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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我这内个人心很拧

时间:2017-02-06     作者:舒晋瑜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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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的身上,有一股拧劲儿。

  当年《尘埃落定》写出来,用他的话说,“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结果怎样呢?

  “有回信算好的,大部分石沉大海。稍微带点新意的作品出来,很多人拿不准。”所以阿来觉得,艺术和出版的关系很微妙。大家都在谈创新,可是真正有创新的作品拿出来后,又跟阅读经验相冲突。退稿理由主要是,图书出版市场化了,希望阿来的作品处理得“通俗”一些。阿来回忆道:“也有的不是直接退稿。编辑说你改改吧,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见。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尘埃落定》可以改:错别字。你可以不出,要出就只改错别字,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

  从处女作开始就被“退稿”,阿来在文坛上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他倒觉得这是好事,尤其是对年轻人,这样更接近文学本质,会回过头来在创作上下更多的功夫。

  很多人走了捷径,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荐到圈子里来,阿来也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到北京去了,认识谁了。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文坛作家们于是有了“同学聚会”,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鲁迅文学院等等。阿来不报名,也没有这个要求。他觉得那些内容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不是理科,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我就想自己学,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个。”

  他说,选择写小说,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早就放弃了。可是,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文坛也不能出其左右。和他一起写作的都走红了,他还默默无闻。虽然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但是因为不在那个“圈子里”,即便有作品发表大家也不大谈论他,会“假装”他不存在。他不服气,一定坚持靠自己打拼在文坛有立足之地。只是阿来没有料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网络支撑的社会,完全凭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确实很难。同时写作的人20多岁就出名了,阿来却得到十年以后。

  “我觉得没关系。我从来只问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做文学而没有做其他,我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选择文学,不伤害我的自尊。我本来就是为了活得干净一点,才干了这么一件事。”

  屡屡被退稿,阿来多多少少有一些挫折感,但他没有停留在顾影自怜上。这一遭遇直接导致他后来的行为——做杂志。“我就想,我可能不像大部分出版界的人,文化产品不应该去迎合读者。”他认为,这样的观点不是建立在切实的市场调查基础之上,而是揣测读者要什么。当他去做《科幻世界》的时候,引导多于迎合。阿来用事实证明,文化产品,应该有这样一种责任,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力量。“如果光是发点书,赚点钱,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太可怕,还不如当农民去种地。我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

  他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产生过怀疑。理由是,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读者,读了那么多书,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很多不出名的人,为了能够出书或者出名,不惜一切代价,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到成都,听说阿来手里有部长篇,提出带回去看看。这部作品转到了编辑脚印手里。脚印当即判断是部好作品,社里也准许出版,首印1万册,这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已经是个非常大的数字。而脚印坚持认为可以印到5万册,就找到当时的发行部副主任兼策划部主任张福海(现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极力推荐这本书。张福海将《尘埃落定》带回家,一口气看到凌晨4点,看得泪流满面。第二天他去找社长要求印5万册。社长问:“赔了怎么办?”张福海说:“赔了扣我奖金!”社长追问:“奖金也不够呢?”他坚定地回答:“那就扣工资!”首印5万册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结果面世第一年,就创下了销售20万册的奇迹。

  《尘埃落定》参加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时,阿来不认识任何评委,更不知道那次评选,终评委是以全票推选的。《科幻世界》刚创办了一个子刊,他参加了南京书展,主要精力放在新杂志在订货会上首次亮相的推广上,想赶紧拿个几万份的订数。接到获得茅奖的电话通知,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等忙完以后,一想,咦,得奖了。

  如今,《尘埃落定》已悄然走过15年,并创下了100余万册的销售纪录和单本图书海外版权量之最,并被认为是历届茅盾文学奖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当时评委会给出的评价是,“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尘埃落定》的出版,在当年甚至被视为一个事件。而当时很多评论家自发地写评论文章,那时的阿来,一个评论家都不认识。在《尘埃落定》出版畅销15年后,他依然深深地怀念多年前纯粹而浓郁的文学氛围。

  “我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上中学的时候都不曾知道作家这个词,甚至也不知道文学。”阿来说,有一次他在放羊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张报纸,那上面关于京剧《沙家浜》的报道,是自己接触到的“首部文学作品”。“它跟我在学校念的毛主席语录很不一样,文字可以有组合,放得好了,就很舒服。”阿来被方方正正的汉字所牵引,认为组合文字是高级智力游戏,而他,对文字、语言有游戏心理。

  阿来30岁之前已出版两部作品,这在当时已算功成名就。然而他对自己并不满意,随后就停顿了下来,进行地方史研究。一停就是4年,直到突然一天有了在286电脑上写作的冲动,于是没有任何计划地写了起来。“我中间还停顿了两个月,是为了看世界杯足球赛,直到意大利队的巴乔罚点球罚飞的那天,才又开了工。”而这部偶然之作正是后来的《尘埃落定》。

  对于这部作品的得奖,他却认为,得奖不能解决自己怎么才能把小说写得更好的问题。有一年,他去参加另一个文学奖的颁奖。记者采访另一位作家,说着说着扯到诺奖了。那位作家说:这就是我写作的动力。回过头来记者又来问阿来,阿来说:“我也得了小奖,很高兴。自己主动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文学史长还是文学奖长?文学奖是和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一起来的,李白为什么写,写《诗经》的人为什么写,写汉代乐府诗的人为什么写?”他说,自己是文学“原教旨主义”,一直在坚持文学根本。

  阿来有自己的拧,但是也明白什么时候不该“拧”。他不会跟自己的内心拧,也不会和命运拧。“我有点听天由命——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消极,但是人的命运有一个大的定数,再拧也别跟那个较劲。人都是有命运感的,有自然神性的东西支配它。”他说,《空山》里有宗教感、有宿命感,生命里有光和神性的东西。但是很多人没有,所以不断地去满足自己的物质要求。当然,他也坦率地承认,自己还是有点“享乐主义”,“我不用非法牺牲文学的方式谋取财富,但是赚到一点的时候,还是愿意享受生活。”


(——文章节选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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