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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二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79年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求是》《红旗文稿》《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的《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等刊物全文转载。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等专著23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等多部文学作品，两次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两次获华北区文艺评论奖、两次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四次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次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六次获唐山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河北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河北省教学成果奖等40多个奖项，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河北省高校教学名师、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唐山市劳动模范、唐山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称号。 诗评 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论大解 杨立元 一 诗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人说，诗人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是在思想和灵魂的隧道穿越的人，他是用笔在丈量世界，用文字在倾诉生命，用诗句净化世人的心灵。有人说，诗人是精神家园的守望者，是民族精神力量的柱石，是民族气节的象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诗，便没有了思想；没有了诗人，便没有了精神领袖。我认为把这些认知放在诗人大解身上并不过分。他的一部长达16000多行长诗《悲歌》就是最好的注释，这是他留给中国诗坛的最好的礼物，也是一部可以得以慰藉的大书。一个诗人写的诗可能数以万计，但若干年以后却如同过眼烟云，而大解的《悲歌》却是可以留存的。 大解具备了一个优秀诗人的卓越才能。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有着哲学家的睿智，不仅要有感性世界中的丰富经验，而且要有理性世界的超验先知；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有着文学家的灵透和聪慧，不仅要书写出生活的诗意，而且要归结出历史的真谛，所以“诗人的哲学思想就是一代人的旗帜，诗人的诗歌就是精神的依托和动力，就是思想号角和标杆”[1]。但在当下诗歌俗化、诗人泛化、诗坛庸常化的年代，诗人的标高被大大地降低了，以致绉几句白话、顺口溜就是诗人，甚至可以成为名诗人，所以使得诗人这个称谓大大地掉价了。不知“谁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没有诗人是悲哀的民族。民族沒有诗歌，就等于沒有精神的家园。人们的思想在流浪”[2]。好在有大解这样一些纯粹的诗人在捍卫着诗人的身份，守卫民族的精神家园。大解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正如著名诗人张学梦在与几个诗友交谈时说过的话：有的人可能头脑是诗人，但身体是俗人；有的人头脑和身体的局部是诗人，但身体的其他部位是常人，有的人从头脑到身体都是诗人，即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中国实在为数不多。大解即是一个“从头脑到身体都是诗人”的人，一个纯粹的诗人。即“他是为理想而生，为诗意而活的”[3]。他的诗以其深刻的思辨力量震撼着诗坛，以其深度的思想质量昭示着真理，以其浓厚的诗学力量打动着读者。 这正如美学家狄德罗所说的那样，一个诗人应该具有“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大解就是具有这样独特而又全面的特质的一个诗人：丰饶的生活积累，丰厚的文化积淀，丰沛的情感体验，丰富的想象能力，丰盈的理性思考，丰实的人文精神，丰满的悲悯情怀。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充盈的情感与深刻的理智的深度交融，人文精神与悲悯情怀的完美契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的密切联通，生命的直觉与理性的自觉的自然结合。有的评论家曾这样评论大解：“在河北诗坛，大解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用多年前的一句诗友的话来说：‘大解是把人当成人类来看的诗人，具有大关怀和彻底的人文精神’。在他瘦瘦的身躯里蕴涵了无数饱满坚硬的诗歌种子，每一粒都是一首好诗歌。和大解谈话，常常能感觉到一种诗意在空中弥漫，并向你的肌肤浸透，直至和你的骨头连为一体。大解不是一个特别高产的诗人，起码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是这样，但大解绝对是个高质的诗人，据我读过的他有限的作品，无一不是上乘之作。他在河北诗坛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大解的世界是整个世界的世界，大解的关怀是对整个人类的关怀。”[4]这样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大解诗人的生命特质来源于他的浓重的生命底色和特殊的生存背景以及他对诗歌的天性的喜爱和持之以恒的追求。大解1957年出生在燕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那里偏僻而又静谧，潜伏在山脉的皱褶里，但风景如画、纯净优美。这种生存场景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年幼的心灵中，成为了他的原初的审美图式，也形成了他的审美定势，以致山乡成为他歌咏一生的审美对象。他从小便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禀赋：聪慧而灵透，率真而质朴，执着而沉稳，善观而沉思，以致读诗写诗成为他的爱好，甚至成为他生命的支撑。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便与同一个公社的6个青年农民创办了一个名叫《幼苗》的杂志，主创人之一是詹福瑞。《幼苗》第一期共印4册，是刻印版。因为经济的拮据，只得每个人出两角钱作为印刷的费用。后来印数增加到几十册。《幼苗》一共出过四期，詹福瑞上大学后停刊。在那个贫困的山区和贫穷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啊！那年他16岁。在他17岁那年，父亲单位里有一个叫向彩林的女士，听说他喜好写诗，便主动借书给他。这些书中有《浮士德》《普希金文集》《莎士比亚戏剧集》《海涅诗选》《泰戈尔诗选》等外国名著，这在当时的偏远山村，能读到这些书简直是个奇迹。这些书对他影响很大，甚至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轨迹。在清华大学他学的是水利，却偏好写诗，以致爱好成为了专业，导致了他从一个水利工程师成为了一个著名诗人。多年来，“清瘦的大解，空灵的歌者，一个人在他虚拟的世界里，顽强而又寂寞地存在并行走着”，[5]在他身后所留下的是坚实的行进足印和所取得的斐然成就：多部的诗作，数百篇的诗稿，作品入选《中国新诗选》《中华诗歌百年精华》《20世纪汉语诗选》《当代名家诗典》《中国当代新诗大观》《中国诗选》《中国先锋诗选》等150余种选本，并多次获奖，其中诗歌《个人史》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二
大解是以短诗进入诗坛的。在创作中，他追求一种明净、透彻的叙述风格。正如著名诗评家陈超所说：“熟悉大解的人都知道，他最擅长的是抒情短章。从1985年自印诗集《感觉诗》开始，直到90年代初期在中国诗坛树立起鲜明的独特的游吟者形象，二十五行左右的精美而轻逸的抒情诗，曾令众多读者沉醉、赞叹。”[6]大解在本质上应当是一位带有一些唯美色彩的纯情诗人。对美好事物的歌颂与光明意象的创设曾是大解的审美追求。如他创作于90年代初期的《新日》写得纯情而动人、清新而美丽，高歌和盛赞了美与大爱。在年龄和艺术上逐渐走向成熟的大解没有停留在形式的创新和纯美形象的塑造上，而是对人类与人性存在内核的求解。大解曾说：“在现实和语言的双重的虚幻背景下，人的存在变得模糊不清了，真实和虚幻混淆在一起。我的诗歌不是要去澄清它，而是去加深它的浓度，努力去展现物理的和精神世界中的全景。”[7]可见他是以自己的诗歌“努力去展现物理的和精神世界中的全景”，这充分体现在耗时四年写成的长诗《悲歌》中，“如此浩大的诗章，无疑，是汉语写作中最长的一部叙事长诗，其规模和手法，为汉诗前所未见”[8]。它充分展现了诗人对诗歌理念和诗歌语言、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因此可以说，《悲歌》是以“运用原型意象，创造现代神话，为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开启人类返乡之路；以个人的精神历险象征民族共同的悲壮命运；这成就了这部长诗的神圣性和永恒性的价值。而长诗其独特的大气升腾的悲剧型的史诗建构和对汉语言诗性的精准把握，也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标示出一个新的里程”[9]。对于这部长诗，著名诗人张学梦这样评价：“这是一部庄严的巨著。一部东方史诗。东方的创世记。它的诞生将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事件。在一片旷地上，突兀地隆起一座建筑物：巨大，恢弘，陌生，奇异，粗糙，坚硬，裸露着精华与欠缺，闪闪发光。她已经是一个事实，褒贬臧否都将强化它的存在”。“大解写出了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人们感到惊讶，陌生，疑惑，都是必然的，但我相信这部史诗立得住。其大情怀、澎湃壮阔的激情，和丰饶的思想内涵，都抵达了巅峰状态。无人可比肩。”[10]这足见这部力作的价值。 《悲歌》是一部叙事诗，它以其深邃厚重的历史内涵，荡人心魄的情感魅力，充满哲理的思辨力量，流水般溢动的文采，构成了一幅规模宏大、气势宏阔、撼人心魄的乐章。除《序曲》之外，由三个大的乐段组合而成：《人间》《幻象》《尘世》，这种回环形式的三部曲，从今返古，由古至今，不仅整合了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还探寻了人类走向未来的途径，进行了近似终极的追问。 作为一部长篇巨制，《悲歌》没有拘泥于搜集和整理历史上的文化碎片，而是把当代生活纳入神话的整体结构之中，并力图通过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历史建构一种新的诗学结构，突出人在生存史上的主体性，这无疑有着一种很强的创新意义。作品中的主要叙事者是公孙。公孙是一个无意识进入历史并经历了创世的人，是一个贯穿历史和现实的人。作品通过他与少女蕙相爱，被无形的力量强行拆散，然后离家出走，逆黄河而上，穿越高原、草原、沙漠和戈壁，进入河西走廊、翻过雪山，参战、死亡、再生、还乡等生死轮回和精神裂变，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和心路旅程，并展开了中华几千年文化的带有虚幻色彩的历史故事。诗中融入了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内涵，人生与神话、生存与理想的多种模式，进而显现了《悲歌》的博大精深的语义。 在《悲歌》中，作者着重渲染了人类生存中的原始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死亡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揭示了公孙自身与外界的冲撞，个人灵与肉的对峙，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人的冶炼和再造，超越了个人恩怨而形成了成熟的人类意识，从而完成了生命的超越，“使关爱演化为博爱，体现出了大悲大善之心”，公孙也完成了他从历史到现实，从现实到历史、从此生到永生的生命历程，“完成了自己的再造，也完成了‘人’指派给他的使命，实现了生命全体的伟大复兴”，[11]从而成为了“一个行走在大地上的活体雕塑，成为人类健康、文明、进取的象征”。该诗正是通过公孙“一个人的生平而展开了整个东方人群的生存史和精神史，并深入到人类的集体幻觉和记忆中，复现出中华民族古老而辉煌的文明”[12]。 公孙始终穿插在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中，在他的双向瞩望中，历史与现在、过去和未来遥相呼应，彼此渗透和交叉。他是一个洞彻过去、贯穿历史、通向未来的智者，是人类生活的启示者、引领者，“在他面前，人类无处可躲，不再有隐私”。如他对战争的认识：“人类是一个自我复制的群体一再上演着/同一个悲剧并且饶有兴趣从来不肯停顿”，“当你把岁月叠起来装订成册/你会看到惊人的相似之处每一页都是另一页”，“什么都没有变，变的只是时间和面孔”。这是对人类历史的精辟归结。在人类生存的充满矛盾、抵牾的生存之路上，“公孙找到了一条互为之路”，因为“世界乃是一体，由于我们灵魂的低矮和短见而只看到事物的单面”，但“公孙看到了全部”[13]。这正如他所说：“从以往的岁月中回到今天”，“我在恢复人类的记忆/让过去的时光重现于世/也为了与先人团聚/与他们一起生活共同走向未来/使时间在同一点上（像一滴水）/反映全部的文明。”也正是这样，《悲歌》通过公孙这个人物的生命历程写出了人类的生存史、命运史。也正是通过他使得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形成了一个对立又平衡的结构，相互牵连、映照和补充，并在多层次上展现出立体的多侧面，使扁平的生存史站立起来，变得厚实而灵动”，[14]从而显出意蕴的深邃，内容的厚重。这个“神话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可以生长的寓言结构，更重要的是唤醒人们心灵中的神性，获得一种上升的信心和力量，抵御生命中的阻力和下沉的惯性”[15]。所以，“《悲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幻象，更不仅仅是公孙个人的心灵史，而是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含量、思想深度和精神指向”[16]。 “《悲歌》的意义和价值是一次探索性行动”，它“构造了一种史诗性建筑。”《悲歌》的结构是由神话和现实两部分构成。魔幻现实主义的幻象渲染、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现实主义的摹写传真紧密地融合为一体。诗人通过对时空的穿插、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实现了远古与今天、现实与未来、幻想与真实、显性与隐性的融通。“诗人似乎认为：现实携带着过去，传统是无法割裂的，过去流动在现实的血脉之中。《悲歌》所建构的民族史诗，似乎就建筑在这种主观的文化信心之上。”[17]在结构形式上，《悲歌》运用了多线结构，它以公孙的生命历程为主线，贯穿了全诗，统摄了文本。除此，还有两条辅助细线穿过了《悲歌》。一个是大解的当下生活经历，另一个是公孙的恋人——蕙。蕙美丽、聪慧、善良，作为爱情之神，她生死虽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却紧连着公孙的命运。也许正是因为她的缘故，才使得公孙由对蕙的关爱而演变为对人类的博爱，使之充满了对人类的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大解作为公孙之外的一条附线，并与他的幻象世界相对，仅存于当下的现实之中。但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一个身在异乡，而心却回到了故土，即使故土已不存在；一个是身在故乡，而心却在他乡，并从未有过漂泊感；一个生活在书中，作为主人公而经历语言中的现实，一个身在物质现实中，却创造着超越物理规律的非现实的语言世界。两者间的命运无法交换，但在回归故土这一点上却造成了强烈的反差，并在文本结构上达成了互补”，[18]“也就是说，在公孙经历不到的地方，大解直接出场，填补了空白，使诗变得丰富、饱满”，“形成了互为和互动的关系”。[19]他们三人在结构之内，互为关联，时隐时现，最终出现在雕山工程这个万众归一的大结局里，因而使得全诗起伏跌宕，浑然一体。在表现方法上，《悲歌》的写实与浪漫，叙事与抒情，幻象与理性、历史复现与现实展现、个人经历与民族兴衰、现存世界与终极关怀都做到了契合无间的运用，清新流畅的语言魅力，丰沛充实的情感张力，丰富充盈的想象力，机巧奇妙的修辞才智亦都得到了精彩完美的表现和发挥。除此，《悲歌》通篇还弥漫着浓郁的思辨色彩，充满了哲学的丰富意味。它“在诸多章节里直接对一系列重大哲学命题进行了近似终极的审视，对诸多文化要素进行了直接的哲理阐释。诗人的提问与回答，诗人对哲学命题的勇敢的触及与探索，反映了诗人心灵的富饶与视野的开阔。那些浸透着东方哲学意味的智性的诗句，沉甸甸，绚丽斑斓，饱满而凝重”[20]。《悲歌》中的诗句也是极漂亮和精彩的，充满了神奇和灵动、鲜活和多彩、清新和亮丽。如：“乡村的春天忙碌而平常/梨花开过了杏花也开过了/桃花和地丁花都开过了/大地翻起了条条泥浪/清风带着泥土的气息吹拂着木格的窗棂/我久不回家对这淳朴的一切/有些陌生了甚至已接近淡忘”。这些精美的诗句像多彩的宝石一样镶嵌在《悲歌》的长篇巨制中，闪烁着灿烂的光芒。因此这部长诗也就实现了作者预定的目标。他说：“我认为一部立得住的长诗或史诗，至少应该有几个要素：一是它的结构是否结实，经得住挤压；二是它是否具有民族文化的支撑力，即在本土上确立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三是个人化的创造性言说方式；四是语言和材料的组织能力。”[21]《悲歌》无疑是一部立得住存得住的史诗，是一个包含无限深度和广度的神话寓言，对于它所呈现的多种和多重意义，我们所解读的可能与此诗不尽一致，这也正是此诗疆域的宽泛性。如同诗人所说：“《悲歌》所言说的，与它所呈现的，不一定对应，它所提供的寓言本身，只是一个生发的载体，具有无限的生长性，每一种误读都是对它的完善和重新创作。”[22]也许它的更深广的意义不在当下，而在未来。
三
大解本身就是一个文学的富矿，在他丰富的矿产中，不仅有诗，而且有小说、散文等，但都写得精致、精湛、精悍、精美，多向度地展示着他所经历的生活和才学、传达着他对社会人生的认知和理解，给人以多种多样的审美感受，如他的中篇小说《长歌》，散文《倾听天籁》《接近流水》《秋雨中》《海边的槐花》等，尤其是《长歌》给人留下了一种别样的生命感受。 《长歌》（原载《人民文学》2008年第12期）是近似一部寓言体的小说，有很强的寓托意味。它围绕着一个仅有五十七户人家的河湾村为故事背景来叙写几个极具传奇意味的人物来展开的。作为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河湾村的人，世代在这个封闭迟滞的三面靠河的小山村生息繁衍，生老病死，世代轮回，循环往复，这种生存方式显得极为简单重复，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却显得神秘神奇，似乎“那山川土地之中蕴藏着无穷的秘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河湾村的生存秘史，或曰成长史，因为它充满了原始的意味，笼罩着巫术的色彩，一切都显得是那么荒诞和怪异。这个“潜伏在平原或山脉的皱褶里”的小山村一直生活在原始、落后，乃至愚昧的情境中，远离现代文明的侵扰，鲜有外在信息的侵入，甚至没有历史行进的痕迹，但却拉近了人与万物的距离，消解了人与鬼神的界限，好像都生存在同一个世界中，正像文中所说的那样：“它的地下住着做梦的逝者，地上住着劳作的人们，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住着神。”人鬼共居，万物有灵，人性、神性交融，互有往来、互为沟通。如人物有着泥土、桑树、蚕等植物或者昆虫的属性，甚至每一棵草木或每一粒沙石，都有着神性和人性，甚至成为每一个人的替代；人与天地万物和谐自然地共生共存在一起，如赵老大与水神结拜为兄弟，张刘氏认桑树为自己的女儿，女人生出小鱼，大丫进入迷魂阵，李巧迷在神符里，张文耳朵成了预测天气的工具，王老头经常梦游却从不迷路，七只兔子是七仙女的化身，河湾村闹饥荒的时候，水神和他的媳妇给村民送来了鱼，胖和尚走过的弯曲的小路变直了，而且道路两旁长出了许多花朵……这一切都是那么奇哉怪哉，荒诞不经。在这样神奇的世界里，连死亡也变得颇有诗意和浪漫色彩了。二丫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中含笑而去，传说前生是蚕的张刘氏将自己织进了茧子，救过人架过桥的船夫赵老大在星光之夜升入天极，并群星簇拥，身体发出了光明，所有的人甚至水神和他的媳妇都来给他送行……就是自然万物的死亡也同样安详静谧，没有恐惧和痛苦。这种死亡状态是对死亡的超脱和超越，颇有些佛家涅槃的神圣和庄严，以致在这里生和死只是一个自然的轮回，一个必然的更替，如同白昼与黑夜，四季的变化那样顺畅自然，富有诗意。这样有谁还会畏惧死亡呢？在这样平静的岁月中，唯一的动荡就是外来大兵的入侵，破坏了村子的和谐。除此还有李巧与张文不般配的婚姻所导致的婆媳之间的较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生服从了命运。在这里，一切都顺其自然、听凭天命，达到了和谐美好。这种静谧悠闲、野趣横生之美，颇有些沈从文《边城》的味道，显现了浓厚的中国古老乡村的语境氛围。可见河湾村的生存发展可成为中国农村几千年来迟滞发展的一个缩影，古老乡村文化的一个符号。令我们驻足回视，流连忘返。 《长歌》不仅具有魔幻色彩，又可还原为经验现实；虽然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很强的象征意味，但也有着典型的指向意义。如怀疑可能是泥人的会染布的张福满，由蚕转世会吐丝的张刘氏，爱梦游的王老头，能在河水里呆上一整天而不露出脑袋的赵老大等人都是通灵神异的。其实说起来也简单，这是作者在解读人生的意义，或者是说破解人生的奥秘。那些在土里流汗、土里埋葬的农民不就是一个泥人吗？那些勤劳耕织的女人们不就是一个会吐丝作茧的蚕吗？终日里在河里摆渡的赵老大不就是一条在河里自由往来的鱼吗？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有着动物的习性和高于动物的灵性，兼有动物性和人性两种性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析赵老大等人的特异现象，就再自然不过也再普通不过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世间万物的融通和互通的道理。 《长歌》不仅客观地叙述了河湾村的生存状态，也表现了作者的审美向度。生活在河湾村的人们没有哀怨和愤懑，没有对抗和对立，即使有也是哀而不怨，感而不伤，谦让忍让。如张武和赵水都喜欢二丫，最后抓阄使张武得到了二丫，但赵水虽痛苦却不怨恨。李巧受骗嫁给了张文，虽哀伤但终能与婆婆和丈夫和解，这充分表现出了一种中国传统文明的基因和“和为贵”的儒学理念。这使我们也能从中读懂了一些社会的真谛：所谓的和谐社会，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万物的和美，应是和美而不是喧嚣，和气而不是对立，和平而不是战争。如果人类是处于敌视、对抗甚至是战争的状态，即使科技再进步，技术再先进，物质再丰裕，也是人类文明的倒退，精神家园的毁灭！ 大解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用心地将故乡世代流传下来的奇闻异事、民间传说，以及自己道听途说或耳闻目睹的怪异现象作为作品的素材，然后展开丰富的想象和对奇异世相的理解，并有意识地淡化了背景，消解了主题，从而使得作品有了几分诡秘和怪诞，灵性和神性，正是“在这种本土化的魔幻中，透露着人与自然万物的互生与亲近”，“在这种本土化的魔幻中，我们能见奇诡却不见恐怖，生与死都笼罩在一种温脉和质朴当中”[23]。 《长歌》的结构是散状式的，没有固定的人物和固定的情节，没有一个固定化的叙事核心，在时空的展开上也灵动自如，就像山间流动的溪水，顺势而下，无遮无拦，随情任意，顺其自然。语言表现也非常干净，如作品的起始：“在广大的北方夜空里，有三颗并排的星星在运转。与这三颗星星对应的许多村庄，潜伏在平原或山脉的皱褶里，将在子夜时分一齐发出鸡鸣。当这三颗星星莅临到一个叫河湾村的上空时，悠长的鸡鸣会应然而起，与整个北方的鸡鸣相呼应。鸡鸣的声音越大，越是加深夜晚的宁静，人们从梦中醒来，翻个身，会睡得更沉”。写得非常的明净和清新，没有生活的体验和经验是断然写不出来这般场景的。 《长歌》没有刻意的显示意义，却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是一个“召唤结构”，它以故乡古老的基因和传说为底蕴，用农耕时代所遗存下来的人类的美好天性来“唤醒人们心灵中的神性，获得一种上升的信心和力量，抵御生命中的阻力和下沉的惯性”[24]。这也正像作者所说的：“我的故乡简直就是神的居所。尤其是我的童年时期，现代文明还没有进入那片深山区，稳定的农耕结构把人们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人们依靠基因和传说进行着生命和文化的传承。在那些年代里，生活本身就是神话。我听到的，我看见的，我想象的，可能都不是生活的真相，但却构成了我对真实的向往。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越是想接近真实，得到的越是相反，因为总有一些东西让人们无法接近。于是，我把那些神秘的事物，那些笼罩命运的迷雾，转换成精神幻象，通过具体人物的生死，呈现出故乡的大致轮廓。这样的努力也许不能穿透历史，但至少激活了我个人的记忆，使我在有效的文字通道里，打开时间之门，回到以往的岁月。”[25] 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故乡古老文明的尊崇和对传统生活氛围的留恋，并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已经经历的，提醒我们正在忽略的，并刺激我们对于未来的幻想”[26]。
四
作为一个诗人，大解所依凭的不仅仅是激情和经验，超人的睿智是他成功的先决条件。他对世界的理解（包括过去和未来），对生活的体验（包括自身和他人）都超越了他人。所以，他的诗“既深刻概括了人类的精神历史，又突入了生命体验的未知领域”[27]。对诗的创作他不仅有坚实活泼的心灵，而且有坚定完整的理性。这充分体现在他对中国诗歌的理解上，因而写了多篇的诗论和随笔，尤其是他的《〈悲歌〉笔记》。 大解坚定的诗歌主张首先在于他对中国诗歌整体的把握和理解，这就使得他向来不追风逐潮，改弦易辙。他曾与著名诗评家陈超有过一个笔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的一些真知灼见。如对中国新诗的精神走向问题的认识，他认为：“自朦胧诗发端以来，汉语诗歌在外在形式上越来越开放，但在整体精神大势上却形成了一个从历史意识到生命意识再到身体意识的不断内敛的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集体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在1979年前后出现的朦胧诗以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从文化专制话语中挣脱出来以后，使诗歌获得了形式和精神的双重解放，人逐渐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意识到个人的存在。这是诗歌精神从群体到个体的一次向内的收缩。第二个过程从自我意识到生命意识。在1989年前后自我意识的不断加深所产生的收缩力使诗歌逐渐排除了负担，甚至卸掉了使诗歌受累的沉重的历史使命，使诗在不断纯化的过程中减轻了体重，越来越走向对个人命运和心灵史的关注，走向了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深度省察，形成了持续时间较长的生命意识阶段。这是诗歌在精神上的第二次向内的收缩。第三个过程是人向本体的深度沦陷。随着生命意识的不断深化，人的自恋情结演化为对自体的沉迷。此时诗歌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精神意义上的人，而是自己的肉体和感官，强调此在的价值和意义，致使诗歌成为日常琐事的记述工具，进而走向了形而下的极端，沦入了琐碎和平庸。这是汉语诗歌自身运动的结果，它的生成和发展都是必然的。到上个世纪末，诗歌出现了‘下半身’意识和以此为标榜的写作群体，这标志着诗歌的精神解构已基本完成。因此诗歌不仅从精神回到了身体，而且分解到具体的部位，人被解析为肉体和本能。到此，诗歌完成了精神上的第三次向内的收缩过程，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内完成了汉语诗歌从现代意识向后现代意识的转变。在三次收缩（或者说精神内敛）过程中，人逐步退居到生物属性，已成为普通的生命存在，这是人们从意识形态（精神）向生命本体（肉体）回归的一段历程。这样发展的结果是诗歌陷于琐碎动作的纠缠之中，难以展开和飞翔。虽然强化细节确实丰富了诗的质感，变得血肉鲜活，却造成了个人在自身中的深度沉沦。”[28]这种分析是十分精辟和精到的，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集体到个人，从精神到肉体，从人性到动物属性诸多方面说明了中国现阶段的诗歌的现状。 一个诗人的思想深度，决定他的作品的深度；一个诗人思想的敏锐，决定他作品的超前。《悲歌》的创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于创作《悲歌》，他是做了充分的历史分析和思想准备的，这也就先在地构成了此书的意义。他认为汉语诗歌没有产生史诗，其原因是：从诗歌的生存历史上看，我们先人的书写方式没有形成史诗的宽大环境，而是被极具收缩力的古典汉语凝聚成一颗颗闪烁的珍珠。诗歌一再地被激情所驱使，进而愈加远离了庞杂的、民间性的（诗歌）叙事功能。在日渐紧缩的框架内，被打造得过于精致和完美，因而造成了汉语史诗的缺席，而只能靠《史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文学巨著从另外的角度担当了史诗的使命。另外从古老的文化历史上看，汉语诗歌从《诗经》始，一直是以碎片的形式流传，没有形成宏大的建构。后来，虽然出现过《离骚》《孔雀东南飞》等长诗，但主要还是以抒情言志为主，没有充分发挥叙事功能，因而绕过了记叙历史事件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向，以致后来走向了更加凝练的唐诗和宋词，以至于元曲畸形地发展成为文人墨客手中把玩的小玩意。汉语诗歌的内敛性拒绝了宏大事件对诗的进入，一直保持着自身的小巧和纯粹。汉语诗歌在古老文化的惯性推动下，沿着它自己的道路走了过来。这与本土上藏族、蒙古族等保持着口头传承史诗的少数民族有着传统上的区别。[29]正是这种独到而深刻的认识，才使得他决心创作“一部叙事长诗，并向史诗接近”。所以，他做了这个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如果没有对中国诗歌历史的纵向把握和哲学背景的深度考察，是不能产生《悲歌》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思想的。同时他的《〈悲歌〉笔记》也体现了他对历史、社会、哲学、宗教、人性、神、人、艺术、诗歌等诸多问题的深刻认知，这也是对《悲歌》的深度解读，给人一种博大精深、深邃厚重的感觉。尤其是他在文论中对精神家园的守望意识和所提供的人类精神图景在如今诗界中是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 大解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智者；是一个人民的歌者，也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他的诗“浩大、纯正，带着生存和生命的尊严”，[30]达到了我们“想象的制高点和最神圣的位置”，[31]给我们以精神的思索、理智的启迪、审美的愉悦和美好的向往。 注释： [1][2]阿弋《诗人是什么人》，《中国经济网经济博客》，《阿弋记者文学BLOG》2007年10月11日。 [3]铁树：《诗人是什么》，《河套文心论坛》2009年7月24日。 [4][5]阿平：《读〈悲歌〉解读大解》，新浪网大解的博客。 [6][30]陈超：《超级漫游者——漫谈大解的〈悲歌〉》，《诗选刊》2001年第11期。 [7]大解：《语言的现实》，《诗潮》2005年第1期。 [8]霍俊明：《〈悲歌〉：穿越历史的无尽回声》，霍俊明博客2008年7月19日。 [9]苗雨时：《重返故乡的悲壮旅程——评大解的史诗性长诗〈悲歌〉》，《走向现代性的新诗》，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10][17][20][31]张学梦：《感受〈悲歌〉》，《诗选刊》2001年第11期。 [11][13][14][15][18][19][21][22][24][26]大解：《悲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页，第613页，第613页，第662页，第681-682页，第696页，第654页，第662页，第662页，第662页。 [12]《〈悲歌〉七人谈·主持人语》，《诗选刊》2001年第11期。 [16]杨四平：《爱与创造：“此在”镜角下的生命挽歌——大解长诗〈悲歌〉读解》，《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3]李浩：《异质的〈长歌〉温朴的沧桑》，“河北作家网”2009年“作品研讨”专栏。 [25]大解：《我的故土——〈长歌〉创作谈》，《河北作家》2009年第2期。 [27]陈超：《超级漫游者——漫谈大解的〈悲歌〉》，《诗选刊》2001年第11期。 [28]《关于诗的笔谈——陈超、大解访谈录》，《诗刊》2007年4月上半月刊。 [29]大解：《汉语诗歌：叙事的可能性》，《诗刊》2002年8月下半月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