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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历史学者黄克武:启蒙先驱严复笔醒山河

时间:2022-11-29     作者:尹传刚   阅读


黄克武,1957年生,历史学者,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等。


严复:启蒙先驱 笔醒山河

——专访历史学者黄克武

尹传刚


严复,1854年1月8日出生于福建侯官。


说到严复,首先想到的便是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及那句知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为回应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遭遇的内外危机,严复借助翻译,将西方近代的知识谱系引入晚清思想界,从而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建立在“天演论”和现代科学方法之上的新世界观。


《天演论》将“群”作为“物竞天择”的基本单位,宣称通过“自强保种”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提升中国人的民德、民智与民力以适应文明竞争,成为当时朝野各界普遍认同的应对危机的根本途径。


历史学者黄克武在严复、梁启超研究以及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与翻译史领域深耕多年,成就斐然,已出版《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等著述。


其新著《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既是一部建立在深入研究之上的大众普及版严复思想评传,又为读者刻画出一个声名显赫之外,充满困顿与彷徨的启蒙者的生命图像。他揭示了严复一生的“经纬万端”,印证着清末民初读书人心路的复杂彷徨,也映照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曲折往复。


近日,深圳特区报对黄克武进行了专访。


从水师学堂走向翻译之路


深圳特区报:您在《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一书中,将张謇与严复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认为作为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成就主要是“立功”,严复的贡献则主要在“立言”。请问,长期从事海军教育的严复是如何走向“立言”的翻译之路的?


黄克武:严复本来完全不会碰到翻译这一块的,他的整个学术训练是海军,事业也是海军。他出身福州船政学堂,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1880年进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


我觉得有两个机缘让他走上翻译之路。第一个机缘是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英国社会的具体状况,也阅读了19世纪时在英国比较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这为他打下翻译的知识基础。他回国之后其实非常郁闷,在官场上并不得志。胸怀大志又无从施展,只好退居书斋,译书自娱。


第二个机缘是甲午战争的失败。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改变了东亚的国际局势。甲午战争使国人深自反省。而当时严复是北洋海军的成员,1880年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1893年底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然而北洋舰队却在海战之中遭到惨败,他的一些师友、学生丧命疆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严复专业事业的一个失败。在这种刺激之下,他领悟到清朝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落后,而有更深一层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要师法西方,才能突破困境。他觉得通过翻译西书,可以开启民智,对中国有更大贡献。使他“暴得大名”的第一个作品,即是1895年至1898年翻译的《天演论》。


严复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甲午战争后开始从事的翻译工作,这也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启蒙的一位先驱。


严复以翻译来创作,使《天演论》变成有他自己思想风格的一本著作


深圳特区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国以降,已有不少学者批评严复的翻译存在不忠于原著的问题。傅斯年即认为,“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辨明。”1899年,严复本人也表示,“因欲使观者易晓,不拘原文句次,然此实非译书之正法眼藏。”您在书中也指出,《天演论》一书的中文译本与赫胥黎原作的焦点、旨趣的确不同。请问,严复为何要这样做?


黄克武:严复不是翻译科班出身,没有经过翻译的学术训练。不像后来的赵元任这些语言学家是受过专业翻译的训练的,这会让他们注意到翻译的精确性。


严复《天演论》,其实是想通过翻译去影响国人的思维方式,包括建立新的科学性的宇宙观。他的主要目的是借着翻译来传达他自己的一种思想,所以他在翻译此书的时候非常灵活。他翻译的《天演论》的几个版本都在,从第一个版本可以发现,他最开始是在翻译里面加了自己的按语,也加上了他读这本书的感想。基本上可以说,他不是规规矩矩一个字一个字去翻译的,而是边翻译边抒发自己的感想。他是以翻译来创作,这比较有创意,使这本书变成有他自己思想风格的一本著作。


严复针对甲午战争战败后的中国人要如何应变、图强,以挽救危亡的现实考虑,而将赫胥黎文本中悲观的倾向转为乐观的倾向。


《天演论》的翻译是严复精心选择的结果,是为了突出人类演化过程中“伦理”的价值。赫胥黎认为,自然界存在着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然而人类社会却不可以完全遵从“丛林法则”。严复翻译《天演论》,不但肯定赫胥黎的伦理关怀,更思索国人要如何应付物竞天择的变局,而能保种图强。严复强调人的能力虽源于天,个人的自由与努力与群体的合作实际上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可以突破自然的限制,与天争胜,而创造新局。此一讯息再经过吴汝纶序言的阐发,以及吴汝纶所编辑的《节本天演论》之流传,“自强保种”成为《天演论》所传达的最重要的讯息,并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举国疯狂的阅读潮流。


深圳特区报:《天演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何重要性与影响呢?


黄克武:在近代中国,随着《天演论》的传播,人们建立起一套宇宙与历史的解释框架,以进步史观来认识中国的处境,并设定未来努力的方向。在此观念之下,历史是由“草昧”进入“文明”的线性发展。其中“物竞天择”为基本原则,人们据此来认识当时中国之处境,因而提出“自强保种”“适者生存”作为努力之目标。严复又根据斯宾塞的说法指出:在此竞争之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教育的方式提升民德、民智与民力,只有在这三方面努力提升,方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上述思路是清末改革派与革命派共同的认知,并影响到民国以来启蒙知识分子的基本理念。近代中国几种影响力最大的“救亡”理论,如梁启超的“新民说”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论述,都建立在严复“天演之学”的基础上。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对严复《天演论》的认识也是一种思想上取舍的过程。严复“天演之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因为其内涵的复杂性使它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选择性的接受。多数的读者其实只肯定了最有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强保种”等观念,而不了解其整体的思想体系。


严复天演思想的基调为调适性的改革思想。他不但宣扬天演的宇宙观与历史观,更采取一种介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中间道路,亦即所谓“中庸之道”来面对清末的内忧外患,希望在肯定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以改革实现国家富强。这种调适的想法一方面为梁启超、杜亚泉等人所继承,另一方面则影响到新儒家如熊十力、牟宗三与唐君毅等人。严复思想中调适性一面的思想遗产,在清末民初思想“激进化”的过程中,并未成为主流。


“转型时代”,让严复的生活和思想层面存在不少矛盾与冲突


深圳特区报:严复一生无论在生活与思想层面都有不少矛盾与冲突。比如他批评吸鸦片,自己却无法戒除;他提倡自由、平等新价值,却难以割舍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也不排斥纳妾;他大力宣导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对中国传统宗教又怀有深深的敬畏和迷恋……您如何看待严复身上的这种思想与行为实践等方面的悖反?


黄克武:这些矛盾与冲突主要来自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转型时代”意指1895年至1925年前后的三十余年间,中国受到传统与西力的双重冲击,产生了“民族救亡的危机意识”与思想解扭后“基本价值取向”的动摇。严复所处的清末民初时期,一方面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另外一方面是中学与西学相互冲击的时代。他受传统影响,又想批判传统追求现代,可是传统的烙印却挥之不去。梁启超也觉得自己身处“过渡时代”,是一个“两头不到岸之时”。严复身处新旧、中西两个十字路口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两方面的一些特点。他并非唯一的特例,处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此特点。


严复是1854年出生的,传统在他身上的痕迹影响非常大。到了1890年代出生的胡适那一代,离传统就比较远了,但还是有传统的影响。严复是中国第一代去英国留学的留学生,然而他在吸收西学的时候,又自觉与不自觉地从中学的角度来吸纳、批判西学。在生活上也是如此,他批判八股文,然而为求升官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却又四度名落孙山。他肯定民主与科学,却主张以调适、稳健的方式来追求理想,在“五四”以后“激进化”的反传统时代中反而被国人讥为保守、落后。总之,他不断地拉扯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际。虽然有上述的矛盾与冲突,他一生却希望能“会通中西”,能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统合这些矛盾之处,此一努力是否成功可另当别论,然而这一思路是有价值的。


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严复,一生充满了失败与挫折


深圳特区报:1921年10月27日,严复于福州郎官巷寓所逝世。去世之前,他留下的遗言写道:“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 “做人分量,不易圆满”。您如何解读这些话?


黄克武:我觉得这些话都蛮深刻的。从清末以来,当时思想界就有一个很深的辩论,即中国会不会亡。这个议题,讨论得蛮激烈的。严复跟梁启超、钱穆这些人都有一种想法,就是中国不会亡。中国文化有其根基,这就是严复说的“中国必不灭”的一个原因,中国是不会在列强冲击、帝国主义威逼之下灭亡的,他有这样的信心,信心的一个基础是旧法,所以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可以调整,不可以完全背离。这就是“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严复对知识的追求,是了不起的。在近代中国,他是少数对西学具有学术深度与广度的一个知识分子。梁启超也非常博学,但其对于西方学术知识的掌握远远不如严复。他体认到中国传统文化必不可叛,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去追求新知,而且人的一生对于知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他说“新知无尽,真理无穷,宜励业益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一个深刻的体会。


对他来说,他所追寻的目标不在于达到完美的境地,而是在体认人生的不圆满之中,发愤努力,来超越现实的痛苦。所以他说“做人分量,不易圆满”。在人们称赞他为“引介西学的第一人”之时,很多人不够注意到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严复,其一生充满了失败与挫折。他的好友林纾很感叹地说,“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至可哀也。”


严复不只是一位介绍西方思想的翻译家,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


深圳特区报:您研究严复三十多年,是什么驱使着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关注他、研究他?


黄克武: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就开始关注儒家思想及其在近代的发展,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之中,儒家传统的命运是什么,这个命运跟我们今天的关联是什么。


我从梁启超开始研究,因为梁启超跟儒家传统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我第一本书写的是《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我特别研究的一个文本就是《新民说》,从《新民说》里,我看到了梁启超跟儒家传统的关系,他通过儒家传统重新塑造、接引了严复的思想。“新民”其实就是严复说的民德、民智与民力。


严复、梁启超都是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又能够吸取西方学说的长处,而尝试把中西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家。他们的这种努力,对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我想了解像严复、梁启超这样有名的思想家,他们怎样去吸收西方的知识。于是我从梁启超开始研究,又关注到对梁启超影响比较深远的严复,这样一搞就搞了三十多年。


深圳特区报:您对严复的整体评价是怎样的?


黄克武:严复幼年时代研读中国典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与赴英国留学期间,开始接触西学,致力吸收西方知识,同时,却未抛下对中国传统古典价值的信念。返国后,师事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又研习八股制艺,继而系统地阅读西书,奠定中西学问的基础。


然而身处中西文化接轨的关键时刻,也让严复一生充满了冲突与挫折,使他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冲撞、拉扯。严复深深感受到悲伤与苦痛是人生所难以避免的经历。他幼年丧父;留学期间即表现出狂傲的个性;回国之后不受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重用;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与同僚、下属相处不佳;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他任职安庆高等学堂、北京大学等的时间很短而少有建树;他与妾室之间的情感不甚融洽……


我认为严复虽以翻译而闻名于世,然而他不只是一位介绍西方思想的翻译家,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他以典雅的文字,通过翻译、评点与著作建构了一套体系完整的启蒙方案,希望能为后代开启太平之世。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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