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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于坚,诗人于坚

时间:2016-12-02     作者:刘 静【转载】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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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于坚照


五年前,我还在南方小城里做着我的文学梦。一天我在单位,正看着《南方周末》发的于坚的随笔《风雨之前》,一个又黑又壮的汉子径直走了进来,黑汉子像座大山一样挡住了门框里的光线,他看着我的报纸,问:“你喜欢这个人写的东西?”我说:“喜欢。”他像丰收老农那样满意地看着我,又问:“格(昆明话:‘是否’之意)想见见他?”我说:“可见可不见。”黑汉子自告奋勇地说:“我就是于坚。”我几乎是跳起来反驳道:“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是于坚!”

在我的想象中,诗人不是他这个样子的,他长得像铁匠、屠夫和矿工。突然间我看见了他耳朵上的助听器,我说:“哦,是,你是于坚。”于坚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我们都心照不宣。

关于于坚,很多做梦要当诗人的孩子都读过那首《尚义街六号》: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次校园文学聚会上,于坚朗诵了这首纯粹老百姓语气写成的诗歌,从那一天起这个戴着助听器、剃着光头的校园诗人慢慢被人熟悉。


现在的于坚:120平米的家,一个13岁的女儿


在我们经历无数次跳槽的时间里,于坚始终做着他的第一份工作。从大学毕业至今近二十年,于坚一直是云南省文联所属的《云南文艺评论》编辑部的一名编辑,90年代《大家》创刊后,于坚负责《大家》诗歌部分的组稿工作,业余时间写点儿诗,于坚说:“一份正常的收入,可以让我不用为了钱去写作。”当我问他是否还有别的社会身份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别的身份,就是诗人。”

以前,于坚住在昆明最漂亮的一条街——尚义街,妻子的单位分了房之后,于坚一家便从那条因他的诗成名的小街搬走了,新的家离尚义街不远。恋爱17年,有了一个120平米的家和13岁的女儿,这是于坚生活的基本内容,日常生活正常得不像是一个诗人,于坚却说:“正常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

他不喜欢夜生活,晚上辅导女儿作业,11点就睡觉。作息时间像个生活在古代的人,别人还在狂欢他们一家就睡了,第二天公鸡一叫就起床,工作到11点出去逛书店。这个光头诗人爱溜达爱逛书店是出了名的,从文革时的“自由交换”书市算起,到后来新华书店开张,再到现在隐身于昆明城中七零八落的个体户开的小书店,逛书店消磨了于坚的小半生时间,从书店营业员由小姑娘变成了婆娘,“光头”年复一年地逛荡着,套用一句滥俗的话讲:于坚不是在书店就是在去书店的路上。


当年的于坚:工厂的“虐待”让他的听力更糟


“链霉素耳朵”在现在的孩子看来有些奇异,但生于七十年代的我看来一点不奇怪。那些年,链霉素是最常用的抗生素,打多了会把耳朵打聋。于坚不幸地拥有了一双被链霉素打坏的耳朵,在他小的时候,听力其实还不算太坏,只是听不清细小的声音,要听清它们,就不得不动用想像力和眼力。

16岁不得不结束在学校的学习,去工厂当工人,因为耳朵不好的缘故还特意跟分工的人打招呼,希望得到一点关照。最后还是被分到全厂机器声最大最响的那个车间,干的是一个与眼睛作用至关重要的工作,在锻铆车间,震耳发聩,一切都必须看在眼里,否则就会出工伤事故。这个工作与诗歌的所谓“诗意”完全是水火不相容,但正是这种生活造就了他作为诗人的特殊细胞。这样的工作,使于坚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想当然的,而是看得见的。要知道在一个对一切视而不见的时代,虚构一种生活比看见一种生活要容易得多。

文革后于坚离开工厂,耳朵变得更坏了,必须要借助助听器才能进行正常的交流。对于这段往事,他曾愤怒地说:“这是我青年时代无法忘记的事情,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了。”


“装酷”的于坚:在虎跳峡,他徒步走了47公里


于坚喜爱步行,在有阳光的下午,人们会看见一个光头男人,穿着T恤,背着个大得吓人的包,从昆明的某一条小巷走过,他东张西望或想着什么,同他打招呼,他一定听不见。

从昆明城东走到城西,再走出昆明城,最得意的一次行走是1998年去丽江虎跳峡,当时暴雨冲断了公路,伙伴们准备打道回府,于坚却坚持直奔虎跳峡,暴雨中走了47公里,雨水夹杂着岩石从身旁飞过。

这场面、这阵势实在是一个特立独行、游走江湖的浪漫形象,于是一本国内著名的时尚杂志,把于坚顺理成章地塑造成了一个“暴走一族”的符号。于坚很无奈,滔滔不绝地说:“我从小喜欢步行,就像我父亲、母亲、外祖母那样的步行,怎么就被拔高成这么一副装酷的模样了?这个时代太不正常了,一个正常的人却被看成了有个性。”

就交通工具问题于坚蒙受的不白之冤不止这些。一次,在一个文学年会上,他骑着车赶到会议现场的时候,开车或打车来的人都用“那样”的眼神瞧着他,更有人扔下一句——“装酷”。

对此于坚已经申诉了很多遍,他说:“我没有汽车当然就只能走路或骑车了,这么一件自然的事情怎么就被搞得像是在做秀、装样了?”


风雅的于坚:泡咖啡馆,他70年代常常这样做


于坚不常出门,很少参加文学活动。他说所有的城市都千篇一律,小时候想去北京、上海,现在连昆明都呆烦了。他觉得北京是最不热爱日常生活的地方,而日常生活状态在南方最常见。

了解于坚的人都知道,此公有一种把风雅日常化通俗化的天赋,表面憨直,实际骨子里风雅得很,像泡咖啡馆这样的事情,早在70年代他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昆明最火的咖啡馆是南屏街上越南人开的“南来盛”,咖啡五毛一杯,在咖啡馆里看书、听吉他弹唱,该有的全有了,不该有的俺们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反正说起现代汉语中一些和咖啡馆相关的词语,比如女诗人、比如爱情,于坚讳莫如深,一旦问及“对某几位女诗人如何评价”诸如此类敏感问题时,一律以“要么我们别说这个”当借口,连逃带跑,草草滑过。

基于此,于坚有些鄙视现而今那些坐咖啡馆的小资。他说,那些小资以为喝喝咖啡就叫时髦,小资文人把坐咖啡馆当成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大家心里面都清楚,这样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偶然为之、浮皮潦草的表面现象。


思考的于坚:他说,牛就是农民的奔驰车


因为不喜欢凑热闹,因为耳根比较清静,于坚除了写诗,也琢磨一下人活着这件事情。

见身边的人都在为大“house”流汗,他不禁要问:“一个人住得了那么多房间吗?”

见大伙儿都在为“大奔”拼命,他不禁要问:“难道一头牛不是一个农民的大奔吗?”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四室五厅”都需要“大奔”,但现在的人却都千篇一律地认为“四室五厅和大奔”是唯一的标准,他说,这样的生活一点儿不好玩。

于坚说,他有个朋友,明明只住着10平米的住房,却偏偏要买34寸的大彩电,结果一看电视就头晕。

他还说,他知道一个小孩,可以对着电脑聊三天三夜,但对着活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又说,有时候看电视上的智力游戏,大明星们被主持人问:“巴黎有几个厕所?”所有的人都在假模假式地凝神思考,是100个还是1000个?没有一个人敢坦率地说:“没去过,不知道。”“你看,大家都在装样儿。”

一本正经地拿人开涮,顺便思考思考人类的愚昧,是于坚的长项。

说起生活中那些好笑的人和事,于坚的话滔滔不绝,但不是调侃,因为他自始至终很严肃地在说,因为他确实是一本正经地这么想。


诗人的于坚:北京没好诗人,海子的诗太年轻


“好的诗人都在外省,北京没有好诗人。”那天电话里,于坚撂了句狠话。俺紧紧追问:“当今诗人谁最狠?”电话里于坚沉默,片刻后说:“我的诗是消过毒的,不会害你。”再问:“海子的诗怎么样?”答曰:  “海子的诗太年轻,适合年轻的时候看。”

说到当今女诗人,于坚说:“尹丽川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

于坚首先声明,自己不喜欢在神经质状态下写诗,不喜欢神经质状态下,让人发狂、扭曲的诗。其次是,作为“口语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于坚严重轻视才气。一说起“才华”这个词,于坚滔滔不绝起来,喜用排比句式,和余华有一拼。

于坚说:“诗人最怕的就是才气。我每个毛孔里都是才气,不要跟我玩才气。生活如此明亮如此辽阔,人们为什么要来看你写的诗,哪个人来看你的小资的东西,你的那些小伤感、小情绪最好还是锁在抽屉里,自己去感动吧。如果诗歌不能让人热爱生活,感激大地,最好不要拿出来害人。”

喜欢闲逛,爱打网球爱游泳,喜欢费里尼的影片,会修自行车,曾经听崔健,现在听古典。不喜欢出差,因为不喜欢坐飞机,不喜欢吃会议伙食,不喜欢住宾馆,特别不喜欢各类笔会上跟人谈诗。他就像一块大石头,放在昆明翠湖边,一放就是半辈子。

这就是于坚,诗人于坚。



原题为《于坚,不像一个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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