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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谷若(1903—1994),原名恩裕,字谷若,山东烟台人。翻译家,英国文学专家。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译有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狄更斯小说《大卫·考坡菲》、散文《游美札记》,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亨利·菲尔丁小说《弃儿汤姆·琼斯史》,萧伯纳戏剧《伤心之家》等。 《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翻译家张谷若和他的世纪》(文津出版社),这个书名,一不留神就看岔了。直到被编辑提醒,才发现原来是“风雪花月”,不是常说的词组“风花雪月”。一字之差,骤然从浪漫跃入凛然,裹挟着时代历史、个人命运的纵深与错综,也顿悟是如何贴合着张玲先生这本书的内容与旨意。张玲是著名英语译者,与丈夫张扬合译了《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英语名著,这本“布衣老爸”却是第一部流自心底、“最偏爱”的创作,写的正是她的父亲——翻译家张谷若的人生故事。 当代译者袁筱一曾提到,老一代译者有“认准一家翻译”的传统,而张谷若先生认准的,则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在中国,《德伯家的苔丝》《还乡》等哈代名作,背后都绕不开张谷若的名字。然而,比起民国时其他一些出身名门、逸闻迭出的名流翻译家、文人,知道和了解张谷若的人显然少得多。他构建了异邦文学与汉语读者的对话,却将自己隐于交通的过程之中,是完全站在作品背后的那一类译者。而今重寻身影,历史的空白模糊之处难免令人讶异,但回神静思,如谷若先生这类“布衣”学者,他们的求生、立志、在大时代中度过(甚至说“挨过”)日常的方式,才应当是历史中的多数和常数。 负笈求学的山东汉子 作为翻译家的张谷若,以字行(原字榖若,后随汉字改革简化为谷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另有一位混迹于上海滩的知名小资文人张若谷,此须辨明)。他原名恩裕,这是他作为教师用的名字,一个典型的被寄予了中国式厚望的本名,和他的出身甚为融洽。 1903年,张谷若出生于山东烟台芝罘(fú)岛,芝罘岛实为半岛,如其所名,如一朵灵芝,根连胶东半岛,冠斜飞入渤海。和张玲交谈中,她总会提到父亲和自己的“山东人”本色,书中开篇也用了很大篇幅来详述故里的风土人情。环海背山,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张谷若独特的性情及容貌——他是典型的山东汉子,身高一米八余,方宽面庞,孔武有力,终生钻研外语却喜着中式长袍,生活上不拘小节,疏于料理自己和家务,亦不善言谈,口音里余留着胶东腔。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外文编辑任吉生曾担任过张谷若的编辑,对她第一次见到张谷若的情景也记忆深刻。那是“文革”刚过去不久,面对“书荒”,人文社计划重启外国文学出版计划,张谷若的译作再版也包含在内。缘于这样的契机,任吉生在孙绳武、蒋路两位前辈专家编辑的引领下拜访张谷若,三位老先生谈得起兴,当时还是年轻姑娘的任吉生却感到一阵“奇怪”:学校里外语系的教师个个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面前的谷若先生,却穿着一件长长的中式袍子,眼镜也是老式的,头发也没怎么梳,“怎么这样呢,是搞外国文学的吗?”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则是书中行文至末时附的一张晚年照片,题为“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张谷若平头短衣,留着山羊胡子,开怀大笑,朴素中带有从人间沧桑中突围出的天真,像极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位普通长辈。他勾画了我们对“民国学者”想象之外的另一张学术面孔。 张玲称父亲为“布衣老爸”,既是家庭出身,也是学术门庭。出身僻壤乡间经商家庭,张谷若却是颗读书的种子,自小好学,成绩优胜,从县里先后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后退学)、天津南开中学两所名校,再后来以平均分近九十分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其实他各科均衡且优异,之所以选英文系,理由相当“致用”,竟是因为家乡被殖民帝国侵略,“身为一名读了书的中国人,就有一种迫切愿望,要仔细弄清楚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要弄清楚它们的事,就得先学它们的语言文字”。 家里不支持张谷若继续求学,责斥忤逆,“在了鬼子教”,他选择半工半读以自给。加上时局动荡,四年大学算下来读了两年半,但他依然以总分第一名取得了毕业文凭。出了校门,自此,投身正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 年轻的“哈代专家” 比起其他那些随着大时代辗转不定的学人,张谷若的人生显得平顺许多。北大毕业后,他接来老家的妻子,就此作别山海,在北京扎下根来。他先在师大女附中教书,抗战爆发后继续留在沦陷的北平,受聘在辅仁大学教书,携家度过艰难岁月。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西语系并入北大西语系,他随之回到母校教书。居所从西单口袋胡同、东斜街,到李阁老胡同(后改为力学胡同),再到双榆树,他在北京度过了大半个世纪,两个女儿也是先后在北京出生的。不像其他许多学人尤其外语学者纷纷选择远赴重洋深造,张谷若一生未得踏足他所研究的语言国度,反倒更接近一个安土重迁的传统中国人。 张玲常说,她和“苔丝”是同胞姐妹。这不仅仅是修辞,她们的确是几乎同时“落地”的——1936年,她和由父亲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伯家的苔丝》中译本前后脚降临,张家双喜临门。不过,《苔丝》在哈代作品中虽然名声最盛,却不是张谷若最先选择翻译的,他第一部译的是哈代更早期的代表作《还乡》,张玲说,那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部。《还乡》的翻译从1929年就开始了,张谷若当时还在北大读书,而哈代于前一年刚刚去世。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诗人,哈代的作品当时在中国也受到追捧,被选入许多大学英文系的教材,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对他的译介也在陆陆续续进行,在张谷若之前,徐志摩、傅东华、顾仲彝等人都译介过哈代的一些诗歌和小说。 虽趁着“哈代热”,但张谷若也并非是纯然跟风。他喜欢哈代,尤其喜欢哈代所擅长的细腻优美的风景描写。张玲暗自揣测父亲的想法,或许是因为那些英国乡间的淳朴风光、人情旧习,那些主人公在故乡和远方之间的挣扎,无论是《还乡》中的爱敦荒原,还是《苔丝》中的马勒村,屡屡让父亲想起了他自己的经历,想起环抱着山海的童年故土。 译完《还乡》,张谷若把译稿卖给北新书局,却两三年没有消息。后来,有朋友告知,庚子赔款名下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下设有一个编译委员会,正在着手翻译一流世界名著,正找人译哈代的小说。张谷若便从北新赎回《还乡》译稿,另投此处,幸运地被选纳了。主持编译委员会的是胡适,审毕译稿,向张谷若发出邀约,请他继续翻译另一部《德伯家的苔丝》。 令张谷若有点意外的是,胡适见到他第一面,开口便问:“你是南开学校作文比赛考第一的那位同学吧?”不等回答,胡适自己又接着说:“我就是当时评判文章的人。”——没想到早有交集。除了英语,张谷若的国学底子也深厚,他从小入塾,古代典籍背得熟,文章作得好,甚至能写精彩的骈文。胡适所说,指的是他在南开读高二时,曾以一篇反对白话的文言文在全校“中西文化比较”作文比赛中拔得头筹,哪里知道当时评卷的人竟是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胡适晚年谈及中国早期翻译家,说起张谷若译《苔丝》,回忆道,“文笔极佳,我是用重金买下的。” 不得不说,胡适眼光确实精准独到。《还乡》和《苔丝》于1935年、1936年接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反响甚为热烈,张谷若以刚刚而立之年,跻身最年轻的“哈代专家”。他虽非翻译哈代第一人,但他的译本却成为了后来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通行版本。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历史尘烟落定后,张译“哈代”先后迎来两度再版,更是让其拥有了来自不同年代的更多读者,在大陆彼端,为苔丝、游苔莎们的命运共同地、长久地叹息。 未出国门的“活图书馆” 1980年,年将80岁的张谷若发表了一篇文章《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阐述了他对于“信”这一翻译要素的主张和见解:原文和译文不仅要在内容、思想方面对等,还要在形式结构、词性、用语习惯上也对等,如俚语对俚语、典雅词对典雅词等。这看起来为译者设立了一个相当高的标准,然而对照张谷若自己的译文,可以看出这是他对自己多年来翻译实践的总结。 《苔丝》的译本中,最彰显“地道”、也最被乐道的一点,便是用山东方言翻译书中的韦塞克斯方言对话,如苔丝父亲自称“俺”等。这是张谷若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在“译者自序”中有说明,原书中的方言和标准英语产生冲突的效果,因此他也选用家乡方言来突显出这种“土”和“怯”之感,使原文的风神愈加鲜明。虽然这种译法在当时惹起过一些争议,但张谷若作为译者追求语言传神、风格对等的匠心可见一斑。此外,他不愧是胡适称赞的“文笔极佳”,哈代极为出色的风景描写,通过他的译笔,在汉语中再造重生,有诗意,有格韵,对等地转化为一篇凝练优美的白话散文,诵读起来也十分上口。 由于各种原因,张谷若终生未能像其他外语学者一样留洋深造,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他自己当然也深知这一不足,因此愈加用功,以勤补拙。多年下来,他练就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成为了学生们眼中的“活字典”“活图书馆”。这从他做注释的功夫中最能显现——张谷若继承了传统治学中训诂、注疏的方法,把翻译作为研究,将大量心血倾注在译著的注释中,每一处有可能对中国读者造成理解障碍的地方,包括异国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都做了详尽的解释,多年后再版时还予以修订。负责再版的编辑任吉生说,单是那些注释,就够出一本书。比如哈代书中写到的许多英国乡间植物,张谷若会参照词典和植物图谱条条比对,再请教相关专家,才最终定名。一位北大西语系的青年教师曾告诉张玲,有次师生一起义务劳动给校园除草,教授们比赛用英文或拉丁文辨认植物的名字,最后大家公认“张先生知道得最多”。 《还乡》和《苔丝》初版二十余年后,张谷若继续翻译了《无名的裘德》,由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完成了“哈代三部曲”。接着,他转入狄更斯、菲尔丁等作家的翻译,惜因“文革”中断。“文革”结束后,此时张谷若已八十高龄,鳏居十年,珍惜辰光重新埋头工作,对旧译进行补译修订,晚年的两部重要译作《大卫·考坡菲》及《弃儿汤姆·琼斯史》先后于1980年、1993年出版,和《苔丝》一起被列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策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也就是如今被广泛搜集的经典“网格本”。摸到上海译文社寄来的“汤姆·琼斯”样书数月后,张谷若在双榆树的寓所去世,安然行尽了91年的人生旅程。 在历史和生活中沉潜 1997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的著名藏书家、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王强在书肆购得《弃儿汤姆·琼斯史》,写下一则藏书笔记,称赞张谷若“译文典雅,趣味横生,无愧于菲尔丁”。因张玲在书中引了这段笔记,出版后,策划编辑蒙木将书送到王强手里,并问他,那时的西语系学生知道张谷若就是北大老教授张恩裕吗?王强坦承,不知道。蒙木感叹,张谷若或者张恩裕把自己藏得多好,藏得让学生们都不知道。 从这件小事里,颇可想见张谷若的为人之风。张玲书中有个章节名是“名流边缘”,是她对父亲深中肯綮的观照。在张玲眼中,父亲为人简朴内敛,寡言不擅交际,虽身在文艺圈中,与许多后世闻知的名家有交集甚至通家之好,却从不是立在中心笑谈之人,亦未沾得此中浪漫风流习气,只算得个“圈内边缘人”。以致许多年的朝夕相处里,过眼皆是平凡琐事,张玲并未觉得父亲有什么特别和了不起。直到许多年后,她自己也从事翻译事业,渐渐才理解父亲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意义:“他虽然不算什么高门大儒泰斗权威,不过是一介布衣,不太重视虚浮的名气和个人的闻达,比较单纯地出于对专业对学问的一种痴情和执着,一生一世、一步一步,轻悄悄地在那完成着自己的使命,采撷着果实,最终达到自己个人的饱足。” 从张玲写下的“父亲故事”里,我们蓦然倏地领悟,除了那些站在前台的数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图景里,更多的或许是像张谷若这样的“普通学者”,时代风云激荡,难以把握,他们选择自我沉潜,守定与己有关的一隅,在芸芸过往中留下一鳞一痕。看似不经意,也不多么伟大,却同样呈现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日常和精神生活方式之一种,代表着时代中恒久不变的、关乎人生与生活本质的那份常性。 与其他民国学者一样,张谷若在人生中段经历了旷日绵延的战争,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考问。然而不像被书写和传颂更多的、当代人也更熟悉的众多内迁学人,他选择留在沦陷的北平,在辅仁大学继续教书。因教会性质,辅仁大学幸未被日军掌握,仍挂中国旗,是覆巢之下仅余的完卵。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他和妻女免于颠沛流离之苦,也未让学术事业有中断,但处在异族统治之下,言说和行动自由受限,精神心理上的压抑可想而知。张玲回忆,一日家中半夜遭歹徒,体格健壮的父亲与之勇斗,后来才知是走投无路的伪军逃兵。之所以选张家下手,是因为那时日本人为加强统治,命令家家户户门上挂户口卡,写明家中成员的各种详尽信息,歹徒看到这家只有户主一个男丁,又是文人,才铤而走险。在这样的长期不安中,张谷若要做、能做只有努力庇护家庭和朋友。在张玲的童年记忆中,父母带领在北海划船,与北平留守亲友间的互道安慰,皆为灰暗岁月注入一丝人性的光亮。 北平解放前夕,亲友学生们有的去台湾,有的去美国,人心纷纷不宁。如此前一般,张谷若依然留在原地,一边期待新政权,一边也有隐隐的担心,首先便是疑惑,到新社会英语教学这个行当未来是否还存在,会不会面临失业。他未雨绸缪地做起了筹划,“灵机一动”想到可以带领全家做豆腐,甚至兴致勃勃专程买了一辆自行车来学骑,以备日后挨家挨户送售。只是车没学会,北平和平解放,“夙愿”未能成真。类似这样的情节,桩桩件件,拼凑出的张谷若是一个普通而典型的父亲形象,好似没有过高的冀望,但拼力负担起了一份为国之民、为家之主的责任,保全全家挨过艰难时世。这丝缕对于旧北平日常生活的侧写,也是对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叙事的一种补充。 故人与故事 与长袖善舞者相比,张谷若是个纯粹的学人,与政治热潮始终有一定疏离。书里两度提及,五四运动时,他正在北京师大附中读初一,虽也随学长们去天安门游行静坐,但久坐后心性不耐,便脱离大部队自行返校。蜻蜓点水地掠过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而未予置身其中有更深的交集与刻痕,如同一个预示,招引他后来的许多个选择,最终,都是回到自己的本位上。他性情内谨,非弄潮之人,但这多少也保护了他。张玲在书中多次提及,祖母说父亲“八字好”,的确,无论是战争还是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张谷若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生涯相较平顺,想必也与此禀性有关。 张家是学校师生、北京文化人及山东在京老乡多方交会的一处据点,他虽不擅长交游,却继承了山东人的好客,与各党各派、不同阶层人物都能够往来,只是会维持在一个分寸上,和善、兼听而不逾越。其中有一位姓单的地下党,是山东老乡,甚至把张家当做一个秘密落脚点,用来暂存和转运物资。张谷若本人对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也是在与这些进步学生、朋友的交往中产生的。然而他的交往依然是纯粹人与人之间的,而非建立在某种共同团体或利益上,这在天地玄黄人心不宁的年代,殊为可贵。 这与张谷若有过交集的一个一个人,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常常会鲜活地在张玲眼前浮动。因此她写父亲,又不仅仅是父亲一个。父亲如一条线索,串起了许多往事,尤其是北大-辅仁西语系这一脉故人故事。除了胡适、钱锺书、冯至、李霁野、牟润孙等鼎鼎有名的人物,还有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如《马丁·瞿述伟》译者叶维之、《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译者张万里等,他们都以一部译作传世,是张谷若的多年之交。张玲将这些“父执”从记忆中打捞出来,带着她儿时所见的音容,历时性地穿插在张家的日常叙事中,如同一部生动的私家群像列传,复原着那样一群与父亲相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面目。 叶维之的故事最令人难忘和动容。他是张谷若的北大同学、终生好友,专业精深,有名士气,一辈子孑然一身,不修边幅,常常住在张家,张谷若对他是既欣赏又“嫌弃”。动乱年代中,两人分隔京沪两地,多年未见,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叶维之回京,张玲受父亲之托,从东单的一个大杂院里把他“淘”了出来。叶维之须发已白,见到暌违多年的老友,第一句却劈头问“你说bird fancie怎么翻好?”这是他正在翻译的狄更斯《马丁·瞿述伟》中的一个词组。张谷若想了想说:“鸟迷。”叶维之拊掌道:“对,就是!”在这寥寥数语中,两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讲尽了长若一个世纪的故事。 校友父女成同行 张谷若十八九岁时,由家里做主,娶了乡里近邻女子,自此搀扶一生。两人都是恪守中国传统的人,在婚后却有意识地长期“丁克”,在彼时着实十分前卫。不愿意要子嗣,除了家庭内部因素,也和时代环境有关。当时国内外危机重重,用张谷若的话说:“中国人的孩子生下来就像猪狗一样给外国人宰割,我要孩子做什么?” 直到33岁,经历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长女张玲终于降临,后来又有了次女。尽管不在年轻父亲的计划内,但孩子真的出生后,他还是尽量提供最好的资源,想尽办法让她们健全成长。他亲自辅导孩子的学习,不仅文科,物理数学也不在话下。张玲记得,一部《史记》,父亲能从头背到尾,给她一边背一边讲。唯独本行英语,却行不通。张谷若常常遗憾自己学英语太晚,因此督促女儿早早学,然而却用教大学生的方法来教,长长的从句、单词让六七岁的张玲落荒而逃,为此常常会吃父亲的老拳。 张家无子,张玲生就一副男孩性格,直爽利落。她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成为父亲的校友。毕业前夕,她被分配到遥远的宁夏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偶然转行英语教学工作,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回到了鳏居的老父身边。阴差阳错或是命运使然,再之后,她继承了父亲的翻译事业,与父亲成了同行。直到步入新的门槛,她才得以认清父亲这一类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位置,也理解了父亲当年对她的责之深爱之切,督促她多用功,只是为了让她长大后少吃些苦头。 张玲自己也86岁了,这些年,父亲和往昔熟悉的面孔越来越频繁地在她眼前跃动,她不愿他们被遗忘,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她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而采用了大量插叙、倒叙,往事与记忆在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线上往复跳跃,构成多声部的回音,这赋予其一种历史性的维度,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经年累月里,在那些相似的历史关口,像谷若先生这样一批“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何种相似的困惑,穿越了哪些相似的风雪,最终又捧得了哪些相似的花月。 补记 本文完稿之际,出版社传来消息,张玲老师于11月1日凌晨去世。闻知非常惊讶,因为9月30日,新书发布会前夕,我才刚刚和她进行了一番长谈。那日她除了听力欠佳,精神十分健旺,还告诉我几个父亲的小秘密,并透露说计划接下来再写写自己的故事。她原本很期待见到成稿,不想未赶及,竟成莫大遗憾。好在有这本书。她曾说,写的时候,“心里头抱着一种好像是不把它写完,死不瞑目的决心。”天鹅之歌便是如此了——却也让我们能作如此安慰想:在最后时刻实现人生最大的愿望,何不是圆满。 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