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 >>文化故人 >>综合 >> 邵燕祥先生的身世、学历与文笔
详细内容

邵燕祥先生的身世、学历与文笔

时间:2020-08-03     作者:韩石山   阅读


微信图片_20200803220953.jpg

邵燕祥先生

(1933年6月10日-2020年8月1日)


诗人邵燕祥先生于8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邵燕祥先生出生于1933年,浙江萧山人。1948年北平中法大学肄业。1949至1957年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至1984年任《诗刊》编辑,1980年成为笔会(PEN)北京中心会员,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第四、五届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届全委会名誉委员。

邵燕祥先生于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诗文集七十余种。诗集《在远方》《迟开的花》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杂文集《忧乐百篇》《邵燕祥随笔》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据亲友介绍,邵燕祥先生是在睡梦中安然离世的,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一切圆满”。

刚刚出版的《文学自由谈》第4期刊发了韩石山先生的文章《邵燕祥先生的身世、学历与文笔》。按时间猜测,邵先生有可能已经读到此文;只是,文中所做推论,已无法得到邵先生的评判了。惜乎憾哉!呜呼哀哉!

我打算一长溜写下去,不分节了。


与燕祥先生相识,在二十五年前《太原日报》办的一次笔会上。会期两三天。某日下午,谢泳告诉我,他陪邵去山西大学,看望了常风先生。问两人是什么关系,说是北平解放前夕,常风办报,采用了邵的一首诗。将发而未发,北平解放了,报办不成了,常仍将该发的稿费给了邵。邵记着这点情义,一到太原就说,要去拜会常风先生。我听了,觉得像是《世说新语》里的故事,不意竟重见于当今。由此便对这个清秀儒雅的老头儿,有了好感。


再见是隔了一年,传记学会在张家界办的一个笔会上。会议期间,年轻人乒乓球比赛,大概是见我和邵都还风趣,便委任我俩当了裁判。我对球事一窍不通,说一切都听邵先生的。我的晋南普通话,这个“邵”字,读音如“勺”。正在一旁笑眉笑眼站着的邵先生,当即纠正说,是“邵”,不是“勺”。我听了,当即认错。比赛开始了,当然是胡乱裁判。有次两造起了纠纷,旁边还有人故意起哄,说是让韩先生评判。我说,都听邵先生的,邵先生放个屁都是香的。我这里话音还没落,邵抬起手臂,朝了我这边,往他那边扇扇,说好香啊,等于将那个屁话的恶谥,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风趣,机警,我对此老的印象更好了。


也就是这次,会议期间,听他发言,看着他那清秀的面容,安闲的神态,还有匀称的身材,由不得就想,此老必是个有身世的人。


二十多年过去,终于有了一个验证的机会。


疫情爆发前,去过邵府两次,承蒙不弃,送我大作数种。防疫期间,闲来无事,取了一种翻看,一看就看进去了,且让我起了探究此公身世的念头。


书名叫《昏昏灯火话平生》,是一位叫萧跃华的先生给他编的。选的都是记述身世经历的文章,因此有个副标题,叫“邵燕祥话旧文选”。书是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4月出版的。


“身世”这个词,现在不多说了,常说的是“出身”。细品一下,两者还是有所不同。“出身”重在经济与阶层,“身世”更注重文化上的传承,品格上的熏染。


书中写母亲的多,写父亲的少,而我们说的身世,主要在父亲这面。


老家在浙江萧山县。《借书》里说:“祖父是个乡村塾师,所以经史子集也有一些。”这就明白了,祖上是个读书人家,或者说是个耕读传世的人家。说老家而不说祖籍,是因为书中有一照片,下面的文字说,1985年春,他以“望五”之年,首次回浙江萧山临浦镇下邵村,祖居老屋被日本侵略者焚毁已近四十年,至今只剩断墙。可知这是真正的老家。


这样的人家,儿子多半不会是农民。同一文里又说,他父亲是学西医的,家里的书柜,摆的全是父亲精装铜版纸大部头的外文专业书籍。他呢,除了偷偷翻看动物学著作的彩色插图,欣赏一下画得极精致的珍禽异兽以外,对别的没有兴趣。一句学西医,说明不了什么,另一处的说法简略些,却便于判断。《父亲的迷信》里说:“父亲也不信基督教、天主教。他学德语、学西医,他迷信西门子电器和拜耳的药,不迷信别的。”


这样的人,求学就业,只会是在大都市了。


哪儿呢?《父亲的迷信》里又说:“他从十几岁离开清寒的家门,到十里洋场上去觅出路。”中国的洋场是不少,当得起“十里”这个量级的,只有上海。老家在浙江的萧山,父亲是塾师,孩子去十里洋场谋生,最自然不过了。不过,看样子不是去了德国人办的医科大学,多半是去了德国人在上海开的医院,从最基本的医疗事务做起,一步一步做成医生的。


这边的身世,这样单薄,只有从母系那边找了。


仍是《父亲的迷信》里,有句话,引起我的警觉。说到父亲去十里洋场觅出路之前,还有一段文字,说他父亲除了迷信德国人的电器与药物外,还迷信医卜星相中的“八字”和《麻衣神相》。燕祥少年时,认为这些属于迷信,而父亲却说这是哲学。待到年事稍长,理解了父亲人生的坎坷之后,由不得对父亲起了同情之心,而这同情之心,隐隐地暗示出来,竟是父亲的“姑老爷”身份。这个意思比较隐晦,不是我这么刁钻的人,多半会一晃而过。且将原文引了出来:


我还没有到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提心吊胆的年纪,对这类文字游戏没有多大兴趣,对于八卦的演算更没有钻研的劲头。读曹禺剧本《北京人》里姑老爷江泰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鼻相,因为算命先生预言他快走鼻运了,他仿佛发现新大陆那样欣赏起“鼻子!鼻子!”。一方面想起果戈理的人物寻找失落了的鼻子之可悲,一方面不免凄然地想起我的父亲。


有这个提示,就不能不说到邵先生的母亲。


母亲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望月》中说,母亲是农历丙寅年(约当1986)年底去世的,年初知时日不久,写了《自挽词》,其中一句是“一生坎坷”。说到这里,不能不发一句感慨。邵先生对自己的文章,那个珍惜,可说是篇篇都视若拱璧,而对高堂大人的《自挽词》,却如此惜墨如金,就说了这么四个字。我倒是以为,若将高堂大人的《自挽词》全文披露,加以笺注,至少比他这本书里的好些文章,给人的感触要多些。对他来说,也省事得多,不用费心去谋篇布局,不用临了还要想着,该发怎样的感慨才恰如其分。


这个母亲,不光是有文化,还是个大家闺秀。证据有二。


一是她的母亲,即邵先生的外祖母,是旗人,且有贵妇的做派。


《信佛的外祖母》里说:“按照满族的习惯,外祖母叫太太,太太属马,比我大六十三岁。”还说,太太有个佛堂,在里院的西厢房,且是套间。太太住里头,外面供佛。这个外祖母,也是有文化的,至少是识字的。文中说,他还记得太太坐在向阳的台阶上,“饶有兴味地看一本哥哥从学校借来的画儿书,指点着告诉我,画儿上那叫鳄鱼”,此时的邵先生,只有五岁的样子。


二是她的妹妹,即邵先生的四姨,是个很有身份的女人。


《幽冥之间》里说:“中元,也称鬼节。本来是盂兰盆会,放河灯,给迷魂指路的仪式。而在世俗中,尤其对孩子,竟转化为玩莲花灯的节日。住在西华厅的四姨儿活着的时候,每年七月十五必给我们送个莲花灯来。只是随着物价的飞涨,生活的拮据,一年比一年的灯小了。灯虽小,规模还在,总有几瓣粉白的莲花捧着灯芯里的座。”接受长辈送灯的年龄,当在十岁之前。一年一年过去,手头紧了,灯小了。这是拿后边的灯,跟前边的灯相比,若是拿前边的灯,跟后边的灯相比呢,不就是一年比一年大了吗?可见灯大的那些年,四姨家是很富足的。这里说的西华厅,就是后来中南海里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处。邵先生是1933年生人,其幼年,正当抗战前的民国时期。这个时期,住在西华厅的女人,其夫君身份之显赫,是可以想见的。若是事变之后,住在西华厅,也非寻常人等。


邵先生的父亲,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北京城里做事。


前面说,其学习与就业,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做事呢,有一个时期,是在烟台。《纸窗》里说:“儿时,四五岁,父亲在烟台,家中只有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而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可以翻看父亲精致的医学书上的插图,可见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就来北京做事了。家庭生活,也随之改观。


住的院子,颇为讲究。《花》里说:“小时候院里有一棵洋槐树,是棵大树,年年初夏以后,枝叶长齐,能荫盖住大半个院子。”院里摆着富裕人家多见的盆栽,“小时候家里有四盆石榴,长得比我高”。庭堂的地,方砖漫的。《我也养过蚕》里说,他的姐姐哥哥养蚕,曾捉了树上的毛毛虫,“在厅堂的方砖地上摆列成行”。且是前后院,前面说了,外祖母图清静,单独住在后院。


这一段岁月,他自己的生活呢?完全是“小少爷”的模式。《火柴》开头一句便是:“那一年,我在大会上说:‘到我参加革命工作那一天,我还不会划火柴……’”接下来,详细地说明这是为什么,“没有点火做过饭,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小时候管火柴叫“取灯儿”,点灯总该用一下火柴了。没有动过,为啥?家里有规矩,“火烛小心”。这里的“在大会上”,不是什么庆功会,乃是他被划为右派,给他正式戴上帽子的群众大会。大概是为了博取同情吧,才说这些“少不更事”的话。他参加工作是1949年,虚龄已十七岁了。


话说到这儿,还要再往深里考证一下,说说邵先生父母的年龄。


《父亲的迷信》里说,他出生的那一年,父亲已四十三岁。能记事的时候,印象中父亲就是年近半百的人。邵先生1933年降世,则他父亲是1890年生人。到他六岁上学的时候,其父四十九岁,可不就是年近半百了。


《望月》里说,母亲1908年生人,则母亲生他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书中多次提到哥哥燕平,长他五岁。又有文章,提到他还有姐姐。当姐姐与哥哥并提时,常是姐姐在前哥哥在后,可见姐姐比哥哥还要大些。按最小的年龄差计算,姐姐比哥哥大两岁。再按结婚当年生下孩子算,则他的父母结婚时,母亲是十八岁,父亲是三十六岁。


这样的年龄差,是可能引发多种想象的。随口能说出的,就有两个,一是父亲有前妻,邵母为二婚;二是母亲为二婚,姐姐哥哥乃与前夫所生。——这个问题,按说邵先生还活蹦乱跳地活着,去个电话,或是见了面问问,不就全结了?可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做了,我就是新闻系毕业而不是历史系毕业的了。此文发表后,若错得离谱,我倒是希望邵先生拍案而起,怒斥荒唐。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对夫妻,可谓传统意义上的老夫少妻。而这样的年龄差距,生下的孩子,是会有点异秉的。著名的例子有好几个,就不举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印证,实情与我最初的猜测是相符的,这是个有身世的人。只是其身世,不在父亲这边,而在母亲那边。


再说他的学业。


少年时候,家在现在的灯市口大街附近。小学,上的是不远处美国基督教会办的育英学校。


《老校门》里说:“我站在灯市口路北的老校门里,因为重修过,漆色还是新的。依然一对红漆立柱,敦敦实实树在台阶旁边高高的基座上。我仿佛看见傍着西边那根柱子,有个七八岁的小学生,不时向西眺望,等着哥哥从骑河楼过来,接上他一起回家。那小学生就是五十多年前的我。”又说,“每天一下课,我抄起书包,跑出油房胡同二院的小学部。”


旧制小学分两部,一部是初小,一部是高小,高级小学,即五六年级。高小,据《宗教外围》文中说,“因为搬家到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我转到另一所教会学校,盔甲厂的汇文第一小学,这是在北平内城的东南角。”


这一节的前面,说他三年级的时候,一个现在已是有成就的古文字学者的小学同学,曾送给他一本《日内瓦的木刻家》。据此有理由认为,转学在三年级结束,还没有上四年级的时候。1939年上学,1941年冬,正是小学三年级的第一学期结束。


看一下房子的变化,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在灯市口那儿住的时候,至少是两进的院子,外祖母独自一人,住在后院的厢房。那么这个院子,很有可能是邵先生外婆家的,若是父亲来北平做事,不会租下那么大的院子,让丈母娘独自住后院。是外婆的,若外婆没有儿子,那就是女儿的了。


转到船板胡同,住的地方也不差。据《上路——回忆我在汇文中学的两年》文中说,1945年暑假,“大约八月十日,我从家里二楼北窗,看见后面小报房胡同院里住的日本人跪了一地,原来他们在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在二楼,要么是个独院有两层小楼,要么是一个单元楼房的第二层,无论哪一种,在当时的北平,都要算好住处。


从住处的变化推测,定然是外祖母死了,没必要住那么大的院子。变卖之后,买下或租下一个更适合一家五口住的房子。《信佛的外祖母》里说,外祖母比他大六十三岁,六十八岁上死了。也就是说,外祖母是1939年死的。那么隔了一年搬家,就更为确实了。


搬到船板胡同,上的是汇文第一小学,待他毕业时,这个学校又叫了盔甲厂小学。这是因为,汇文是美国基督会办的学校,抗战初期,日本与美国还是盟国,不会进占美国的学校,待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开战,学校被日军接管,原来的汇文一小,也就改名为盔甲厂小学。


1945年暑假,盔甲厂小学毕业,考上了北平中学。待到开学时,北平中学又恢复了原名汇文中学。汇文初中,原本三年,只上了两年,就以同等学力,考上育英中学的高中部,即育英四院。


看起来像是“跳级”,实际上是“逃学”。


《上路——回忆我在汇文中学的两年》里说,由于将主要精力用于课外活动和课外练习写作,加上学业上偏科,1947年暑假得到的分数单上,化学不及格,自忖补考也难补救,不如转学。便去找了育英中学教高中语文的刘曜昕先生,请刘先生介绍他以同等学力,报名投考育英高一。经过考试,暑假后便转学到育英上了高一。


育英的高中部,是很有名的。


《老校门》文中说,初中部的东邻,隔一条油坊胡同,就是育英的四院——高中部。那门没有高台阶,但显得更开阔也更敞亮,进门以后,一重重的院落,格局严谨,果然是严嵩相府的气魄。图书馆的匾额为胡适所题,院里还有个小花园,花木清幽,甚是宜人,教务主任黄先生住园里一间小屋。


高中三年,若没有初中的跳级,原本1950年毕业,这一跳级,1949年夏天就毕业了。上学还是做事,几乎没有犹豫,是想上学的,且想上的是北京大学。于是便参加了北大的招生考试。没考上,没考上的原因,有一半是“堵车”误了。


《国会街忆旧》里说,这个有着国会大厦的院子,当年是北京大学四院。1948年7月24日,他曾在这里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上午第一节考数学,他迟到了半小时。那时他家住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要走到东单乘(有轨)电车,西行经过整条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到西单下车。车少,也不正常。早晨出门,宿雨初晴,原本心情还好,没想到在东单左等右等,车也不来,好心情化为一片焦灼,又化为无可奈何。步行,根本来不及了,只有死等。终于来了,登上车,西单下来,赶进考场,脸上发烧,额头冒汗,数学大概考了零分。


落榜后,受进步同学怂恿,便报名参加了革命,先去设在石家庄正定县的华北大学集训。


人的学历,不能光说他在学校的经历。还有一种经历,也应当算在学历里面,就是青少年时期,对某种技艺的潜心练习。《上路》文中说,“由于将主要精力用于课外活动和课外练习写作”,致使期末考试化学不及格。可见他在“练习写作”上,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的。


写作上,邵先生成名之早,说是个天才,都不为过。


《上路》有一副题,名为《回忆我在汇文中学的两年》,合在一起是说,他在初中一二年级时,便走上了文学写作之路。最初发表作品,跟那位介绍他以同等学力报考育英高一的刘老师有关。刘老师教过他哥哥,在他还没来上高中前,从他哥哥手里拿到他的一篇文章,给了一位在锦州编报纸的大学同学,这位同学将燕祥的文章发表了。这便是1946年6月7日,发表在《新生命报》副刊上的一篇杂文。


这一年,邵先生只有十三岁,初一学生。


此后便开始了投稿。1947年9、10月间,沈从文编的《平明日报》副刊《星期文艺》上,陆续刊登了他的几首诗,这是他在报刊上发表诗作之始。十四岁。


1948年3月,《星期文艺》刊出了他的“散文式的小说或小说式散文”《窗花》。十五岁。


写作之初,他就明确地师法沈从文。《负疚的怀念——关于沈从文先生的断忆》里,说了他的这个情结,承认自己是沈先生的私淑弟子:“我算不上是他的学生,我没听过他的课。不过我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学生,我小时候读了他不少书,偷偷学过他。”他曾向沈从文编的《文学周刊》投过稿,“行文有时也生硬地学他的简古,当然,不像。”他的《窗花》,自己说是“散文式的小说或小说式散文”,正是初学沈从文笔法的人,惯常显示出的模样。


此时他还没见过沈从文,见到是在1948年,由他的好朋友吴小如引荐,去了当时沈先生在中老胡同的家里。缘由是沈编的一个文学副刊,刚刚发表了他的《沙果林记》,而这篇作品,“分明能看得出《边城》的影响”。正好沈先生家里,有开明书店才送来的几种书,便从样书中拿了六本,一一题签,送给了这个新发现的年轻作家。其中《从文自传》上写的是:“一介顽童自传,送给燕祥弟存。”


华北大学集训结束,分配到北京广播电台。这个电台,可不是现在的北京电台,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往后,就是一次一次的运动,终于在“反右”中被戴上了帽子。万幸的是,戴上帽子之前,他已是一个广有影响的青年诗人,诗集就出了五本之多。改革开放后,调到《诗刊》,当过副主编。再后来,就是一个老诗人,又是一个著名的散文作家。


该着说他的文笔了。


燕祥先生参加工作后,也曾红过几年。比如曾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并蒙赫鲁晓夫接见,书中有文章忆及。还有一篇,写去吉尔吉斯斯坦访问东干人农庄,想来也是这次。好日子很快过去,戴上帽子后,便开始了无休止的下乡、去干校、劳动锻炼。我以为,这类回忆文章,最见此公文笔之妙。


不必条分缕析了,我看书时,曾在书页上随手批了一段话,可见其大概。话批在《北京的城墙》一文的空白处,说的是:


邵的文字,极为精致。多读他的文,你才会知道,什么叫文学,什么叫优美。读汪曾祺多了,会发现汪是“碎句”的能手,写碎的句子,又能将不长的句子碎化了,有时一字就是一句。在这上头,邵也会碎,但不像汪那样,稀碎,或碎个稀烂。汪的碎,有时让人惊异,难免会有刻意为之的嫌疑。邵的碎,碎的自然,碎的精妙。更绝的是,邵不光会碎,还会连,将本该断开的地方,连在一起,显出别样的气韵。比如此文开头的一段。


这只是其文笔的外形,要说底,还得看具体的文章。不多说了,且引两段。


《狗》这一篇里,先说他读了王世襄的文章,得知“狗”与“犬”的不同在脚趾的数目上。接下来回忆他刚上班,去甘肃乡村参加“土改”,夜晚回来的情景:


到皋兰白茨滩土改的时候,在这个村开会开到半夜,回另一个村的住处。有月亮没月亮,走过一片荒坟我没有什么怕的,还没进村,看家护院的狗们早就察觉了,一只狗叫起来,多声部跟进,你才懂得什么“十犬吠声”。说时迟,那时快,我必得条件反射般掏出手电壳,捻亮,然后在夹道的狗叫声中,用手电光前后左右闪着照着,像节日天安门上空的探照灯那样,虚虚实实,迷惑狗们。狗们也进进退退,犹疑不定,从谁家门口走过,那家的狗心放踏实,就不叫了,直到我走进村子那头,推门进屋,一场止于虚声恫吓的心理战才算终止。大地复归宁静。估计想来偷鸡的黄鼠狼或狐狸,也让一阵子狗叫给吓回去了。


千万别以为这样的叙事,算不得什么,须知,多少人遇上这样的事,也就两个成语带过去了。能铺排得开,这绝对是好文笔。


再一个例子,在《琉璃河忆旧》里。“文革”后期,曾一度与侯宝林等人,在琉璃河农场劳动锻炼。这事太神奇了,不是他说,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某一天近中午,队部通知我们,原单位打电话来叫我们回去。自然大家都很高兴,马上一边打包,一边计划着:吃过中午饭马上出发,背上行李赶一个多钟头的路,上火车,不耽误回家吃晚饭。大出意料之外的是,侯宝林以我从未见过的果断,指挥我们说:“立刻就走,不吃饭了!”不容置疑,没有商量的余地,侯宝林一改温良恭俭让的姿态,不知从哪儿来的劲头;除他以外的几个人,连我在内,一向都是听从人支配惯了的,见他如此坚决,也就无话,跟队部都没打招呼,悄没声地匆匆“起旱”,告别路村,告别琉璃河。

回到北京,才知道,大约就在我们离开十分钟以后,原单位来电话叫我们先不用进城,继续待命,因为其他的人去干校以前需要安顿家中老小,放假做准备,我们只需临走前两天再叫回来,眼下还得照旧出工干活!路村的队部还派人追了我们一程,没追上人影,我们也就得以多在北京城赖了十天半个月。不能不佩服侯宝林料事如神,他算把单位领导的心思琢磨透了。




所以抄录这么长两段,还有一个原由,就是为了佐证下面一个话题。


该着说我写这篇文章的缘由了。


2019年春夏间的一天,我和老伴去邵府看望,送去他为我题签的一本书。此前去看望,他曾有书赠我,于是说起读后的感受。我说,你这么好的文笔,这么丰富的生活经历,真该写小说。他说,你这个话,跟王朔的说法有些近似。我问,王朔也跟你说过这个话?他说不是,是王朔在一篇文章里,说那些专写散文的人,当不起作家这个名号,只有会写小说的,才称得上是作家。言谈间,有些自嘲的意味。我当时就说,近代作家里,周作人、梁实秋就是专写散文的,能说不是作家吗?同时说,你是诗人,在外国人眼里,诗人是顶级称号,比小说作家还要贵相。后来谈起别的事,这个话头也就断了。


这些日子,翻看《昏昏灯火话平生》,看到一篇文章里,说起他过去写的小说,让我又想了这个话题。


《焚稿忆旧》里说,“文革”初起之际,他曾专程跑到东城他母亲的住处,将过去写的好些稿子烧了,有什么有什么,“还有一篇尚未标定题目的小说,写一个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自我封闭的人,当然色调是灰暗的,使人痛苦的”。在别的文章里,他说过他喜欢契诃夫的小说,可以想象,这是在戴上帽子后,写下的一篇抒愤懑之作。也就是说,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他曾有过写小说的冲动。


以邵先生如今取得的成绩,可说是此生无憾了。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还是有憾的,其憾在于,没有把他经受的人生苦难,浓缩成一部长篇小说,或是一部文学性的长篇自传,而是随手写成了这么多的零碎文章。说到这儿,还得插一句,应当说,他是写过一部自传专书的,名叫《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厚厚的一大本,作家出版社前几年出的。也曾送我一本,扉页上题了两行字:“请审视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和心迹。”我翻看过,真的多是那个大时代的大事。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定位,先就错了。应当是个人无所谓大与小,时代也无所谓大与小,“相看两不厌”就好了。比如侯宝林一声断喝,命众人即刻动身回城那一刻,又是谁大谁小呢?


我曾有个创议,是在一次为“老干部”辅导写作时说的,就是,写下真实的东西,叫成小说,写下半真半假的东西,叫成散文,这样你的小说也好了,散文也好了。记得这个意思,也跟邵先生说过,他哈哈一笑,说你这是在忽悠老同志。我当然也是哈哈一笑,等于承认是在胡说。这里要为自己辩白一下,我这样说,也有真诚的一面。且以邵先生的文章为例,看看怎么拼凑一下,就是上佳的小说章节。


前面说的躲闪狗叫,放在哪儿都行。而在路村农场,在侯宝林的决断下,毅然回城,简直就是长篇小说里的一个大情节。加上《椅子》里写的,单位领导来了,以为会提前回去,没想到人家带了几把椅子走了。两件事,铺排开来,五万字就过去了。几宗这样的事情,揉和在一起,就是三四十万字。改正之时,才四十五岁,静下心来,三年五载,不难完成。


不是很难的事,为什么没有做成呢?


原因种种,别的不好说,有一点是可以说的,就是邵先生的晚年,太热闹了。约稿的人多,游玩的地方多,也就难以静下心来,写这样既见才情又见心志的大作品。原因的原因,则是我在文章开头感觉到的,在文章中论证了的:这是一个世家子,就该享这样的福,就该是这样的命。


2020年5月16日于潺湲室


原载《文学自由谈》


最新评论
请先登录才能进行回复登录
技术支持: 建站ABC | 管理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