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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几乎一生都为住房问题所困扰

时间:2016-12-28     作者:蓝朵云【原创】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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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夏天。1923年夏天,沈从文患热病四十天,病刚好,好友陆弢游泳时溺死,他“痴想了整四天”后,决定到北京读书,“看看我自己来安排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那年他21岁。

  他原以为能“半工半读”求学,到京后,清华、北大等入学无门,中法大学倒是考上了,却交不起28元的食宿费。他便每天去京师图书馆分馆看书自学、去琉璃厂等处流连观望,“可以说是在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沈从文是自学者的典范,——哪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不是自学者吗?这似乎是写作与其他手艺的重要区别。

  54年之后,即1977年10月20日,沈从文在给助手王亚蓉的信中谈到设法把孙女沈红转学到北京一事:“这事得要东城区文教局有熟人,就好办。……为她借读事,可还不知应找谁说句公道话!不意半世纪前我在京上不了中学。过了快六十年,又轮到小孙女上中学还无办法,事情也真巧!”

  一年后,沈从文依然为孙女读书的事而焦心,他在给儿媳张之佩的信中说道:“我因为从一个极僻远的乡村,来到大都市,又没有上过中学,直到现在,过了快六十年,表面上一切已像个城里大知识分子,其实许多方面,还没有摆脱小乡村的小市民,低级小职员的不中用,怕事、怕人、怕官、怕一切的心情。……”我认为这是非常客观的自评,不是自谦。

  【窄而霉小斋】

  刚到北京,因为身上只有7块6毛钱,沈从文由表弟黄村生找关系,搬进了不需付房租的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翌年春,又在黄村生帮助下搬至西城的庆华公寓,住的是公寓里由贮煤间改成的小房,他给“这个仅可容膝的安身处,取一个既符合实际又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忆翔鹤》)这个斋名一直被沿用到“文革”后他迁进社科院的宿舍楼为止。

  沈从文几乎一生都为住房问题所困扰。1972年2月,经过干校三年的“改造”,七十岁的沈从文因病重获准请假回京治疗。同年8月,张兆和也由湖北丹江回到北京,单位替她在羊宜宾胡同三号安排了两间房子,总计“十九(平)米半”,沈从文则住在2里之外的东堂子胡同,这样工作和接待来访者更自由。此后数年,老夫妇分居两处,沈从文便以“东家食而西家宿”的方式两头奔走。他每天去小羊宜宾胡同与家人同吃午饭,并带回另外两顿饭食。

  1980年,海外的“沈从文热”渐渐感染国内,有学者研究他,有导演正计划将《边城》拍成电影,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作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然定稿……时年八十岁的沈从文却依然蜗居。1月中旬某日,大雪纷飞,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抵京,前往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细节。因房中只有一张藤椅,客人推让不愿独坐,两人遂站在院中畅谈,任大雪飘落身上。

  对读者来说,这幅“雪中畅谈图”或许颇具《世说》意味,不过,同年2月28日,沈从文在给老友巴金的信中所说的可就毫无诗意可言了:“因住处只有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拟印两份选集,上午她(指张兆和)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

  他曾多方求助,终于在这一年5月2日,在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安排下,沈从文搬到前门东大街三号、新侨饭店后的社科院宿舍大楼507室,房子为一小三居室套间,结束了夫妻“分居”生活。不过,房子面对北京交通要道,日夜车水马龙,在这种高噪声的环境中,他常感精神疲惫,难以正常工作。此后三年间,曾有多篇文稿在这里动笔,却大都没有完成。

  【交游】

  长安居,大不易。1924年11月,穷困潦倒的沈从文给素未谋面的郁达夫写了一封诉苦的信。郁达夫接信后冒着大雪去沈从文寓所看望他。见沈从文仍着单衣,郁达夫便将自己身上的羊毛大围巾解下给他围上,又请他到西单牌楼四如春吃饭。结账时,郁达夫把找回的三块二毛几分钱都给了沈从文。随后,郁达夫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沈从文鸣不平。此后又将他介绍给《晨报副刊》的两位主编,两人答应给沈从文的习作以发表的机会。

  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沈从文共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一百余篇。这个刊物是沈从文创作起步阶段的重要平台。如果没有郁达夫,或许沈从文的人生将是另一番景象。奇怪的是,后来两人似乎很少再有交集了。

  北京的文化氛围是很好的。当时的沈从文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文学青年,但与他交游的人士却有徐志摩、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叶公超、胡适这样的名流。到底是他运气好,还是当时风气使然?

  【中国“第一个职业作家”】

  沈从文曾自称是中国“第一个职业作家”。(P45)他到北京的前5年的发表与出版情况如下:

  1925年,23岁,发表作品60余篇。(P33)

  1926年,24岁,辞去香山慈幼院图书馆职务,完全靠写作卫生,发表作品70余篇。

  1927年,25岁,出版中篇小说《押寨夫人》及散文书信集《到世界上》

  1928年,26岁,发表作品40余篇,首次有长篇小说《旧梦》与《阿丽思中国游记》1、2卷问世,出版《入伍后》等单行本、小说集10余种。

  1929年,27岁,编辑《人间》、《红黑》两种刊物,协编“新文艺丛书”,发表作品30余篇,出版文集《呆官日记》《神巫之爱》等。

  从1925年至1929年5年间,沈从文共发表作品200余篇,出版集子20多个,这些作品包括有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多种体裁,他因而赢得了“多产作家”、“短篇小说之王”和“中国的大仲马”的称誉。

  1973年,71岁的沈从文在给杨琪的信中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谈到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时,他说:“我主要重在学习、试验,看看用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比较接近语言的文体,不同过去的表现方法,用三五千字组成不同形式的篇章,看看能不能在由唐人小说到《聊斋志异》,以及五四以来如鲁迅先生的短篇的水平上,有所突破,送到世界上去,至少也可和契诃夫、莫泊桑比肩,或得到超过的效果。”

  在谈到自己成功的因素时,他认为创作前期的主要动力在于报刊的需求与生活的压力。当时“报刊都有部分篇幅需要小说填空,……随着不久上海又有个‘新书业’兴起,维持和发展主要还靠小说”,而自己“为解决基本生活,只能从产量上想办法”。而在多写当中,“就各方面题材去练笔,深一层明白如何用不同格式文字去处理不同题材、不同问题、不同对白”,创作也就逐渐走向成熟。此后进入大学从事写作教学,有时还兼编一二报刊,“生活有了保障,体力且正好,文字又比较成熟,一面为同学搞创作示例,所以真可说扎扎实实的写了约六年”。

  【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是沈从文在1936年的一段自述。

  但是,在此后天翻地覆的变革中,他的希腊小庙却失去了立足的根基,特殊的时代不允许他凭着内心的需求写作。此前莽莽苍苍的文字丛林再也容不得他纵横来去,解放后,他的作品被焚毁,他能做的只是打扫茅房,当博物馆的讲解员,参与改造学习,并逐渐转入文物研究领域。

  大环境的威力是难以估量的。有时候,他会“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时间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办法。在彼时的氛围中,“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看’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

  他认为自己的错误在于曾经以为“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固然“跛者不忘其履”,甚至“还简直不忘飞奔!”但强悍的时代一次次将他扑倒在泥潭里,“人难成而易毁”,他的写作能力就这样被禁锢,直至最后。

  1980年10月27日,沈从文应美国一些大学的邀请,偕夫人离京赴美讲学。这次讲学历时三月,从美国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最后到太平洋中的檀香山,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大学、哈佛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加州分校、旧金山州立大学、夏威夷大学等15所大学讲学23次,并与当地学界人士多次进行交谈或聚谈。讲学内容有中国的新文学、中国古代的服饰,以及自己从文学写作转到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情况等。

  11月7日,沈从文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由夏志清主持,傅汉思担任翻译。同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正当沈从文在国内被冷落的时候,国际上却掀起了一股‘沈从文热’,……在香港,沈从文的选集出了一百多种;美国大学里,已经有四个人因为研究沈的作品而得了博士学位(一是澳大利亚学生),有三十多个青年研究沈从文的作品获得硕士学位;在巴黎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里,要考取‘终生中学中文教员’,必读的四本中国文学作品,内中就有沈从文的一本;在香港、日本,正出版或翻译沈从文的全集或选集。”

  在《沈从文年谱》的结尾处,也就是沈从文人生的结尾处,见到这些光明的消息,我常常因为百感交集而放下书本。如果要问我想到些什么?说不出。一定要说,那就是两联诗句了。

  一联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一联是: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

  事实上,我相信沈从文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事业是充满自信的。1934年1月,因母亲病危,沈从文赶回湘西看望。一路上他给张兆和写了许多信——沈从文酷爱写信。依我看,沈从文作品中最具吸引力的是书信,其次才是小说——在1月18日的信中他第一次提到印选集的想法:“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

  (——来源《星星诗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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