手指,用鲜血写的呢。但是,时过境迁,形同陌路。现在连个音信都没有了……这年头,就得抓住你眼前的、身边的爱。(第86页)


注:长篇小说中,若遇上大段的话语,非着意表现口语特色,可用此法,以免话语啰嗦,行文板滞。


5、多种话语表达方式,接连使用。


麦尔斯叹息:“可惜啊,赶上了战争,我们公司好像也没有投资的意向。”

鲍德说,我还是想以个人的名义,帮助这个年轻人。不管怎么说,黑帮推倒的是美商的电话亭,不是吗?

麦尔斯说当然。虽说是大卫个人的投资与实验,但是提供服务和设备的是我们美商公司。中国人说,打狗还要看主人。这些中国的黑帮明目张胆地破坏我们美商和设备。(第101页)


注:这样的方式,适用于多人谈话,实际上,是将某人的话语,当作了动作。注意第三句开头,“麦尔斯说当然”,这是将话语转换为动作的典型句式。


6、行为与话语融为一体,叙述出来。


福田耕的秘书嘿嘿直笑,拍着大卫的肩膀说,我们大日本华中电信刚刚切断了美商通往旧金山的海底电缆,停发交战国的电报业务……(第230页)


注:这种处理方式,多用于次要人物言行。


7、从话语转为动作且场地变化,自然表述,不露痕迹。


“那当然,妻子得顺服丈夫。在中国,女人一旦嫁了人,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了。”彼得面露几分得意。


从彼得的神态里大卫觉得此饭局不平常,一定是有人要见他。果然,当他跟随彼得走进餐厅,来到一个角落时,一位文质彬彬、儒雅温和、头戴礼帽的中年人,用流利的英文向他打招呼,并自我介绍叫郁志坚。(第248页) 


注:前面有几节文字没有引用,是彼得说要请大卫去某高档酒店吃饭。


8、同一个人的话语,分出轻重,轻的当动作处理,叙述出来,重的说出,带上引号。


郁志坚安慰着麦尔斯,说这一切他都清楚。但是,重庆政府的人很霸道,接收敌产,分配利益,穷凶极恶,不由分说。


“但是,如果你们通过美国政府高层的人交涉,或许能够要回来。我也希望你们美商公司今后在中国发展,如果中国的电讯事业仅仅靠国民政府拨款投资,实现中国通信现代化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第316页)


注:这样处理,最是活泛。只是要留神,不能让读者产生错觉,以为下面的话语,是另一个人说的。


这八种若能交错使用,再多种搭配,别出心裁,不愁在长篇小说叙事中,有行文不活泛的毛病。


给年轻朋友叮嘱几句


我从写作之初,明知小说是艺术,但是学生时代养成的做题习惯,总想着怎么在技术的层面上,把握住最基本的动作,达成一种形式上的完美。也就是说,要在形式上,把小说写得像个小说。


记得1972年冬天,大学毕业的第三年,在吕梁山里一个乡村学校的窑洞里,煤油灯下,翻看一本“文革”前出版的柳青的《创业史》。先是写出故事接续线索,且总结出柳青先生用的是一种叠压法,即前一章里留下点什么,压在后一章的什么地方,这样各章是完整的,全书又浑然一体。再就是细细分析叙事中话语与动作的转换方法,觉得他那种“说”字之后用个冒号,然后另起一段的方法,显得很是贵相。而同时期的小说,比如浩然的《艳阳天》,“说”字之后,用个冒号,接着是要说的话语,就显得低了一格。改革开放之后,看李健吾译的《包法利夫人》,方悟出柳青先生那种话语陈述方式,原来是英法小说的传统。


就是这些年,每看到最新出版的小说,比如不久前刚刚看过的捷克作家维斯拉克的《女观众》,在看故事、看人物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揣摩书中话语与动作的转换技巧。给我的感觉,从《包法利夫人》到《女观众》,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要给年轻朋友叮嘱几句。


小说是艺术品。语言的美,不待说了。一行一行,一节一节,行文的布局,也要让它美起来,或者说是有美的感觉。风行水上,自然成纹;山野丘壑,错落有致。不说读了,看着也赏心阅目,精神清爽。我最厌恶的是那种,看去黑糊糊一片的文字,瞅上一眼,心里都发毛,似乎能闻到一股臭烘烘的脚汗气。


先要有个美的形式,再说有没有美的内容。再美的内容,若形式不美了,也美不到哪里去。


2019年9月26日于景邸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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