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诗刊》社的感情，就是这样的感情

第一次在《诗刊》发表作品是《浓眉下的眼睛》，是1979年春天。作为周恩来故乡的作者，第一次在《诗刊》载出的恰恰又是忆念周恩来的作品，是一件吉祥的事。当然，我说的这个“春天”，也既是自然的时令，又是命运的时令。它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作为一个比喻的范围了。

第一次到诗刊社，则是1980年冬天。

感情这个东西也真怪，它一旦被时间拉开距离，就会被放大、被强化，就会产生一种近乎神圣的珍惜。

我和《诗刊》社的感情，就是这样的感情。

初到小关——当时诗刊社社址——那一天，是1979年11月28日，去诗刊社帮助工作，等待下年度两个例行进京户口指标调进诗刊。

晨光中，我看见诗刊社的牌子和朝阳区绿化队的牌子并排挂在一起，立即品味到一种令人欣慰的寓意。第一印象是两只充实的麻袋堵在办公室门口，宛如两座小山。却原来，早在上班之前，邮局已经把当天的稿件送来了。这两座“山”，使我想到采矿工，想到淘金者。

生活艰苦。且不说地处偏僻，交通烦难，上一次班单程就要把两个多小时抛在路上。最无奈的倒是天寒地冻且没有食堂。一只煤气灶，一只大铝桶，几十只饭盒摞在铝桶里，像砌墙。中午下班，从主编到工友，各人端着自己的吃食，或坐，或站，或倚，生风之谈笑，成为佐餐的“佳肴”。我先和朱红，后与林希合住一屋。朱红善烟不善饭，馒头茶水尽敷衍，完全不像陆文夫的同乡。林希则相反，也不像一条北方汉子。他在无名河边学会几道无名菜，食如其诗，堪称一绝。比如糖醋白菜心，多味组合，荒诞朦胧，给生活增添了悠长隽永的回忆。

工作紧张、和谐而友好。几位“头头”，有的从家里给我们拿来米票，有的不时带我们回家“打牙祭”。其他的同志也经常嘘寒问暖，从水果的购买到北京人艺的演出，全在他们心上。他们关切爱护诗人，做了许多份内份外的工作，其用心之良苦，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比如流沙河的工作和平反，就和诗刊社把一份《文艺动态》送到中央领导同志手上有直接关系。有一位备受磨难的诗人出集受阻，事情关系到诗刊社，要主编定夺，严辰的态度明朗坚决：“他的诗写得比我好，他的集子一定要出。”如今，书已出了好几年，而严辰的话，连那位被扶持的诗人自己还不知道。一天，邹荻帆拿着一叠稿子从后院爬上我们二楼找我来了。他手上的诗笺，正是我待发的那首《第五十七个黎明》。邹荻帆指着“一张产床上走来两条生命”那一句，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这句话前面，是不是加个‘从’字？”

年底，诗刊社举办了“诗人谈诗”系列讲座，在厂桥电教馆礼堂。主讲人有邹荻帆、柯岩、邵燕祥、李瑛、张志民、池北隅、雷抒雁等十多位诗人，听众有北大的，有清华的，竟然还有从丰台、长辛店赶来的诗迷！电教馆外，自行车列成长龙，赶来而无票的听众则挤在门口请求补“站票”。每次讲座都分为前后两段，时代、生活、人心，都像诗。

《第五十七个黎明》的写作，也是在小关。事情的契机是从等车开始的。一天傍晚，灰朦朦、乌沉沉的天空落下了雪片。真个是“燕山雪花大如席”，霎时间，天地万物像喷上一层白漆。我在方家胡同等去小关的公共汽车的时候，空阔的马路上走来一位工人模样的妇女。她一手推自行车，一手推婴儿车，头上、肩上全是雪，婴儿车上也是雪。她走了多远的路，又还要走多远的路呢？平凡、沉重、琐碎，眼前的景象引起我对于我所熟悉的纺织女工的联想。回到小关，久久不得平静。于是，萌动了为这位女工写诗的理想。为了增加关于背景的实感，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到使馆区，而后就是建外大街，接着一路穿过长安街，经过东单，经过历史博物馆，经过英雄纪念碑，直到人民大会堂。伏案半个月，始告杀青。诗末，我写下了“1980岁末，写于风雪中的北京小关”，表示我难泯难忘的纪念。至于诗艺，我后来还从《第五十七个黎明》和另外几篇习作中总结出“单一、流动、发展”作为自己的“形象三原则”呢。

不久，《诗刊》社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筹备建国后第一次新诗评奖。艰巨繁琐，耐心细致。我们把犹如涌潮般的选票按职业、年龄、推荐篇目等一一分类记载入卡，并把被推荐的作品从散见全国各地的报章杂志上一一搜集汇齐，认真披阅筛选。为减少遗珠之憾，还努力把目光扩展到选票之外，

韩翰的《重量》，就是在没有选票的情况下由我们推荐获奖的。整个评选工作，好象为1976—1980年的中国新诗建立了社会、心理和艺术的档案。

发奖式是和小说、报告文学的发奖一道举行的。原先准备发奖后于5月30日晚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一次聚会。可是29日，宋庆龄逝世，大会堂随时待用。于是，会场临时改到民族宫。至于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如期赴会，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可是那天晚间的七时十五分，邓颖超如约赶来了，王震如约赶来了。与会者的感情，是颤栗的兴奋，是沉思的激越。丁玲迎上前去和邓颖超拥抱在一起，艾青迎上前和王震拥抱在一起。四颗紧贴的白头，不啻是新时期文学史的庄严写照。

丁玲首先讲话，她说：“邓颖超同志怀念宋庆龄的文章大家都看了吧，写得多好啊。刚刚她和我说她不是诗人，不是作家。不，邓颖超同志是诗人，是作家，是我们文学队伍中的一员。”

全场起立，一阵掌声的风暴。

邓颖超说：“我很想见见大家，我知道大家也很想见见我。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你们是诗人、小说家、报告文学家，还有儿童文学作家，我认为，在这些‘家’的上面，还是加上一个‘革命家’。丁玲同志说她还没有老，我已经老了。我不敢再老，我还想学习。我是你们的学生，我看你们的作品就是向你们学习。那天看了电影《巴山夜雨》，那个诗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朗诵了一段很长的诗，我很欢喜。可惜我的记性不好，只记住了两句，我背给大家听听，请大家考考我：‘春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华发愁／只要生命和人民的事业结合在一起／白发就永远不上你的头。’”

谌容代表获奖作家讲话，她站在话筒前面，与其说是在讲话，不如说是在流泪。有一句最动魂魄，那就是：“我们的心不如三中全会连在一起，谁和三中全会连在一起！”

会间，我向邓颖超转达了故乡淮阴的问候。我说：“邓妈妈，故乡淮阴想念您。”邓颖超说：“我也怀念故乡淮阴啊。请你带回我向故乡亲人的问候。”当我们双手紧紧握相握的时候，我心中回响起一个失落在童年的声音：“淮阴，大地母亲！”

夜深人不静。同志们有的三个一室，两个一桌，他们互相补充着为刚才的会议作记录，有的挤在雷抒雁屋里给武汉通电话，向获奖而未能前来领奖的白桦传达会议盛况。张锲、公刘打电话向安徽省委办公厅作了汇报。安徽六人获奖，是全国“团体冠军”。省委的回答是：请你们一齐回合肥，张劲夫为他们召开庆功大会。

感触溶着怅惘：始料不及，因为压缩进京指标，从当年起，指标取消了。岁月匆匆，眼看就要离开北京。小关呀，小关，什么时候我再能看见你呢？《诗刊》，我的大学。

赵恺，祖籍山东，出生重庆，毕业于南京晓庄师范后在苏北淮阴生活至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刊》编委，江苏省作家协会顾问。一级作家，江苏省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创作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小说。出版作品有诗集《我爱》（1983年）、《赵恺诗选》（1985年）、长诗《周恩来》（1998年）、散文集《诗雕》（2000年）、《赵恺两卷集：诗雕公园 木笛》(2006年)、诗集《共命鸟》（201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