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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被鲁迅错骂过的民国大师

时间:2017-02-08     作者:李劼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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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错骂的那些大师


从鲁迅的笔战对象来看,似乎对有欧美留学背景、注重民主、自由和人权这类价值观念的文化人,抱有与生俱来似的偏见,并且不依不饶地追杀不已。历数被鲁迅指斥的文化人,将会是一张长长的名单。仅举几例有名的骂案,便可发现,其中有前辈师长章太炎,有同辈同行胡适之,林语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晚一辈的文学家里,有邵洵美,施蛰存;无名晚辈当中,则有陈其昌,徐懋庸。其中,当数他投向章太炎的讥嘲和扔向邵洵美的轻蔑,最为失态。

在章太炎众多的浙籍弟子当中,鲁迅虽然名满天下,但并非是在学问上最有成就者。于是,鲁迅就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如此解释自己当年何以去听章太炎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鲁迅言下之意,只认同章太炎的闹革命,并没有从章太炎那里习得什么学问。


鲁迅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他早年文言文章中的章氏风格影响,忘记了他的魏晋研究、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所受章氏学术熏陶的恩泽。


就算是只认革命不认学问,鲁迅也并没有真正读懂章太炎。


鲁迅虽然承认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鲁迅同时又以章太炎身后备受冷落,高尔基在中国却很受欢迎的对比,匆忙认定:“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鲁迅因此不知不觉地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给章太炎盖棺论定道:“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这番论定,比起鲁迅在《趋时与复古》中的冷嘲热讽,还算留了“白圭之玷”的余地。


鲁迅把革命党人章太炎和保皇党人康有为一古脑地煮到一起,才叫出手凌厉:


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鲁迅在文章中一再提及的投壶一事,纯属谣传。史实乃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主持投壶,但章太炎却拒绝出席。鲁迅将一件不成立的传言,当作既成事实作为他讥嘲章太炎复古的口实,其手法与暗示他人造谣托派是汉奸一举,倒是异曲同工。


至于章太炎晚年的归于宁静,也并非是鲁迅所说的制造与时代隔绝之墙。章太炎从革命的舞台上回到安静的书斋里,根本原因在于,支持联省自治,不认同孙中山联俄联共以求十月革命那种一统天下的列宁主义革命,从而断然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同样的不认同,王国维的方式是自沉昆明湖,而章太炎的方式是苏州讲学。且不说章太炎的这种方式,有没有隋末王通的河汾之志,至少表明了他不愿淌入国共两党的革命混水。


古人有言,宁静以致远。真正的革命家,有如江湖豪侠:仗义行侠时,动如脱兔;退隐江湖后,静如处子(一如老子所言,回归婴儿)。这根本不是鲁迅理解的朝前拉车朝后拉车,而是一种人生的境界,生命的修为。


鲁迅既没有听懂学问家章太炎的讲课,也没有读懂革命家章太炎的人生境界。

倘若说,鲁迅对章太炎革命生涯的奚落,基于以革命者自居的无知,那么他之于享有海上孟尝君之誉的新月派文人邵洵美的诋毁,完全是罔顾事实,有恃无恐,并且一再造谣:“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由此生发出子虚乌有的登龙术,在《登龙术拾遗》一文中讥笑道:“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许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但一登文坛,即身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更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恶语相向:“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事实上,邵洵美的家产,既不是骗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更不是做女婿换来的。因为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不仅是姑表亲家,邵家也同样名门望族,家财万贯。


施蛰存对邵氏曾有中肯评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鲁迅一再朝着邵洵美恶声恶气,也许是心有嫉妒,也许是那位海上孟尝君为人过于厚道,被视作可欺。而邵洵美后来的遭遇,又像是上苍对鲁迅的不以为然。活到49年之后的邵洵美,被加以子虚乌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关进大牢,最后在穷愁潦倒之中郁郁而终。


据同室难友贾植芳回忆,邵氏在狱中曾经托付他澄清两件事情:


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

邵洵美要贾植芳澄清的两件事情,都跟鲁迅有关。至于是在“功德林”设宴,还是将“功德林”的素菜叫到宋府摆席,贾氏回忆可能有误。但邵氏所言之事,应该属实。这里再加上后人忆及的一个细节,鲁迅之于邵洵美的攻讦,就更加令人感慨。那次会面,是邵洵美第一次见到鲁迅。“会后,正遇下雨,很冷,邵洵美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脸冻得发青。便立即邀请鲁迅上他的车,一直把鲁迅送回寓所。”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不善辩战的邵洵美,被鲁迅在文章里打得鼻青眼肿。鲁迅果然是战士,鲁文果然是匕首投枪。在阿Q眼里,周围的人不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就是王胡、小D。鲁迅后期杂文的特点在于:以阿Q的眼光打量世人,以鲁迅的刻毒四面出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在后世被总结为造反有理,在鲁迅则变成:贫穷就是真理,富贵必定有罪。就连出汗,都有香汗臭汗之分,阶级界线划分得清清楚楚。按照这样的标准,鲁迅不再着意西方的人文经典,而是专门挑选苏联或者东欧各国的阶级斗争文学阅读。鲁迅的个性难以与人合作,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左联太上皇的居高临下。鲁迅在左联中的说一不二,与陈独秀做共产党领袖时的大家长作风,也是一种异曲同工。这种霸道,充分体现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章里。

那篇文章,也是源自一封年轻人的私信。姑且不论徐懋庸比之于陈其昌,文字过多纠缠于私见与人际关系,即便写得不堪入目,也不等于可以没有征得写信者同意就自说自话地公之于众,并且还理直气壮地大言不惭:“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凭什么说人家希望他发表此信?又凭什么断定人家是恶劣青年?轻蔑口吻,加信口开河;加把自己的胡乱想像,硬说成是人家的想法;加毫无根据地做诛心之论。鲁迅的强词夺理,可见一斑。

至于鲁迅要跟人家争论的话题,无非是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骨子里都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旨意,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把日本军队吸引到中国来,不让他们进犯苏联。跟斯大林站在一起,这是鲁迅晚年热衷于向世人传达的文字信息。鲁迅早年的文章,自称是听了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将令;晚年的文章,则全然是标明其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站队。答徐懋庸文,要说寓意深刻,实乃无聊之极;要说毫无内容,却实实在在地倾诉了自己的衷肠。文中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如何重要,但字里行间却在时时处处地提醒读者,文章作者鲁迅,是如何的高大伟岸,如何的不可侵犯,如何的不容忽视。其中最有趣的文字,当数这一段:


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


如此的堂皇,真不知鲁迅是在指斥他人,还是在自我反省。也许鲁迅如此落笔时,忘记了自己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过什么。听者仔细琢磨一下,也会发现,弄不清是在说别人还是在说自己。


鲁迅诸如此类的文字有很多,姑嫂斗法,泼妇骂街,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等等。诸多痛诋,皆可自照。至于一些不谙世事,不熟悉这一套的厚道之人,确实被鲁迅吓得不轻。试想,邵洵美身系牢狱,生死之际,最难以释怀的,竟然是遭受鲁迅的冷落,是被鲁迅无端的辱骂。


鲁迅的后期杂文,大都经不起推敲。倘若说,鲁迅的前期杂文聚焦于人际纷争,那么其后期主旨是党同伐异。有了党争的立场,文章自然被真理化身的幻觉所笼罩,感觉在代表大众发言。早先那种两间余一卒、荷独徬徨的孤独,此刻全然被大众发言人的光环所取代。

伟人曾把鲁迅比作孔子,既对,又错。就专制文化的同构性而言,鲁迅确实和孔子一样,都是专制话语的始作俑者。只是就话语形式而言,孔子是伦理秩序的建构者,鲁迅是造反有理的破坏者。孔子是以等级制度和奴化心理网罗一切,鲁迅是披着大众的战袍、戴着真理的桂冠打倒一切。只不过,那样的打倒所建立起来的,依然是一种等级秩序。只是把原先的秩序颠倒了一下。这倒是跟马克思的哲学异曲同工,是颠倒过来的黑格尔体系。


五四新文化何以演变成君临天下的语言形式?鲁迅文章、尤其是后期杂文,是个关键的过渡。按理说,从倡扬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是联接不到49年之后的,假如没有鲁迅作中介的话。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四根顶梁柱当中,唯有鲁迅,是通向专制话语的桥梁,并且是一座独木桥。因为无论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周作人的人文主义,还是陈独秀经由亲历共产主义革命后的自由主义反思,都与此类话语形式绝缘。

文坛枭雄鲁迅的这种历史角色,同时代的陈独秀也罢,胡适也罢,周作人也罢,都难以看清。因为他们站在同样的历史平面上。历史需要旁观才能澄明,维度需要变换才能获得不同的景致。比起韩非子,鲁迅死得其时。假如鲁迅不是死在1936年,而是活到1976年,那么鲁迅自己也会很尴尬。秦始皇杀韩非子没有杀错,因为死人才能供起来。供奉活人是很困难的,但供奉死人就容易多了。这也是鲁迅死后,为什么谀词如潮的原因所在。


读鲁迅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从他的后期读到前期,会越读越同情鲁迅,可怜鲁迅。卿本佳人,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个出类拔萃的文学天才。一种则是从前期读到后期,会越读越觉得厌恶。文人堕落,原来并非只是消沉颓唐,真理在手的夸张,也是通向丧失自由的道路。


比起鲁迅的死不反悔,尤其是宣称死后一个都不宽恕的专横,陈独秀的晚年,应该说是相当幸运的。


虽然比起章太炎最后的宁静,陈独秀乃是不得不归于寂寞;但陈独秀毕竟在寂寞中悟出人生真谛,回到了早先的自由主义立场。而鲁迅,最后完全迷失;迷失在真理化身的幻觉里,迷失在君临天下的夸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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