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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作家汪曾祺的个性是怎么养成的?

时间:2023-02-15     作者:程绍国   阅读


率性、自然、洒脱

——京派作家汪曾祺的个性是怎么养成的


作家汪曾祺青年时曾在西南联大求学,学校里开放包容的学风和博学多才、个性迥异的先生们给那时的汪曾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他好像不怎么喜欢朱自清,朱自清太严。“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这么回事。”汪曾祺可是不记笔记的。“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汪曾祺比较欣赏闻一多。“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也喜欢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汪曾祺最喜欢的当然是沈从文了。“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他谈及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是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来。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


至此,汪曾祺的喜好和品性基本上形成了。名士的派头也出来了。“我在西南联大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一看,是我!”汪曾祺没有捞上毕业文凭。一是他的英语和体育不及格,当一年后通过了补考,却有了新规定,即给美军当翻译,不去就不给毕业证书。他没有去。他的儿子汪朗在《老头儿汪曾祺》中写道:“爸爸……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去!”


汪曾祺才华横溢,唯美,崇尚自然、清朗、俊逸、超脱、潇洒,有时显得非常天真。有人说他的思想是接近道家的。汪曾祺本人却认为自己“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点”。他说:“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里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在《自报家门》《我是一个中国人》《西南联大中文系》《我的创作生涯》中反复引用《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对于“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汪曾祺说:“这写得实在非常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汪曾祺还说:“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汪曾祺所引是儒家的吗?不是。儒家用仁义道德规划人、驯服人,是非常入世的。而出世才是他真实的思想,他当然不是儒家的。


汪曾祺是近道的,儒也有一点,佛也有一点。不过道呀儒呀佛呀不提亦罢。一个人总是复杂的,不会有划一的简单,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汪曾祺的手与庄子、陶渊明握在一起。他尽管在极少的篇章中有个别“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句子,但他的文章多书写闲适养生:《鳜鱼》《家常酒菜》《故乡的食物》《宋朝人的吃喝》《烟赋》《腊梅花》《紫薇》《云南茶花》《草木虫鱼鸟兽》;有的散文题目就是论点:《随遇而安》《美—生命》《平心静气》《富贵闲人,风雅盟主》《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小说的主题也是相似的,他的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所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汪曾祺就是写自己“右派”岁月“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也说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时正是马铃薯花开,我每次踏着露水,到实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还说“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又说:“我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


原载:《北京文史》2016年第3期《情到深处——回忆作家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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