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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笔耕不辍四十余年，是文坛公认的德艺双馨的劳动模范;他出身文化世家，祖父叶圣陶、伯父叶至善、父亲叶至诚均为文化名人;正如贾平凹写西安，迟子建写哈尔滨，王安忆写上海，叶兆言无疑是“南京最好的文化代言人”。 带着这样的印象，我们开启了和叶兆言的对话，与其和风细雨的文字语言一样，他本人清和平允，脸上一直挂着蔼然的笑容。几年前，叶兆言搬到长江边上居住，每日天还未亮便从高层的景观窗向外望去，伴随着太阳的升起，晨雾里的长江渐渐映入眼底，也正是此番景象使得他完成了以南京为据点的长篇小说——《仪凤之门》。接受采访时他直言不讳，“正沉浸在新的创作中‘死去活来’，此时重返《仪凤之门》的故事，思维状态其实挺分裂的。”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硕士学位。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五卷本短篇小说编年及八卷本中篇小说系列，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苏珊的微笑》《很久以来》《刻骨铭心》等，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杂花生树》《陈旧人物》等。 一笔一墨，谱写与城市 同频共振的人物命运 “我觉得整个故事就是一个人创造了一座城市，是时代创造的英雄，当然也是英雄创造了时代。”仪凤门是南京城北部通往长江岸边的要道，自古以来，官员北上，军队出征，都会经过这里。在这个要害之地附近，叶兆言又设置了一个要害人物——经常拉着黄包车穿梭的杨逵。这个人物极为复杂：读过书，做过车夫，干过革命党，做过大生意，他有机灵勇敢，重情重义的一面，也有背叛家庭，自私自利的一面。对此，他坦言：“人世是什么样，我觉得小说就应该写成什么样。” 谈及杨逵，叶兆言坚定地认为他是传奇的，“我觉得这个人物是远超于我的，我甚至看不到他的天灵盖在哪。”正是通过这种历史与现实维度的碰撞，叶兆言以极具烟火气的笔触谱写出一座城的沧桑，勾勒出一个民族的兴衰，呈现出一首以杨逵为时代缩影的悲凉大气挽歌。 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认为，“《仪凤之门》这部小说是整个城市文学的一个巅峰之作，把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作为小说是把人物命运和城市命运融合在一起的，《仪凤之门》是南京城市的传记，同时也是人物风景、风俗所构成的历史长镜头。这部作品作为城市文学、地域文学色彩非常浓郁，包括了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南京城市的历史和人物的命运，第二个就是南京城市的风景，第三个就是南京的市井风俗，还有一个就是南京人的人物性格特征，大咧咧的性格特征写得很到位。” 一纸一砚，以文字摸索 历史与现实的边界 起初，叶兆言是准备把故事放在上海的，因为上海的朋友和他聊道，说上海人有自己的上海，但是全国人民却有个很奇怪的上海，就是香港人拍的上海滩，想看看他能否从另一个角度叙述上海。 但最后为什么又落回南京呢?作为南京最重要的作家，叶兆言的成长轨迹某种程度上就是整个南京城的缩影，虽然他并不喜欢被“南京化”。“一般人觉得我好像开了个南京土特产店，说我在商品店里面经常卖盐水鸭什么的，我觉得做文学不能这样，不是这么回事。我正好住在南京，这是我特别熟悉的地方，就像我们聊天，得坐在这儿，有个凳子，南京就是我的写作最基本的基地，我必须得坐在这个凳子上才能说话。” 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指出，小说借由仪凤门、下关码头、江南水师学堂、阅江楼等这类城市历史空间，以及三仁车行、歆琪记、棺材铺等这类承载人物命运沉浮的空间装置，“细致雕刻了富有南京地域特色的空间实体”。叶兆言巧妙地以仪凤门为支点，串联起了近现代南京城的历史脉络、城市轨迹与百姓生活，进而完成了其南京文学版图的扩张探索：从早期的以秦淮和以鼓楼为中心悄然拓展至下关。 叶兆言说：“真实的场景只是为了让虚构的东西看上去更加真实。在一部虚构小说中过分强调真实，有时候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等到你宽宏大量的时候，认为真实已经不重要的时候，你才真正地开始阅读。因为虚构作品是在追求我们需要的另一种真实，和真相不一样的东西。 一字一生， 绘就嵌入生命的文学坚持 叶兆言生于文学世家，祖父辈都与文学结下深厚的缘分，读书、写作并非完全是他个人选择，而是家庭和社会共同作用在他身上的影响。他表示祖父辈给他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经验，例如对于写作这件事的坚持与珍惜。他比谁都要知道写作背后更真实的一面，不是那些崇高的幻象，是疲惫，是枯竭，是无止境的劳动。 让一个作家放弃写作，可以有诸如消耗身体、无法发表、没有读者关注等无限多原因，但一个人其实写不了多少东西的，所以叶兆言更加珍惜写作的机会。“我知道运动员迟早会打不动球，作家迟早也有这样一天。我从刚开始写作就知道这件事情，我只是一直在避免这一天，让它来得晚一点、拖得久一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