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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累世婚姻与文学“濡化”

时间:2020-02-25     作者:罗时进   阅读


编者按


家族文学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丰硕的成果既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深化了我们对文学生产过程和规律的理解。本期所刊发的文章,主要围绕家族文学中的“家学”这一主题展开。《家族累世婚姻与文学“濡化”》一文在“濡化”理论的提示下,集中讨论文化家族间的累世婚姻现象对家族文学人才的成长与家族文学发展的影响,指出累世婚姻在广度和深度上改变了家族文学格局的同时,进而认为累世婚姻背景中家族文学存在着承与变的复杂性。《诗在江湖悔少年》一文则是以贵潘诗人潘曾沂的诗风演变为研究个案,来呼应《家族累世婚姻与文学“濡化”》一文中所讨论的家族文学中承与变的关系,并指出时代潮流、师友资源、个人际遇等异类元素都会通过各种通道来影响家族文学的创生,从而使得文学家族在延续家学的同时,又呈现出某种异类的新面。而《吴江柳氏家族》一文则为家族文学的传承提供了很好的个案。吴江柳氏家族明末迁居吴江,清末跻身地域文学家族之列,其壮大为一个地域性的文学家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间层累的理路恰可作为观察文学家族地域影响力建立的典型。(张廷银)


文化家族间往往存在累世婚姻现象,这对家族文学人才的成长与家族文学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个社会学、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问题似乎一直处于家族文学研究的边缘,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本文试从“濡化”视角进行讨论。



濡化,是美国学者威廉·A·哈维兰在《文化人类学》中对社会文化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而个人成为社会成员过程的概括。他指出:“因为文化是被创造出来的,是习得的,而不是经由生物遗传而来的,所以任何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确保文化适当地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这一传递过程就被称为濡化(enculturation),而且濡化是从个人一出生就开始的。在所有社会,濡化的第一个媒介是个人出生之家的成员。当年轻人长成时,家庭外的成员加入到这个过程中来。这些个人通常包括其他亲属,而且肯定包括个人的同龄伙伴。”


这种濡化式的传递对家族的文学影响,即是默熏浸染,移情融性,向风承流,习得而化。化,既是过程,也是结果,即通过聆教向学,切问近思,感受人文环境,积累文学与文化修养。文徵明《相城沈氏保堂记》有所谓“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之说,事实上,“濡化”的过程就是“积”的过程,它标志着家族的渐变发展。当这种“积”的成果在社会文化指标体系(诸如科举、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等)中达到相当数量和质量后,家族发展便具有了动力,“诗书之泽,衣冠之望”便能显示出丰富内蕴。


家族文化的濡化—积淀,也是文学精神、文学智慧的成长,这个过程与文学人才的养成过程同步。一族之内,人文蔚起,名家辈出,踔厉士林,表明文化家族由成型而兴盛,同时也是家族文学人才资源丰足而卓越的表征。它意味着家族中“家法”“学统”建立后文学传统得以光大,“家法立则积厚者流光,学统立则父作而子述”(秦敦世《续修锡山秦氏宗谱序》),世代承传必将形成强劲延展、枝派绵远的家族文脉。


故知家族文学之“濡化”即家族文脉的承传与影响,其指向是“风雅之集,萃于一族”的境界。这是以家族的“结构力量”形成家族文学圈——在不同世代层面将家族“佳子弟”联结、聚合成文学集群。这个集群一方面由于文学情趣与声气相通,可以使文学热情和力量放大;另一方面为后代的成长设置了天然的文学环境,成为文学家的培育基地。正是在这个具有“结构力量”的家族文学圈中,人们不但看到文化家族的文学创造力,还能够看到新世代家族文学群体经过濡化的再生和成长。



如果我们仅仅基于近亲血缘关系的家族来谈家族文学发展,会忽视文学人才养成与家族姻娅脉络有关的事实。所谓“濡化”实际上往往是在姻娅系统中产生的,而桐荫世家累世婚姻形成的家族脉络则更繁复,家族文学的“濡化”格局也更为阔大。


越是文化发达的地区,高门大族越多,累世婚姻也越多,这方面的例证仅在明清江南地区就不胜枚举。美国学者艾尔曼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中曾经细致梳理过常州名族庄氏与刘氏累世通婚的情况,其实庄氏作为一个文化巨族,与常州地方名族世代联姻或连环婚姻绝不止刘氏而已,如唐顺之娶顾齐之女为妻,后庄齐之孙庄以临又娶唐顺之之女。庄氏与钱氏也世为婚姻,庄炘子庄逵吉娶钱维诚妹为妻,庄述祖子庄廉甲娶钱维诚孙女为妻,庄柱娶钱荣世之女为妻。洪亮吉的一个姨母曾嫁给庄氏族人,后洪亮吉的长子饴孙又娶庄起元一支的后代庄云的女儿为妻。


潘光旦先生在《近代苏州的人才》中对潘家的婚姻状况作过分析:“潘氏所在与通婚的人家,以汪、陆两氏为独多,与汪氏的姻缘尤其是固结而不解……汪氏女子嫁于潘氏的共十三例,潘氏女子嫁与汪氏的凡十八例。潘世恩自己娶的是汪氏,三个儿子中,两个娶汪氏,五个女儿,全嫁给汪氏;世恩的孙子祖荫、祖畴,娶的也是汪氏;世恩子曾玮一房的子若孙和汪氏的往复为婚,尤其是多至不可究诘。这其间几于每一个婚姻是中表婚姻,是不言可知的了。”


晚清名门世为婚姻的情况更多,钱仲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中曾记载:“舅祖翁松禅,自戊戌放归后,即闭门不出。初居西门外锦峰别墅……公居此不久,嫌近城市,移居白鸽峰。时往相见者,余姑丈俞孝廉金门锺銮,亦即公之甥也。”这里涉及常熟翁氏与湖州钱氏以及由此延展的俞氏间的连环婚。先是湖州钱振伦取翁心存之女、翁同龢之姊翁端恩,后来钱振伦的三女儿云辉嫁于优贡生俞大文之子俞锺銮,而俞大文之妻正是翁端恩的姐姐翁寿珠。


文化家族之间原本存在着深刻的“道谊”,这是在社会同一结构层次上产生的某种共同的文化认同,“道谊”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便面临如何“升级”的问题。即如何使世家之谊更加稳固长久,以达到“道谊渊源,通家累叶”的理想之境。“升级”的方法无非是“关系上叠加关系”。从濡化角度来说,单维性传递与多维性传递,其化成效果有较大不同,而“关系叠加”正使得家族文化的濡化之面得以扩大,濡化之脉得以延展。可以说,累世婚姻在广度和深度上改变了家族文化的濡化格局,也必然会影响文学的发展。



不同家族的文化传递有不同的方向,形成了不同的脉动。大体来说,一门之内代际关系越紧密,越可能产生直接影响,形成垂直型承传关系。但祖孙、父子之间的文学影响,以文类论之虽相同者为多,却已非尽然。如清代吴县潘氏文学之盛始于奕隽,其“嗜吟咏,以诗文名世”(同治《苏州府志》卷八三),而至其侄孙辈曾沂、曾莹、曾绶、曾玮俱善为词,转而以词学为家学了。而若以风格流派论之,则异趋者每见,如晚清翁心存与翁同龢父子,一则宗唐,结乾嘉诗派之局,一则宗宋,用力于东坡、山谷,诗学路数“同龢不类其父”(钱仲联《近代诗钞·翁同龢传》)。


在累世婚姻的文化家族中,文学影响与承传问题就更加复杂了。亲族间叠加关系连接成硕大的文化丛林,盘绕错节,枝丫繁茂。这片茂林的光华映照在大家族成员身上,每一棵树上的枝杈,他们都能够触摸到;每一片树叶的露珠,他们都能得到滋育。但到底是哪一个脉系,何种因素对家族成员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产生作用,就非一言可蔽之了。


文学的承传与变化,在累世婚姻家族中往往具有某种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与接受影响的不确定性有关。至少有三条承传脉络:


一是父系。清代阳羡储大文《在陆先生传》云:“吾储氏父子兄弟间,自相师友,颇以能文章世其家。”太仓王撰《丁酉初夏雨夜偶成一百四十韵》云:“昆季共九人,参差不一致。大都守家风,未失祖先意。”这是一条主线,例证俯拾皆是。二是母系。常州洪亮吉之母家蒋氏出自武进云溪蒋氏家族,为蒋斅淳之女。亮吉六岁丧父后随母移居外家,至二十二岁其外祖母龚太孺人去世后离开,前后达十五年之久,外家给予他几近完整的文化养成。锡山秦瀛之母徐氏为昆山徐乾学孙女,秦瀛虽早承秦松龄之家学,但亦受外家教育之惠,在《外祖徐二矶先生诗序》中记有早年母亲对其所言:“汝外祖工于诗,汝长,外祖当教汝诗。”外家对许多文学家来说,是成长的摇篮,上升的阶梯。三是中表亲。这是上述关系的衍生,但无论数量或关联密度都极为突出,实可专论。如阳羡词人大多出自本邑文化家族,而陈氏、史氏、万氏、任氏、徐氏等彼此又都保持着世代通婚的关系。陈维崧与诸文人既是文友,又为中表。史惟圆是陈维崧的表姐夫,曹亮武是陈维崧的表弟,陈维崧与史惟圆唱和达五十九次之多,与其表弟曹亮武唱和也有二十六次,《荆溪词初集》即陈维崧与曹亮武中表兄弟合作的成果。


累世婚姻之于家族文学影响的复杂性在于,由于累世婚或即连环婚,故这三条脉络常常是交互性的,内含着承与变的辩证关系:某一脉络之“承”恰恰意味着对另一脉络之“变”;承皆有源,变则有因。另外,桐荫世家尤其是具有累世婚姻背景的子弟得天独厚,禀性或有不凡,成立之后多有自我交游群体;故生于家族自有所“承”,社会交往滋其所“变”。


承与变,皆是“濡化”的题中之义,而累世婚姻之桐荫世族的“濡化”,使文学家的养成具有了更充分的精神资源,创造了更多维的选择空间,也预示着更多的发展可能。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24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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