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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永宝新书《新文学两百年》出版

时间:2024-05-21     作者:编辑部   阅读

沈永宝老师长期从事中国新文学史、文学报刊及副刊史的研究与教学,提出过诸多足以改变新文学史既定结论的新观点,其中新文学两百年及对黄远生、章士钊、陈独秀、胡适、鲁迅、林语堂等人的评说颇多创见。本书即为沈老师关于新文学尤其是政论文学研究的论文集,收文十九篇,列入陈思和与王德威主编的“薪传现代文学研究平台系列”丛书。


沈老师认为新文学已经历两百年。第一个百年,可谓政论文学称雄的时代。凡文坛可记可颂之事大多与政论文学相关。名家多为政论家,名文多为政论文,名刊多为政论报刊。由于政论文学的崛起,桐城古文、选学骈文因拙于议论而被淘汰出局。政论家以政论文的面貌改造诗歌、戏曲、小说,于是有诗界革命、戏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而所谓革命,仅以掺入政治术语、大发议论为能事。


第二个百年则以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纯文学为主导,回归文学本质。政论文学一方面与纯文学相通,成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与纯文学本义相抵触,对文学革命运动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政论文学与文学革命运动在文脉上存在先行后继的关系,因此,应该把近代、现代、当代合为一代,统称为新文学。


作者简介


沈永宝,1945年生于杭州,研究员。197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务处、网络教育学院工作,长期从事中国新文学史、文学报刊及副刊史的研究和教学。发表八十余篇文学研究论文,辑录成论文集《新文学两百年》;参与编写《新中国文学词典》《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简明中国新文学辞典》;编辑《钱玄同印象》《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林语堂批评文集》《进化论的影响力——达尔文在中国》等。


其研究提出诸多足以改变新文学史既定结论的新观点,其中新文学两百年及对黄远生、章士钊、陈独秀、胡适、鲁迅、林语堂等人的评说颇多创见。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论文二三等奖、著作三等奖各一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一项,上海普通高校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各一项。


名家推荐


我赞赏沈永宝研究文学史的方法:从原始资料出发,提炼出理论观点;而不是从既定的观点出发,再去寻找能说明所持理论的材料。(吴中杰)


我和永宝兄在治学上都受过章培恒老师的指点,记得章老师有次对我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做学问的人,偏重史料考证的,往往缺少理论素养和宏大构思,学问格局做不大;偏重理论研究的人,又往往流于空疏,缺失史料功夫,因而没有说服力。沈永宝是企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的人。(陈思和)


目录


序一 论从史出(吴中杰)1


序二 沈永宝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陈思和)1


政论文学一百年——试论政论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1


新文学两百年:长话短说41


章士钊与逻辑政论文——兼论逻辑政论文派的兴衰45


论黄远生在《新青年》团体形成过程中的影响144


陈独秀与黄远生:《文学革命论》来源考165


《文学改良刍议》探源:胡适与黄远生181


“文学革命八事”系因南社而立言198


《文学改良刍议》两种版本及由来212


试论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成因221


“八事”源于《意象派宣言》质疑——《文学改良刍议》探源234


答钟扬的《胡适与“文学革命”》251


胡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说的最后完成——兼论钱玄同、陈独秀对《文学改良刍议》观点的修正275


论钱玄同的“白话体文学说”290


鲁迅的从文之路310


论林语堂笔调改革的主张325


陈望道与《新青年》——兼论1920—1921年之交《新青年》发生的“风波”339


此“报”非彼“报”——对《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注④的考辨356


关于“鲁迅风”杂文论争的几个问题——兼与卢豫冬先生商榷367


《巴人与“鲁迅风”论争》一文两个史实的辨正387



后记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贾植芳先生对我有诸多教诲。在一次谈话中,他建议我确定一个研究方向,其中说到新文学史不能只局限于创作史,即使把作家、作品都研究透了,至多只能说了解了新文学史的一半,还有另外一半不搞清楚,新文学史不能算是完整的,另外一半包括两大块,一块是文学翻译,一块是文学报刊及文学传播。


贾先生认为外国文学翻译活动是中国新文学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人的再创造,也是文学活动的一部分;翻译文学为中国人所阅读,并由此了解异域的风土、人情、历史、人文而受其熏陶;异域文宗移至华土,文学作品有了比较,滋养了中国作家;翻译文学使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原来的封闭状态。所以,中国新文学史应该包括翻译文学。


至于中国文学期刊副刊,他认为是区分新旧文学的一个标志。第一,文学报刊作为载体,刊登中外文学,争奇斗艳,推动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第二,文学报刊诱发了文体变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事实首先发生在报端;第三,文学报刊关系到文学社团、流派的兴衰,由此开创了文坛新风气;第四,新文学报刊作为温床,造就了新一代的作家群体,并且由于稿费制度,赋予文学家独立的社会地位,产生了职业作家;第五,文学报刊作为大众读物,培养了新一代读者。总而言之,文学报刊与新文学史有着无法分离的关系,应该作为新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希望我研究“中国文学期刊副刊史”。


贾先生的这次谈话,拓展了我的视野,指点了我学术研究的路径。当时我对中国文学期刊副刊所知甚少,做史谈何容易。不过,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接受了贾先生的建议,把“中国文学期刊副刊史”作为研究方向。


此后我就开始阅读文学报刊,先从复旦大学图书馆期刊室的藏刊读起,继之阅读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华东师大图书馆的藏刊。期间还利用出差的机会到过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及桂林、屯溪等地有关单位查阅当地所收藏的一些文学报刊。这一阶段重点阅读1949年以前出版的文学报刊。1985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老师编纂《中国现代文学词典》,1988年潘旭澜先生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我应邀参与其事,撰写了千余条文学报刊的词条,并且编制了五十余种主要文学报刊(1949年之后)刊名演变的谱系图。


为此,我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地读了十二年文学报刊,从1815年至1990年一百七十余年间所能看到的主要文学报刊几乎翻阅了一遍,小部分是重点阅读的,大部分是翻翻而已。在此期间,我一面阅读文学报刊,一面着手编写“中国文学期刊副刊史”选修课程的讲义。同时,发现自己尚需补充与此相关的中国近代、现代史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复旦大学历史系和新闻系的资料室又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阅读文学报刊的过程中,我不但积累了资料,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中国文学期刊副刊史的一些看法。1986年,我第一次开设了“中国文学期刊副刊史”课程。这门课程以文学期刊副刊为材料,介绍、分析、评价文学报刊及其编辑,文学报刊与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文学报刊与作家群体,文学报刊与文体演变,文学报刊历史事件,以及文学报刊与文学史的关系,梳理文学报刊发展的脉络。以后几年,我一边教学,一边修改和完善“中国文学期刊副刊史”的讲义。


正当我对这项研究工作进入角色之时,1993年却被调至复旦大学教务处负责教学管理领导工作;2000年又被改派去组建并负责运行复旦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一直工作到2010年。在此期间,由于工作繁重,除了开设过十二学期“中国文学期刊副刊史”课程外,我还忙中偷闲撰写了五十余篇论文,四十余篇随笔,一千余条两百年新文学报刊的辞书条目,共计一百余万字。


首先,我的文章一部分是从阅读原始文学报刊中发现了人云亦云的错误,通过梳理与论述,还原了历史真相。过去说到《文学改良刍议》,总以为只有《新青年》一种版本。后来我发现该文除了1917年1月发表于《新青年》2卷5号的版本之外,还有一种版本见于《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3月的春季第1号。经对照两种版本,发现颇多文字差异,而《新青年》版本是经陈独秀修改过的,这可以从陈独秀和胡适相互往来的通信中得到证实。章培恒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他跟我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将近八十年之后才由你发现《留美学生季报》的版本,你的研究路子是对的。之后,章先生在《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一文中提及此文。


其次,我在文学报刊的原始材料里时有新的发现。在阅读文学报刊中,我发现了“文学革命八事”因南社而立言、政论文学一百年等议题,这种题目,单靠阅读文集和选集,而不阅读原始文学报刊是很难发现的。作为研究方法,只阅读文集和选集有很大局限。文集有纵向完整的优势,却也有横向视野受限的缺点,而阅读文学报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因为阅读文学报刊能够再现当时活生生的历史环境,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体验,容易理解作者当时的精神状态及其流于笔端的思想。反之,仅阅读作者的选集、文集,则少有此种体验。倘若研究者不能还原历史情境,必然处于“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境地,著述自然难以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论。


就研究而言,相比较于文集,选集的价值更受质疑。明成化年间,科举考试文体改为八股文(又称“时文”“制义”“制艺”),于是教育重心转移到先生如何教授好八股文,学生如何学好做八股文上来。为了让八股文有个好的“出身”,作为教材的唐宋古文文选应运而生。继朱右《八先生文集》、唐顺之《六家文略》、归有光《四大家文选》、陆粲《唐宋四大家文钞》等之后,有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刊行。茅坤《文钞》成为明清时期流行最广的唐宋古文选本,不断地被翻刻,至清代还出现了《文钞》评点本,桐城派的方苞就有过一个评点本。虽然,这些选本所选作家都是唐宋八大家,入选古文又都是唐宋八大家之文,可是由于这些选本都是编者按照“时文”的标准(“义法”)遴选出来的,使得唐宋古文变了味,显出“时文”的色彩。对此王闿运说:“明代无文,以其风尚在制艺,相去辽绝也。茅鹿门始以时文为古文,因取唐宋之似时文者为八家。”(《王湘绮年谱》卷五)可见,选本神通广大,使八股文摇身一变,似乎师出唐宋八大家之门。


概而言之,一般性阅读,选本就可以了,若要用之做研究,就不足为据,否则可能误入歧途。所以,凡是研究两百年新文学的学问,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将阅读文集、选集与阅读原始文学报刊结合起来,以求还原学术历史的背景,让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环境之中,给出精准的历史定位,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评述。


再次,文学报刊阅读到一定的数量,新文学发展的脉络便会比较清晰地呈现在研究者的眼前。与文学报刊相联系的是作家群体的聚散、文学社团的兴衰、文学流派的变迁、文学思潮的演变,研究者若是能够把重要的文学报刊或精读或粗读一遍,对文学发展的路径就不会感到陌生。


工艺制造、政法制度、思想文化为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拾级而上的三个阶段,恰如三道“门槛”。黄远生风云际会,跨进第三道“门槛”,主张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提倡新文学为根本救济之法,因而成为新文学的开创者。而章士钊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以现有中国的政治水准,即使莎士比亚、雨果复生,也将莫奏其技。章士钊决意固守第二道“门槛”,而拒绝跨进第三道“门槛”,因而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


以此为节点,逻辑政论文以政论文学殿军的身份终结了新文学前一百年,而以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相号召的新青年派异军突起,开启新文学的后一个百年。这是新文学谱系图的一角,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觅迹寻踪,终有所见。因此,有位朋友戏称我的文章是写在文学报刊上的文学史。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趣。


最后,说一说这部文集名称的由来。凡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不同,所见景观遂各异。曹聚仁先生在《文坛五十年》一书中说:“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因此从文学报刊视角来看,新文学报刊史恰是一部新文学史。


通常,中国两百年来的文学史分为近代、现代、当代,而断代所据的标准各异,时间起止又有多种说法。根据我的理解,新文学史的断代,当以文学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和客观存在的原有形态为依据。离开了这样一个基点,是难以反映新文学史发展演进的实际情况的。再则,新文学史应持大文学观,政论文学也应该包括在内。最后,新文学史应以文体变革为主要标志,兼及文学理论主张、文学运动和作家作品,等等。


以我之见,新文学是从变革议论散文特别是政论开始的,大致发端于19世纪初;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议论散文变革的基础上进而扩展为整个文学变革,这就是文学革命运动。据此,我进一步认为新文学史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大致上前一百年以政论文学为主导,小说、散文、诗歌、戏曲无一不浸润在政论文学的滔滔洪水之中;后一百年则以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纯文学为主导,政论文学的影子时隐时现。因此,我把近代、现代、当代合为一代,统称为新文学。这也是本书《新文学两百年》名称的由来。


本书所收录的十九篇文章,是从我八十余篇文学论文及随笔中选择出来的,大致不离新文学两百年主题的范围。



吴中杰先生同陈思和兄为本书作序,我深表谢意。


吴先生对我阅读原始报刊作为学问基础的做法表示赞许。他在为我编选的《林语堂批评文集》所作序言中就特别提及这一点。关于学术研究,他对我有诸多指点,我将其概为四句话:论从史出,逐新趋异;言必有据,功在论证。师训弥足珍贵。吴先生曾主编的《上海文坛》杂志,也是我发表论文的园地。


我与思和兄曾经在复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共事多年,意趣相合,话多投机。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新文学史的问题,不免时常发生争论,我从中受益匪浅。我的篇幅较长的文章,他往往是第一位读者,而且我的半数以上的长篇文章是经他推荐发表的。


借此机会,我也要向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各位老师对我的教导和帮助表示感谢。


在本书整理编辑过程中,张愚老师承担了全书的输入、编排、文稿打印的工作。沈海燕负责全文引文注释的校对。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2023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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