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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诗刊:诗随时都可能扑向我们

时间:2020-08-24     作者:午言   阅读


诗随时都可能扑向我们

——《草堂》2020年第8卷评述

午言


蝉声如织,八月以绝对之绿将我们朝树阴处牵引,又以一阵阵叠加的热浪将你我频频推拒。窗外仍是盛夏,虽然前几日已经立秋,但身体的辨认必将令我们继续以夏天的姿态在世间漫游。


收到《草堂》2020年第8卷时,方觉这一年早已过半。遍览本期刊物,首先想到的就是博尔赫斯的那个判断——“正如我们所见,诗就埋伏在街角那头。诗随时都可能扑向我们。”本期《草堂》以丰富、多元甚至不无斑驳的样态将“当代诗”的景观向读者全线呈示,这些诗歌文本既有涉足神性内核的写作案例,亦有从日常中析取的感触与沉思,当然也不乏瞬间之诗与精良之制。这么多不同形态的诗作汇聚于此,它们先是经历了扑向诗人的必经之路,然后又以《草堂》为媒转而扑向广大的接受者,进而真正彰显“当代诗”所蕴藏的诸种可能性。


对于中国当代诗坛来说,阿信的名字并不陌生。长期以来,他一直在甘南草原上纵情驰骋、游牧生活,并写下无数直击人心的优秀诗篇,因此阿信也被叫作“甘南阿信”。将“甘南”这样一个表地域的词汇放置在诗人头顶,与其说是一种局限,毋宁说是一种馈赠。因为“甘南”作为一种边缘地理的存在,将阿信和阿信身后的青藏高原紧紧捆绑在一起,正如他自己所言:“在这里我坦然接受了自然对我的剥夺,也安然接受了自然对我的赐予。”简言之,在长达三十年的交互中,阿信和甘南的关系已然达成一种高度自洽,在这里,阿信看见并说出他心灵所感知到的事物,而对于更广大的未知领域他又能恰如其分地保持缄默。这便是诗人内心流淌的虔诚与庄重,他的这组《岩羊深入北方》即是与甘南紧密相关又不时发散且有所游刃的诗歌样本。


具体而言,阿信的这组诗多以诗人熟识的意象介入标题,分涉不同种类的动物、风物、地貌以及地名,它们共同指向并建构着甘南的地缘景观,岩羊、蒙古马、安多河流、裸原、扎地村、磁儿沟、尕海湖等诗歌元素,无一不携带诗人和甘南地区的深刻印痕。逸入这组诗的内部,我们可以分离出两重风景,一是与甘南地区密切相关的自然之姿,二是诗人隐于词句中的内在情思与感触。但这两种书写向度并不是割裂的,它们属于“二而一”的糅合与混凝,实际上,这也是这些诗之所以成为“诗”的重要奥秘。如果我们以“雪”为切口,便能更好地理解阿信的这一诗学路数。稍作查探即可发现,作为主题语象的“雪”在这组诗中出现了多次,《大雪》《在陈子昂读书台》《对视》《裸原》《扎地村》《冥想》《日记》《立冬日》《在我居住的这座小城里》都包含“雪”的身影。不过,阿信笔下的“雪”既是“红衣僧”的“裹雪独行”,又是诗人“内心的大雪”;既是“从最高处降落”的“雪”,又是诗人“身体中一块岩石上的积雪”;既是“刚刚历下,又飘起”的“雪花”,又是“天地间/唯此一件大事”的“落雪”。很明显,阿信笔下“雪”既是甘南地区最常见最纯白的事物之一,同时也是与诗人内宇宙达成契合的心绪对应物,这种视角的变化一方面给诗歌带去“往—返”的运动路径,另一方面又能将世间的“雪”和内在的“雪”多维打开,从而拓展文本的诗性空间。“雪”在不悖离自己本义的前提下,亦能生成更为丰满的文学蕴藉。


必须意识到,我们很容易就将阿信的这种写作定义为“自然写作”或者“边地写作”,但这样做是野蛮的。的确,阿信为自己开辟了一处相对僻静的美学疆域,但他的写作绝不能被简单归类。换言之,诗人应该是最特殊的“这一个”,所有诗人都不应该被规训。虽然这组《岩羊深入北方》与甘南地区的肌理贴合程度极高,但如前所述,阿信的诗具有朝外和向内的两种面向,这使得诗人的写作得以扩容。同时,阿信笔下的色彩感、凝练性以及字里行间透露中从容气度和节俭精神,也为其同路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本。因此,阅读阿信的时候,我们应该将“阿信”还给阿信本人,而不是某个被预设的写作主体。


本期“实力榜”的上榜诗人分别为南野、高春林、游子衿,他们都拿出了有重量的力作,外加简短又不乏思考深度的创作谈。


南野将现代都市列为其诗歌视点,他通过一系列的短制深入到钢铁和混凝土丛林中的繁复与驳杂,在此基础上,诗人如是自剖:“实际上我喜欢沉陷于都市的生存现实与其语式,高楼林立与道路纵横,人群来往不绝,无从确定其目的地,相互陌生却提供着安全感与某个层面的自由形态”,而这些堪称丰富的缠绕正好为诗人提供了无限增殖的词、句子乃至诗的语境。因此,他将自己的这组诗命名为《语言繁华之城市暮色》。和阿信笔下的意象截然不同,南野将目力集中在酒吧、饭店、卡车、电梯、剧院等带有明显都市色彩的事物之上,同时,出现在其诗作中的湖泊、窗户、云朵、植物、暴风也非乡间所属,它们亦代表着城市的温度或者坐落于城市的一隅。在一种大肆拼贴、强行焊接甚至呓语式的推进中,南野所塑造的正是现代城市的真实,或者说,借用这种他自诩为“后现代”的技法,诗人真正抵达了现代城市的实质。南野直接弃绝了挽歌式的田园牧歌,转而向更为复杂的城市的地境掘进,也因此带给他丰富和丰富的挑战,比如《圈中马》将郊区马圈中的“马”作为特写对象加以赋形,但是却并不采用微观或者白描的手段,因为诗人找到了“时间”这个尺度,继而参详出黑色或白色、黄昏或者清晨、绝望和空虚的共生性。这样的一处马厩,其实也就是城市的缩影。但诗人并未通过“时间”而给出确定的答复,换言之,他所参详出的不确定性才是本真内核,而这种特质正是诗人的城市所指。


诚如高春林所言,“新诗是建立在现代性上的一种现实性表达”。他的这组《虚无的细汗》正可视为在“现实性”(“细汗”)基石上的“现代性”(“虚无”)舞蹈,其中,《在想马河与永伟、江离谈论虚无感》一诗很好地贯彻了高春林的诗观。“一只闪尾鸟张开它的自由”,这首诗的起句充分将现实和现代的质素同时调取,并完美勾勒在一起。“闪尾鸟”是众多鸟中的一只,它代表了“现实性”维度上及物的存在,而“自由”在这里则包揽了鸟的随性振翅和一种凭借自己意志而行动的能力,因此“自由”这个“变色龙似的词语”(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924-2017)在此也拥有了其“现代性”面孔。但这首诗的重头戏显然在“诗在风口”之后,它不仅喻示该诗的“元诗”特性,另外也将这首诗所讨论的重心——“诗”以及三个诗人所谈论的“虚无”——邀请出来。但是三诗人在想马河边所看到的东西,当然是具象化的活生生地矗立在眼前的事物,不过这些实在的东西也可以是虚幻的、未定的、不滞于物的,比如幻化的云和白鹭、寤寐的时间等等。因此位于风口的诗和虚无,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同一性,所以“诗是什么?”自然是无法回答又已然作答的“元问题”。不过诗人毕竟是现实中的人,所以他并没有将“虚无”一脉引入到孤绝,而是诉诸于三人行的谈论当中,以及“再干一杯”的“酒”当中。值得注意的是,高春林的这组诗还将一些历史细节和褶皱进行打开,但其反思是现代性的,这实际上也是诗人对自己诗观的一种践行。


游子衿的《在人间》诗如其名,这组诗几乎全是关于“人”的诗写。在探询了多年“怎么写”的问题之后,游子衿将“写什么”这个重要命题再度提请出来,这是其创作谈传递出的核心思考。其实,“写什么”往往是写作者发轫之初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怎么写”后来居上掩盖了前者的光芒,虽然这种想法可被理解,但却存在舍本逐末之嫌。回到“写什么”地问题上来,实际上是对当下汉诗“唯技艺是从”的一种纠正。游子衿的《风语者》梳理祖先和我的关系,诗人既有听从的一面也有执拗的一面,但这两面放置在他与祖先的关系之中却是完美的一体;《落叶与飞鸟》驻足生命中的小事物,但在“飘落和飞翔”的常理之中,诗人勘透了命运;《在人间》通过视角的逐渐缩小,从“浩瀚的宇宙”逐渐聚焦到“我”对“你”充满爱的凝视中,最后终于在镜头的拉近中叙写出“人间”真情。这便是诗人所说的,“回到个人的命运中,去感受这个时代之下,每一事、每一物的悲欢,去和它们交换改变未来的方法”,藉由此种路径,游子衿确实捕捉到了这个世界的蓬勃生机。


“非常现实”栏目是《草堂》最“抓人”的栏目之一。它究竟是指向小说式的细节真实还是更看重动人的真情实感?它所要求的究竟是“非虚构”的保真状态还是更加提倡有限且凝练的生活肌质?当然,《草堂》不会给读者提供直接的答案,但长久以来的“非常现实”想必已经道出了该栏目的价值取向,那就是文学的“真”。


本期入选的诗人刘春、薛松爽、曹兵、行顺、亦村各自为阵,写出了不同的“非常现实”。作为长期活跃在当代诗坛的刘春,他不仅以诗坛观测者的身份写出《一个人的诗歌史》,还以诗人、作家的身份出版过多本诗集、文集,更以诗歌编辑的身份发掘了不少优秀诗人。他的这组《仿佛过期的无效合同》没有出现“我”,全部都是“他者”的故事。各种小人物的苦难、儿子对父亲已逝的缅怀与自责、山里孩子的被遮蔽、小办事员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刘春以相当克制的笔法将其铺陈,至于隐匿在这些现实背后的东西,则全权交由读者。和刘春不同,薛松爽的诗却毫不避讳地谈起“我”,他从自己出发,先后和诗人冯新伟、无头无尾的书籍、历史老师发生关联。不过诗人的重点不在抒情,而在讲述,他通过诸多细节展示了自己的眼中所见与心中所念。这也意味着他在潜入,这种潜入虽然不无主观性,但又有谁会否认这些分行中暗藏的真实性呢?曹兵的诗来自对日常经验的修剪,他善于运用“集中”书写的效力;行顺的写作则可视为赤裸裸的带有诗人之血的诘问,如果不是“代言诗”的话,诗人笔下的现实正可谓是真正的“非常现实”;亦村的《病中记》已无关是细节重要还是情感更重要,在其笔下,它们是一体且构成持续诗写机缘的“现实”,但病人的“疼痛”却“没有人真正说得出来”。一般而言,“非常现实”的落脚点必然是“现实”,但《草堂》将“非常”作为一个限定加在“现实”之前,就不能轻易滑过。总括地说,诗如果完全脱离现实就只能凌空蹈虚,基于此,诗与现实完全绝缘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纯诗”诉求也不能完全规避现实。本期五个诗人的力作不仅紧贴现实,而且都在各自的维度上向极致探求,因此称得上“非常”现实。


“最青春”和“中坚”两个栏目可以并置起来读。前一栏目主要集结了一批80后、90后诗人(如熊曼、朱旭东)的诗歌,后一栏目则以张二棍、苏历铭等诗坛中坚力量为主力。“最青春”栏目中,熊曼不仅写诗也是诗刊编辑,她偏爱一种娓娓道来的讲述姿态,同时也善于捕捉生活中最细微、最动人的所在。如果有会心,你还能从她的表达中读出母性的力量与光辉,这其实是熊曼写作中的一个“新变”。田晓隐寄情于自然和山水,同时又与传统的根性紧密相连。朱旭东目前是一名乡村教师,他笔下的乡村教学与乡下日常来得淳朴、简洁、充盈着烟火气,但他善于从琐屑中提炼出要旨,比如内心的“风暴”、再比如“自己的语言”。青戊和朱永富一个工于内心事的把握,一个喜欢缝合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本期“中坚”栏目的诗作尤值一读。张慧谋的《这春天》以组章行进,巧妙的想象不断迭出,动词的取用更是从心所欲。尤其是诗人在复沓的句群中纵横捭阖,使得其作品具备了超乎一般文本的音乐性。张二棍延续自己一惯的力度,《无题》《轮回》都是厚重之诗,也是力量之诗。苏历铭、瘦西鸿、陈星光特点各异,他们的《前官地村》《南屏西口》《墨线》《大雪》《古寺》都是难得的佳作。“大雅堂”入选诗人最多,该栏目展示了当代诗坛的“万象”,杨晓芸、张建新、胖荣、李强等诗人齐汇于此,叙写着各自身上的诗性机密。试举一例,胖荣的《况味》和《大仙峰》都写得很平顺,但他并不热衷于词语的堆叠,也不强求诗歌技艺的冒险,这种大道至简的抒写直接面向意图表达的对象,称得上赤诚。借助口语式的表述,胖荣的诗已然接近“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意味了。


本期“诗人故事”的主角是老诗人王尔碑,这篇文章的作者为桑眉。“诗人故事”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它能够带给读者一个多面、立体、有温度、有声音的诗人形象,同时也间接为中国新诗史乃至新诗研究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桑眉的这篇《王尔碑: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虽然副标题为“诗人王尔碑的不完整记录”,但它的容量并不小。该文从作者对老诗人的寻访开始,然后将王尔碑不同时段的经历以不同身份加以展现,在历时性的向度上将老诗人的大半生呈示出来,其间的世事变迁、波诡云谲,令人唏嘘。“实验经纬”栏目选取了灯灯和子梵梅,两位女诗人先后登台,前者以抒情为主线,后者则更热衷于思辨,两人的写作都带有一定的先锋色彩和突破意味,这也是“当代诗”追求革新的重要品质。


毋庸置疑,每一次朝向诗的解读都是一次“冒险”,而我正是以这样一种姿态翻阅了本期《草堂》的所有篇什。无论我的读解是否准确,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属于诗的风景是真实存在且不会消亡的。“诗随时都可能扑向我们”,相信读完这本杂志的你,也会像我发出这样的感叹,因为从《草堂》出发你就可以看到——“诗就埋伏在街角”,是“诗”找到了我们。


午言,本名许仁浩,1990年生于湖北恩施,土家族。先后毕业于湖北大学、武汉大学,现就读于南开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写诗,兼事诗歌批评与翻译。作品见载于《十月》《上海文学》《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林》《诗潮》《文艺评论》等刊,另有作品入选《珞珈诗派》《中国诗歌精选》等诗歌选本,辑有个人诗集《数年如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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