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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

时间:2017-02-16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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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我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这一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现在更喜欢这一说法,因为它更广阔,也更能切合儿童文学的精神世界。这里所说的好的人性基础至少含有:道义感、审美意义、悲悯情怀。”

我们这一代批评者有连绵不断的苦难而积累起来的人生经验,但是缺乏青年学者的知识结构。我们曾经的观念也许已经残缺和老化,也许无法面对新的创作实践、在解读文本时可能发生老刀卷刃的尴尬,但它们确实在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千秋大业方面,发生过历史作用。今天,我将它们呈现出来,无非是想给诸位一个参照物,远处的山峦也许草木凋零,但可以衬托近处大山的旖旎风景。


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


上世纪80年代,我是那时的典型愤青。几乎所有重要的儿童文学会议,有眼光、有远见、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不满但又不方便说话的人,都会让我做一个重点发言——所谓发言,就是打枪和开炮。那些观点现在看来已经太过寻常,甚至看上去并不完美,但在那时却是振聋发聩的。

我忽然在一次大会上为儿童文学作家十分干脆地作出一个定义: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这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句子,这个句子的背后就是对民族性格的质疑:

中国作家肩负着塑造中华民族的崭新性格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如果对这一观点没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讲,这方面的责任似乎尤其重大。道理很简单:作为这个民族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已都无太大的可塑性,而新生代却可塑性很大。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感。

中华民族曾为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这并不等于尽善尽美,更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民族在性格方面的明显缺陷视而不见。这是一个同时背负着历史的光荣和历史的负担的民族。在走往明天的道路上,它要比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艰巨得多。

儿童文学作家对过去儿童教育中的观点以及儿童文学的一系列主题倾向作了重新审视,他们抨击了过去的顺从观念、老实观念、单纯观念等一系列观念,写了许多尊重孩子个性、承认他们具有独立人格的文学作品。上世纪80年代的儿童文学向人们表明:它喜欢坚韧的、精明的、雄辩的孩子。它不希望我们的民族在世界面前是一个温顺的、老实厚道的形象。它希望让全世界看到,这个民族是开朗的、充满生气的、强悍的、透着灵气和英气的。

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髙度,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深度力度的作品;也只有站在这个高度,它才会更好地表现善良、同情心、质朴、敦厚等民族性格。中国在21世纪必将生存下去,而它已没有任何理由在21世纪还不能摆脱落后的处境。它也应当走向辉煌了。而那时,这个民族的中坚力量,就是今天正在阅读和将要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孩和中国女孩。

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这个类似于口号的观点,是在中国人不满现实、对未来充满向往、中国第二次解放的语境中诞生的。


儿童文学是文学


1987年秋,当时儿童文学的中坚力量汇聚庐山。这次会议注定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重点事件,它的成果就是一大套“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我为该丛书写了题为《回归艺术的正道》的总序:“我们赞成文学要有爱的意识。我们推崇遵循文学内部规律的真正艺术品。我们尊重艺术个性。我们赞同文学变法。”庐山会议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何为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何为?”的问题。庐山会议结束后,一个观念很快形成:儿童文学是文学。

儿童文学是文学,这句话在当时有着非凡的含义,意味着对从前以教育(“教育”一词并不准确,实为“说教”)为功能的儿童文学观的革命性颠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虽也说寓教于乐,而实际上正如保罗·阿扎尔所说的那样:“教育很快就把扼杀娱乐变成自己的义务。”

我是这样表述的:

“儿童文学是文学”,本来是一个简单的、无需重申的、更无需争论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愿或不敢正视这一问题。若干年间,我们严重忽略和冷淡了它的文学的基本属性,生产出不少标着“儿童文学”字样而实非文学的平庸之作。这些冠以“文学”的作品,没有为我们创造任何的文学价值。

文学当然具有教育的作用,排斥了这一作用,文学是不完善的。但,我们过去把教育作用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将教育性提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甚至将教育性看成了文学的惟一属性。且莫说它对文学特性的扼杀,更为可悲的是,它所配合的政治有许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是一些损害民族身心健康、阻碍中国社会正常发展、导致畸形人格心理的政治。它所产生的恶果,至今未能消失,并还将长久地发生不良的效应。

儿童文学是文学。它旨在引导孩子探索人生的奥秘和真谛,旨在培养孩子的健康的审美意识,旨在净化孩子的心灵和情感,旨在给孩子的生活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而在这同时,它也给了孩子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教育。


“成长小说”与“成人化写作”


上世纪末,我开始写一种叫“成长小说”的小说,并在理论上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富有理性的阐述和论证。这个概念的生成、接受和流行解决了许多一直纠缠着我们的困惑。这一概念的生成,意味着一块隐形陆地的浮出,意味着一脉新形态的文学的生成,意味着一种新的美学意念和新的言说方式的确立。

我们原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这一空缺,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对人生的一个过程缺乏足够的关注与深刻的认识之缘故。我们曾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陷入一种经常性的困惑:我们似乎忽略了什么,并且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什么;我们隐隐约约地觉得,我们在处理一些题材、事情和主题时非常麻烦,不知如何下手和掌握在什么分寸上;在我们不得不作出那样的处理之后,我们从内心深处觉察到我们将生活强行地削切与挤压了,我们舍弃了许多精彩与深邃的东西,但却无可奈何;我们似乎被什么箍住了,又似乎因缺少某种规范而有一种心虚、茫然的感觉。

但我们就是说不清楚困惑是因何而产生的。

大约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忽然地涌进一批新手。这些人似乎从一开始,就写出了与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不大对路的东西。这些人当初对自己的写作肯定犹疑过,但他们又难以重新退回来——甚至,他们觉得即使这样写,仍然有被捆绑的压抑感。总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和另样的境界在诱惑着他们。许多年来,这些人就一直处于这种犹疑与被诱惑的矛盾状态之中。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争得了天下。他们还被认为是当下儿童文学界的中坚力量。然而,被怀疑、被审视的情况就一直未中断过。批评界已无数次提醒这股“误导”了儿童文学而步入歧途、到处流窜、并已取得显赫地位的力量,当悬崖勒马、改邪归正。

这样的写作被认定为“成人化写作”。从事这种写作的人,在这种氛围中时感不安。他们想摆脱儿童文学特有的腔调而用另样的腔调,想摆脱儿童文学应有的单纯而让作品的主题复杂深奥一些,一旦作出这种抉择,就总是感到自己的行为含有矫情与做作的成分。这些人在表面的理直气壮下,其实一直未停止过自我怀疑。正是这种心理的作祟,当有人批评这种写作为成人化写作时,他们就会变得有点恼羞成怒。

批评一方在批评这种写作为成人化时,写作的一方采用了同样的思维方式,说:不,这不是成人化。谁也没有想起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双方实际上都未能找到打开黑箱的钥匙。因此,这种旷日持久的指责与反指责,只能是无效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把在草丛中闪烁着的钥匙,这就是:我们必须对这一路作品重新命名。

旧有的儿童文学概念,其实是一个限定性很强的概念。当提到“儿童文学”这4个字时,我们马上就会进入一种特殊的语境,就会感受到在冥冥之中有一个关于语言、关于主题、关于如何处理生活真实的指导性的体系就在那里。但现在来看,从前的儿童文学概念,实际上来自于为低幼与小学中高年级的孩子所写的文学,由于社会环境与物质环境的变化,今天它可能连小学高年级文学都不一定很适用了。旧有的儿童文学概念,依然是合理的。可惜,近些年来,这种被看作为“正宗的”儿童文学却是地广人稀,情形不如人意。

但以这旧有的儿童文学概念来统辖一个相对于成人文学的一大文学门类,显然已经非常不合适了。按旧有的儿童文学概念来书写初中以上、成人世界以下的这一广阔的生活领域,形同一双大脚必须穿上一双童鞋走路,只能感到步履维艰,并不无滑稽。

事实上,那些被认定为“成人化”的写作,它的尴尬之处,并不在所谓的成人化,而在于一边要竭力符合旧有的儿童文学概念,一边却又要尽量契合旧有的儿童文学概念所无法顾及到的现实。这些写作者一直摇摆于这两者之间苦于找不到一条畅通无阻、心灵无碍的出路。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成长小说”的独立并无足够的条件,将它看成是儿童文学的一支,相对来说在体制上较为容易。操持成长小说的,也多为少儿出版社。从事这方面写作的主力,也在儿童文学界。但必须实行“一国两制”。成长小说应逐步形成它自己的一套方式。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无疑是历史性的转变。


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本世纪初,我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这一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现在更喜欢这一说法,因为它更广阔,也更能切合儿童文学的精神世界。

这里所说的好的人性基础至少含有:道义感、审美意义、悲悯情怀。


道义感


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当初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能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有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于文学。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之中,我们只要稍加分辨,就能看到文学留下的痕迹。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人类当然应该像仰望星辰一样仰望那些曾为他们创造了伟大作品的文学家。没有文学,人类依旧还在浑茫与灰暗之中,还在愚昧的纷扰之中,还在一种毫无情调与趣味的纯动物性的生存之中。不讲道义的文学是不道德的。不讲道义的儿童文学更是不道德的。


审美意义


关于美和审美的问题,是一个我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会遇到的问题。中国像我这样的作家可能为数不多,在这样一个年头还讲美,讲美感。我的看法是一贯的,在我的意识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认为美感的力量、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为常识,但只有一个东西是不会衰老的,那就是美。我们再打个比方,东方有一轮太阳,你的祖父在看到这一轮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会感动,你的父亲一样会感动,而你在看到这一轮太阳升起的时候也一样会感动。每当我们看到这一轮天体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它感动,这就是美的力量。


悲悯情怀


这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以为,任何一个古老的命题——如果的确能称得上古老的话,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的。在我们看来,陈旧的问题中,恰恰有着许多至关重要、甚至是与文学的生命休戚相关的问题。而正是因为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基本问题,所以又是我们极容易忽略的问题,其情形犹如我们必须天天吃饭,但却在习以为常的状态下,不再将它看成是一个显赫的命题一样。进入这个具有强烈现代性的时代之后,人们遗忘与反叛历史的心理日益加重,在每时每刻去亲近新东西的同时,将过去的一切几乎都要废弃掉了。


让幻想回到文学


2007年,我写作多卷本幻想小说《大王书》,并发表“让幻想回到文学”的观点。许多朋友都知道,在很多年前我就有写一部幻想类作品的念头,但就在跃跃欲试准备进入情况时,却见此类作品忽然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它们成了宠儿,成了许多出版社竞相出版的主打作品,一时间,五颜六色、斑斓多彩、沸沸扬扬地飘落在中国人的阅读空间里。加之《哈利·波特》《指环王》《加勒比海盗》等在中国的大肆席卷,中国作家、批评家、出版家以及广大读者终于彻底地认同了一种叫作“幻想文学”的文学,并义无反顾地迷恋上了它。在如此波澜壮阔的情形之下,我想我就没有必要再凑这个热闹了,于是便暂时放弃了这个曾经汹涌在心的念头,依然很平静地去写我的《草房子》《红瓦》《细米》《青铜葵花》式的作品去了。

然而,就在这几年里,写着写着便会有一种企图再度涉足此类作品的冲动,但与从前的情形却有了不同。冲动的原因,不再仅仅是来自难以压抑的内心渴望,而更多的是来自对当下所谓幻想文学的犹疑和担忧:这就是幻想吗?这就是文学吗?这就是幻想文学吗?

我从豪华的背后看到了寒碜,从蓬勃的背后看到了荒凉,从炫目的背后看到了苍白,从看似纵横驰骋的潇洒背后看到了捉襟见肘的局促。“幻想”在今天己经成了“胡思乱想”的代名词,成了一些写作者逃避“想象力贫乏”之垢病而瞒天过海、欺世盗名的花枪。所谓“向想象力的局限挑战”的豪迈宣言,最后演变成了毫无意义、毫无美感并且十分吃力的耍猴式的表演。

所谓“幻想文学”,其实“文学”是没有的,剩下的就只有“幻想”了——“文学”只是浪得了个虚名。我对自己说:去做吧,让幻想回到文学!为了写好它,我做了我自写小说以来从未做过的案头工作。我很认真地看了大约20部关于人类学方面的皇皇大著。其中,弗雷泽的《金枝》、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泰勒的《原始文化》、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经典性著作,这一次都是重读。它们给了我太多的灵感与精美绝伦的材料。我对这些著作,深怀感激。

2008年对于我而言,是我写作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年头。

鉴于解读图画书的话语权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图画书被高度神圣化、神秘化而使原创图画书望而却步无法开始的现状,我在许多场合发表了我对图画书的看法。提出了“无边的图画书”的观念,发表了“不要低估文字在绘本中的作用”、“不必过于夸大绘画在绘本中的地位”、“不必过高估计国外绘本的成就”等一系列看法,并几乎失控一般创作了数十本图画书。这些图画书的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以上所提到的,其实在这数十年间,我还发表了其他种种有关文学的观念,并且,我也是这些观念的实践者。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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