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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至1930年作家创作的变化

时间:2020-10-09     作者:李想说历史   阅读


尤其在1928年前后,上海取代北平成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旷新年在《1928:革命文学》一书中详细梳理了文人向上海迁徙的过程,并且认为:"1928年文化人向上海的迁徙造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一次历史性的大转移。它不仅引起了文化中心的南移,而且导致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性质的根本变化。"


不管知识分子对上海的选择是出于自觉或是不自觉,上海确实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都市场域,其中在"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更加明显。他们笔下的一批都市女郎依附城市而存在,"无疑原来是都会所企望,所养成的,但当她们真的养成,而且变作一种'危险'加于男人身上时,竟又被呼为魔鬼,当作社会黑暗的直接产品,城市罪恶的毒菌"。由此可见,即使是这看似自由放荡的都市女郎,实际上也还是男性社会的想象产物,她们不但承担了男性对于都市的终极想象,还要为都市在现代化过程中带给人们的种种不适和罪恶负责。


从五四延续下来的具有忠贞、纯洁的特质的新女性,到了现代派作家笔下发生了变异。女性的堕落并不是左翼作家所认为的经济的压制和社会的逼迫,性爱成为一种反映女性现代意识的重要元素独立存在。但是,实质上这批"现代派"作家,同后来投向左翼阵营的作家们,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初的目的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兴办刊物、撰写文章,用以反映社会的黑暗,反对政府的种种压制。施蛰存创办的刊物之所以起《文学工厂》的名字,正是由于他觉得这一名称听起来有革命味道。


最终,新感觉派作家与左翼作家这两个群体,在相互交织之后走向了背离,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女性形象也完全不同。左翼作家在表现女性堕落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把社会环境的影响放在首位,因此,女性的堕落由于有了悲惨的理由而被理解,甚至改过自新的女性同样能够被社会所再次接受。李今具体分析过现代派笔下的颓废女性的形象,并且把这一意象上溯至波德莱尔,并且与19世纪末的哲学家尼采、叔本华等人在作品中展现的女性形象相比较,认为现代派作家由此得到创作的灵感来源和依据。不过,与此相对的,左翼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形象,尤其是革命女性形象,多来自于俄国社会主义学者柯伦泰、贝贝尔等人的阐释。


"可以说,俄国力主摆脱家庭奴役,争取自身解放,投身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女性与西方把妇女解放和堕落、贪得无厌的性欲画等号的反女权主义意识都波及中国30年代的文坛。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中国新感觉派笔下的现代女性与中国左翼作家笔下的新女性不同的文化渊源。"


施蛰存等人在1927年创办的刊物《无轨列车》仅出版了八期就被迫停刊,这一刊物上刊登了大量刘呐鸥、施蛰存、杜衡(苏汶)等人的作品。刘呐鸥在第3期《列车餐室》中表明:"地球上的一切是从有轨变为无轨的时间中。这时无轨自的使命正是大。"当革命文学开始占据文学的主流的时候,这些作品立足于上海这一都市场域,展现了不一样的都市变奏。刘呐鸥发表在《无轨列车》上的几篇小说极具代表性地展现了在上海这一都市中摩登女性的生存场景。《游戏》、《风景》、《残留》都表现了没有未来的纯粹肉欲上的情爱关系。


史书美认为,刘呐鸥笔下的摩登女郎与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有本质上的不同,她们成为都市的重要互喻,在表现近代上海的半殖民地性质,以及由此而阐发出的性别性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摩登女郎之所以能够同时反观并拒绝西方的东方主义和中国的男权传统,正是因为她有着一份非中国正统的从好莱坞和日本的西化摩登女形象嫁接过来的暧昧身份。"而这种复杂身份,使得这些女郎"不是同男性知识分子相匹敌的力量,反而倒以男性知识分子所不能的方式颠覆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她是追求都市现代性的先锋,因此成为西方物质文明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之间不可多得的终结者。"


但是,对于这些女性自身的出路,从刘呐鸥的小说中并不能看出他自己的思索,在肉欲的疯狂享乐之后,男性在经历了困惑的洗礼或许最终能够得到思想上的提升,可是这一批依靠都市而生活的女性在更加严峻的考验面前也不得不褪去亮丽的光环,成为都市的牺牲品。


施蛰存的小说集《娟子姑娘》中收录的三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关注新女性的婚恋问题。《幻月》虽是传统旧小说题材,但是结尾并没有落入旧小说的俗套,施蛰存对旧小说结局的回避也表明他对新女性命运的新的思考。与刘呐鸥和穆时英不同,施蛰存笔下的男性在受到了女性的诱惑之后,并没有因思念而抑郁苦闷,而是拥有较强的自省能力,看透了都市女郎的本质,《花梦》中的男性们依靠较强的自省能力努力避免成为女性消遣品的命运。


可是,摩登女郎在这里被都市赋予了极其强大的力量,往往让人难以抗拒,因此《娟子》中的芜村教授终于在常年的性压抑无法得到排解之后爆发,将自己的命运彻底埋葬在娟子的女性魅力之下。女子诱惑男子犯罪的情形在《追》中间也有体现。这篇同样发表在《无轨列车》中的小说选取了革命的题材,将革命元素化为其中,在这里,女性并非革命的簇拥者,反而成为了诱惑男性破坏革命的对象。1928年,当蒋光慈等左翼作家纷纷将小说中的爱情由革命所替换的时候,施蛰存却反其道而行之,使得革命的光荣任务被情爱所取代。在施蛰存冷峻的笔调之下,女性具有了可怕的特质,她们的美丽不再是纯白无瑕的,而是如同艳丽的恶之花一般诱使男性迷失了自我。


但是,现代派早期和左翼文学曾经一度接近。在《无轨列车》上刊登过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用客观公正的态度评判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维护鲁迅而批评了创造社同人。"革命现代对于智识阶级的要求,是至少使智识阶级承认革命。但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他至多嘲笑了革命文学的运动(他也并没有嘲笑革命文学的本身),嘲笑了追随者中的个人的言动;而一定要说他这是诋毁革命,'中伤'革命,这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吗?"


现代派作家和冯雪峰的接近,包括他们曾经尝试的反映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运动的小说,都表现了他们向革命文学靠拢的愿望。穆时英1930年创作的几篇小说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普罗文学的味道。小说多以社会下层的男性为主要表现对象,都市女性往往作为被憎恶的对象或是资产阶级男子的附属品。在下层男性眼中,这些新女性美丽、摩登,但是贪婪、爱财,和都市奇异的景观形成对照。《南北极》、《黑旋风》、《咱们的世界》表现得对摩登女郎的憎恶,最后引发了《咱们的世界》中流氓无产者的烧杀抢掠。穆时英这种夸张的、非现实的表现手法在左联成立以后很快遭到了左翼作家的批判。《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固然是"连社会问题的初步都没有触到",而反映社会问题的《黑旋风》、《南北极》、《咱们的世界》也"题材不是普罗阶级正面斗争,也谈不到集团的政治意识,所以绝对不是一个普罗作品"。


确实,如果按照《咱们的世界》中的情形来想象都市工人和贫民阶层,那么无法得到左翼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中对底层世界的同情和关注,在"流氓无产者"心中,革命仅仅还停留在满足个人享乐的层面上。这些现代派作家"一度置身于普罗文学的行列,但最终分道扬镳;他们是封建主义的不肖子和现代主义的弄潮儿,却最终成不了无产阶级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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