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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丨章念驰:我所知道的王元化

时间:2020-05-12     作者:章念驰   阅读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诞辰百年,作为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思想家,王元化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等领域均有极高建树。现转发章念驰先生的纪念文章,以示纪念。



这是一篇必须偿还的文债。


人过七十五岁,是不知明天醒来是否还清健的,所以必须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该做的事情必须抓紧去完成。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我所知道的王元化,因为我欠了元化先生与张可老师一篇纪念文字。


 

有多少人写过纪念王元化先生的文章,大概难以计数了。元化先生自己的著作,大概在他生前就已被出罄了,包括他的《日记》《谈话录》……这是很罕见的,他在生前就被人七手八脚地推到了圣人的祭台上,这与其说是他的愿望,还不如说制造这些文字的人希望以圣徒自居。


我之认识元化先生,是通过王小安兄的关系。小安兄是王金发的孙子,他认定王金发是冤死的,他决心翻这历史旧案。当时我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他三番五次来找我帮忙,带了一捆家谱与有关资料,跟我上天下地穷聊,不坐上三五个钟头是不会走的。即使不给他续茶,他也会自己倒水,直喝到茶清如水。小安兄在街道工厂工作,单纯又没多少文化,性格爽直,什么人都敢骂,连江青也敢骂,他什么人家都敢闯,像走亲戚一样随便。


为了给王金发翻案,他去找剧作家杨材彬和王元美,动员他们在《清宫秘史》基础上写《绿林好汉王金发》,说得他们动了心,还真写了个本子,好像还拍摄了,还把我列为“顾问”。王元美是元化先生姐姐,由此我们又认识了元化先生。小安兄也总是隔三岔五地去元化先生家,也是上天下地乱扯。元化先生虽是忙人,但他毫不厌恶这个没有城府的年轻人。因为小安兄单纯、豪爽、富有正义感,元化先生倒也轻松面对,有时也会说说笑笑,毫无戒备。


我与元化先生聊的则都是文化话题,他知道我是太炎先生嫡孙,便爱屋及乌,与我谈太炎精神,谈鲁迅,谈《文心雕龙》《五朝学》、新唯识宗、新儒家……话题深入而广泛,愉快而轻松,完全将我视为晚辈。张可老师也对我怀有一种特别好感,常常加入我们聊天。她笑眯眯地坐在我对面,慈祥地对视着我,如同蒙娜丽莎,不时含糊不清地插上几句话,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温情气息……下午她会端出点心,临到吃饭,他们会盛情留饭。他们也邀请我们夫妇去他家吃饭,精致的餐饮,美味的罗宋汤,让人难忘。他们请汪道涵市长吃饭,也让我作陪。


元化先生在张可老师面前,常常会大谈其旧事。元化先生的父亲叫王芳荃,湖北江陵人,早年在码头当工人。元化先生母亲桂月华,她的外祖父叫桂美鹏,是中国最早接受基督教的传教士。元化先生父母是自由恋爱,家庭开明,反送元化父亲去深造去留学,后在清华大学执教。元化先生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清华园给他留下了磨不去的印象,从小受基督教洗礼,笃信宗教,培养了他的善恶观。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接见过他,但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出于对领袖的虔诚而顶礼膜拜,其他人则蜂拥而上。元化先生认为在神的面前,应该是人人平等的。


元化先生与张可老师也是自由恋爱,张可老师出身富裕家庭,十八岁就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作《早餐之前》,并在同名话剧中担任了女主角。十九岁就参加了救亡运动。解放后她却主动放弃了登记革命经历,在音乐学院担任普通教师。她用她的美丽与善良维持他们的家庭,给了元化先生身心的庇护,给了他精致的生活,得体的穿着,始终保持了高贵的贵族气质,而他们从事的事业却是为平民的。


我申报副研究员职称时,元化先生担任了我的推荐人,郑重详尽地写了评语,说我是够格的。我常请他题字,他从无拒绝,如社科院院名、社科院成果展……他办《新启蒙》杂志,甚至请我去担任香港“发行人”。他办《学术集林》杂志,要我提供一篇重量级文章,于是我公开了先祖父《遗嘱》,写了遗嘱的相关背景,成了《学术集林》的第一期第一篇,为此他高兴极了……彼此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 


 

我与元化先生建立起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是在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探亲”之后。两岸关系建立之初,上海成立了“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简称“促进会”)。这是大陆成立最早的交流团体之一,主导此事的是“社联”主席李储文与秘书长乔林。乔林是陈至立的爱人,她刚刚接替了元化先生的宣传部长工作。元化先生退下来后没有去担任作协、文联的领导职务,却愿担任“促进会”的会长,我不知怎么被安排去当秘书长。当时我仅仅是社科院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一个普通的市政协委员,在这以前,我连个小组组长也没有担任过,于是跟这些货真价实的领导打起了交道。


对“促进会”和文化交流,元化先生是认真的。他重视统一大业,重视团结上海文化精英,他与乔林先生首先搭起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架构,网罗了上海当时所有大佬与精英。名誉会长是巴金;副会长有马达、夏禹龙、姜义华、郭炤烈、张瑞芳、冯英子、邓伟志等;顾问有汪道涵、李储文、李子云、方行、王辛笛、明晹、柯灵、胡道静、施蛰存、徐铸成、张树年、冯契、贺绿汀、陈从周、谢稚柳、谭其骧、顾廷龙等;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张仲礼,副主任有尹继佐、朱维铮、李华兴、马承源、唐振常、徐中玉、程十发、谢晋、钱伯城等;常务理事与学术委员有丁水木、丁夙麟、李小林、李智平、周锦熙、王根发、许四海、吴寄南、马博敏、施炎平、施宣圆、孙颙、陈超南、杨小佛、骆兆添、魏同贤、王战、王沪宁、李良英、周建明、袁恩桢、俞丽拿、许纪霖、葛剑雄、陈思和、陈伟怒、萧功秦、谢遐龄、顾晓明等等。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经历了“文革”,他重视了哪些人,这些人也确实在以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逢有活动、接待、研讨……元化先生与乔林总会反反复复研究请谁参加,排兵布阵,一丝不苟。有重要活动,他总会亲自参加。


左起: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


我从“促进会”工作中学到了许多,见识了许多。我作为秘书长,要协调各方关系,要了解领导意图,要懂得许多潜规则,但我在这方面是一窍不通的,既不适应也不称职,原有的私密关系,一旦变成工作关系或上下级关系,夹在复杂的高层人际关系中,让我不知所措了。何况元化先生是一个极其有性格的人。 



元化先生从小沐浴在“清华园”的雨露中,意气风发,积极向上,十七八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北京“一二·九”学运。追求光明、向往真理成了他不二的追求,是党内有知识、追求理想的文化人。他从事地下工作,办进步刊物、教书、写文章、鼓吹革命,在文化界从事统战工作,与知识界有广泛接触,受到传统文化深刻影响,钻研过《文心雕龙》《韩非子》、龚自珍、黑格尔、莎士比亚……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有“文化托命人”的使命,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党内敢于“思辨发微”的人。


解放前夕,他就娶得娇妻张可。第二年解放了,他那么年轻就迎来了胜利,当上了领导,真让他得志满怀,恃才而傲,狂了起来,对此他自己也不否认。真可谓春风得意,陶醉其中。但好景不长,他因“胡风反党集团案”,遭到株连,也被捕了,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深渊,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一关两年多。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精神失常了。而关押他的屋子竟是“促进会”一个主要工作员章小东的家,章小东父亲也是元化先生的故旧靳以先生,命运是如此不可思议。释放后旧案又被重提,灾难再次降临,他被送到农场改造,他又疯了,歇斯底里地在田垄上猛砸所见的一切东西……虽然两次失常都被张可老师调养好了,但他心灵深处受到的伤害是很难痊愈的。


这一切让他性格发生了变化,变得敏感多疑,经常疑神疑鬼,怀疑某某某某人在算计他。他变得容易发怒,往往一怒不可竭止。他变得爱道听途说,爱听背后议论,也爱议论他人。他爱听恭维,他太需要听众,太爱讲话了,而他的偏听偏信,让他对有些人造成偏见,造成许多误解。他憎恨“文革”,看不起“新贵”,肆言无忌。他的家中往往高朋满座,相互讲来讲去,卷入许多无谓的纠纷。


这一切让我不得不与他敬而远之了。 


 

“文革”后,在思想大解放的大潮中,他俨然是一座明灯,人有“北李南王”之说。“北李”是指李慎之。他说:“中国人必须从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能自尊自律的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南王”是指王元化,他引用胡适的话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应不降志,不辱身,不追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他率先批判“左倾”思潮,反思“文革”,反思历史上的激进主义,从“五四”的激进主义到鲁迅的激进主义,为遭迫害的文化精英翻案。他敢于为《顾准文集》作序。他探索什么是公意,什么不是公意,什么是异化,什么是精神污染,提倡解放思想,宣扬公民启蒙,他不同意事物都是沿着某种规律而发展……他涉足的几乎都是最有政治争议的话题。他写的《反思录》,对一生经历作了三次沉痛反思,这样勇敢而涉及广泛的反思,在近人中是很少见了。我们姑且不论他的反思与启蒙是否正确,但他实实在在影响了一代人,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他一生都在思考,他够得上称为深思博学的人。在改变中国的历史中,在让中国人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上,王元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元化先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但决不是完人,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一次,他去参观一个展览会,有些人见到他,纷纷要他签名,于是他坐下来,一一为大家签名。他先一字一句地写下长长的展览会名称,然后签上自己名字,再一丝不苟地写上日期……我望着他乐此不疲签名的身影,不知该为他高兴,还是为他悲哀!


(原文载于《上海文学》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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