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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汪国真曾经大红大紫,为何很快淡出文学圈?

时间:2020-06-13     作者:段宏刚   阅读


只要对现代诗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率听过这首诗: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这首名叫《热爱生命》的现代诗,是号称“当代诗歌王子”的汪国真,于而立之年创作的一首抒情短诗,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在当年曾风靡全国,受到男女老幼的热烈追捧。


一名诗人能用诗歌作品缔造一个神话,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放眼当代诗坛,除过汪国真(1956年——2015年)之外,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


事实上,在3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个10年,确确实实是汪国真的时代,他用回环往复的、富有节奏感的、清新自然的、通俗易懂的抒情短诗,迅速征服了五湖四海的文艺青年,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汪国真现象”,给中国诗歌界和出版界带来了一个奇迹。


那时的汪国真30岁出头,把自己定位为年轻人的传声筒,他的诗歌能迎合年轻人的阅读口味、欣赏趣味和理解层次,在表达方式上力求直白通晓,在格调上,则力求呈现出一种积极、豁达、洒脱、恬淡的人生态度,如同站在高峰向年轻人吐露谁也无法忽视的青春骚动。


他的这种表达方式,以及文字中流露出来的人生态度,正好贴合了青年人的精神需求,青年人读他的诗歌,如同享用了甜美可口的快餐,既爽心又怡神。


从深层次原因来讲,中国传统诗歌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超脱、娴静、淡然的人生哲学,汪国真诗歌中所体现的追求,正好跟传统诗歌的审美趣味有一定的契合度,这是他的抒情短诗能受到青年读者热烈追捧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用诗歌给青年读者进行心理按摩,触动年轻人的迷茫而焦虑的情感神经,成为汪国真屡试不爽的手段。


那个年代,从小学生到中学生,再到高中生,仿佛不阅读、不抄写汪国真的诗歌,就是不合潮流的表现。一时间,汪国真的《热爱生活》、《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旅程》、《挡不住的青春》等诗歌,被不同年龄段的文艺青年和在校学生,狂热地拜读和抄写,并在读者群里广为传阅。


在那个十年,汪国真红得发紫,人气不输于任何一个超级明星,从他出版的几本诗集的销量,就能看到冰山一角。


1990年5月下旬,汪国真的首部个人诗集《年轻的潮》在北京出版,首印15万册,摆到书店货架上不到一个月就一本不剩,随后,连续印刷几版,总数超过100万册,同样在短时间内售完。


1990年10月,乘着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热卖的东风,汪国真又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年轻的风》,又一次创造了洛阳纸贵的神话。


随着这两部诗集的热卖、脱销、再版、再热卖、再脱销,让一个又一个读者在炎炎夏日里如饮甘露,身心得到了很大满足。


与此同时,北京几所高校自发组织汪国真诗歌演讲会,依靠北京学子的示范作用,“汪国真热“从京城开始向全国席卷,一下子让他的风头盖过了当时所有的诗人和作家,迅速成为全国范围内有目共赏的文化明星,走到哪都会受到鲜花和掌声的热烈迎接。


以至于在后来,出版界把1990年称作“汪国真年”。面对此情此景,汪国真信心暴涨,当即说了两句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


一句话是他针对同时代的著名女诗人席慕蓉而言。


席慕蓉在当时同样是炙手可热的诗人,粉丝阵营同样很强大,深受文学界推崇,这让汪国真看到后很不爽,他说:席某一介女流, 居然舞文弄墨出尽风头, 早就该有堂堂汉子将她“顶掉”。


言下之意,汪国真认为有实力“顶掉”席慕蓉的诗人非他自己莫属。


实际上,这一点汪国真在后来完全做到了。在1991年6月,汪国真又出版了第三本诗集《年轻的思绪》,在该年底又出版了第四本诗集《年轻的潇洒》,两本书的销量一直名列前茅。


短短两年时间,出版四本诗集,印刷500万册,再加上30多个盗版的销量,总销量足足超过了1000万册,这个销售神话在当时,在现在,也许在将来都已经很难有人打破了。


看到汪国真如此火爆,歌坛也打起了汪国真的主意,早在1991年2月就推出《青春时节——汪国真抒情歌系列之一》的磁带,被知名报纸列为该月“十盘优秀畅销磁带”第三名,这个行为进一步扩大了汪国真的影响力,不仅文坛,连歌坛都需要以仰视的目光来看待汪国真。


而在当时,诗坛“朦胧派”的主将,如北岛、顾城、舒婷、杨炼等诗人所有的诗集销量加起来,才不过区区20万册,汪国真一人碾压一个诗派,又给文坛创造了一个难以打破的神话。


此时的汪国真意气风发,头顶的光环如恒星一样璀璨,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诗坛第一领军人物,名气不但冲出国内,在东南亚地区也收获了许多读者,他如同登上巅峰的绝顶高手,竟然找不到可以切磋的对手,因此,他感到十分孤独。


因为孤独,他又说出了第二句狂言。


他说:为国家捧回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还得看我。


很显然,说这句话时,汪国真已经被自己头顶的光环冲昏了头脑,变得趾高气扬,乃至于目空一切。在他眼里,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他,也不过是探囊取物的事情。


实际上,汪国真得到的所有光环和荣耀,全是一个个青少年读者给予的,主流文坛、文学评论界一直没有认可过他,他连一个像样的文学奖都没有拿过,这是他在文学圈昙花一现的主要原因。


随着青少年读者慢慢长大,文学审美修养逐渐提高后,对汪国真的诗歌作品产生了审美疲劳,导致他的诗歌作品很快失去了读者和市场,“汪国真现象”如同夕阳晚照,虽然还能看到余晖,但越来越微弱。


当汪国真预感到自己的文学光环即将消散时,从1993年开始,他被迫转行,告别诗坛,从而走上书坛,决定用书法挽回个人艺术梦想的颓势。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如今,“汪国真现象”已经过去整整30年,以理智客观的眼光去审视“汪国真现象”,还是能找到他大红大紫后,又很快淡出文学圈的原因。


以我之见,从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两方面来分析,就能得出答案。


一、时代因素


从时代因素来看,汪国真之所以能大红大紫,一是他的诗风契合了流行文化的消费口味,跟当时轻松化的阅读趣味保持高度一致,这无疑拉近了他跟读者和市场之间的距离。


整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有两种文学潮流占据主流,一个是“伤痕文学”,另一个则是“朦胧诗”。


“伤痕文学”注重挖掘人性,带有鲜明的悲剧意识,读起来令人压抑焦虑。“朦胧诗”则采用大量的象征和隐喻手法,作品理解起来晦涩难懂。面对这两种文学潮流,读者的心灵很难得到真正的慰藉。


当汪国真以轻灵明快、通俗易懂、富含哲理、带有励志作用的诗歌作品面向读者时,读者仿佛从他的诗歌里读出了流行文化所具备的一切趣味,这种趣味跟当时的邓丽君的歌曲,琼瑶的言情小说,在欣赏体验上都是一样的,能给读者带来轻松、甜美、娴静、超脱的精神享受,读者愿意向外分享和传播他的作品,他被当时流行文化的消费口味推动着变成了大红大紫的“偶像诗人”。


二是汪国真搭上了出版界商业化的早班车,被商业化浪潮席卷着推向了高峰。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正值出版界转型,许多出版社必须走向企业化运营模式,自负盈亏。所以,出版社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去,赚钱是第一目标。


当时的一些出版社看到汪国真的诗歌在青少年读者中很受欢迎,预测到他的诗歌具有价值连城的商业价值,于是,连续策划、出版他的诗集,为汪国真的爆红做了一把幕后推手。


在那个年代,出版社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很高,一些读者看到出版社大力推荐他,于是,在阅读选择上亦步亦趋,导致他的诗歌越传越广,人人皆知。


二、个人因素


从个人因素来看,打铁还需自身硬,汪国真的诗歌水平跟他的个人名声很不相称,他的名声过高,水平过低,这中间巨大的差异最终吞没了他,把他隔离在文学圈之外。


细说起来,主要是汪国真的诗歌内容直白浅显,缺乏深度,创作模式过于单一,整体格调不高,艺术张力不强。


诗歌是语言艺术,而诗人被看作是驾驭语言自由驰骋的骑手,诗歌语言必须插上想象力的翅膀,来体现语言的表达深度和广度。


优秀的诗人,从来都很重视对诗歌语言的千锤百炼,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汪国真的诗歌全用口语写作,虽然投入了感情,也带有一定哲理,但语言平铺直叙,如同把散文语言断句后形成的“口水诗”,很难留下值得玩味的东西。他在诗歌中描写的,普通读者完全能感悟到,他写出来显得多余。


在形式和内容上,汪国真的诗歌都比较单一,全是对青春情怀的一种自恋和感怀,满足了青少年在踌躇满志时的心理需求。


读他的诗歌仅仅看完题目,就能明白所写内容,这跟传统诗歌追求语言概括凝练,情感饱满鲜明,节奏起伏跌宕,内容广阔集中的要求,有很大出入。随着读者文学审美修养的提升,他的诗歌注定不会长久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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