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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李立:格尼的“量尺”

时间:2017-05-09     作者:周李立   阅读

格尼的“量尺”.jpg

作家简介:格尼,本名郭金梅,自由撰稿人,中国作协会员。著有短篇小说集《马兰店》,中篇小说集《和羊在一起》。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鲁迅文学院第18届高研班学员,四川省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


格尼的“量尺”

周李立


认识格尼是因为贺小晴,认识贺小晴是因为罗伟章,认识罗伟章是因为——已经太久想不起来了。某次吃饭,贺小晴说,“喊金梅来嘛、喊金梅来嘛”,然后罗伟章就打电话。大晚上的,金梅裹着长大衣来了,挨着小晴坐,瞪着大眼睛看我们说话,好像金梅说话主要是靠眼睛。后来知道,原来金梅就是格尼。

通常朋友们给我发信息,有的不加称呼直接说事儿,有的先叫李立、小周,或者客气调侃我,称周老师。格尼都不是,她发来的信息,打头必先喊周李立——周李立你在做什么?周李立你邮箱多少?周李立出来喝酒!爽快得不可思议。见字如面,让我觉得她就坐在对面,大眼睛正盯着我看。这很好,是我们四川姑娘作派,但格尼是内蒙人,这些年都在四川生活。我不管。我还是拿她当四川姑娘。

印象中,最早见格尼的小说是发在《花城》的中篇《和羊在一起》。小说源自她的内蒙记忆。罗伟章认为格尼通过小说游走于故土与他乡,这个他乡,是四川。少不入川,从内蒙草原出发的格尼,在盆地重新定位自我,拒绝淹没于庸常。小说是她定位自己的一把尺,这把尺,架在内蒙那条名为格尼的河流与蜀地之间,量出格尼与金梅的距离。多数时候,它们没有距离,融合一体;偶尔发酵,内部出现张力,让格尼不吐不快,这时她就动笔,写下来。

短篇《白光》与时代和个人有关,当然够味儿的小说都与时代与个人有关。现代城市中的个人,看似拥有充分选择权,其实那也不过是罅隙中的自由。小说主人公,一个五十岁的失业男人,便是身处新旧时代夹缝中的人。他被认作是网络时代的格格不入者,他不明缘故对变化太快的时代莫名烦躁。他不用电脑,哪怕因此丢了工作;也拒绝用微信,哪怕妻子和朋友们威逼利诱也不为所动。喧闹的市井声似乎是他烦躁的起因,真是太吵了。他固然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但他也同样是被选择或被弃之不顾的对象。他勉为其难去面试——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被某种力量裹挟着前行。他的前行有些艰难,因为他不会用手机打车软件。他在公交车上颠簸,踉跄的行程恰似他跌跌撞撞的处境。于是他爆发了,因为这世界留给他的缝隙太窄、太紧。然而他的爆发被定格为朋友圈里的图片。图片也不负重望地为他定了性,一个暴躁的疯人。他在新时代的亮相惨不忍睹。而他的未来差不多也会如此,惨不忍睹。

小说未明示他对新事物的抵抗态度产生的缘由,但我相信,不是每个人生来就必须得对日新月异的时代保持热情及好奇。网络提供的广阔空间看似让世界更具包容性,但真实世界中,人们的宽容反倒变得更少。屏幕的白光,四处叠加折射。光怪陆离中,我们对真实的认知,也由此愈加艰难。

我没有求证过格尼写这篇小说的起因,毕竟我们每个人都认识几个拒绝用微信的朋友。想起他们的时候,他们变得抽象,我们知道他们就在那里,某个地方,过某种生活,然后我们就不再想了,继续拿起手机,为加过滤镜的万紫千红的图片,贡献我们的手指以及并不多的热情。人人都意识到这有些不正常,但毕竟人人都这么做,不正常也就成为另一种正常。这些说不清、理不顺的荒谬东西,正是小说的职能。小说之小,担不起洪钟大吕的重任。而那些微妙的变化中,潜伏着的命运走向——每当小说在表达这种东西的时候,就会美得一塌糊涂。如罗伟章总结的,“在格尼的城市背景的小说中,贯穿着三个关键词:固守、变异、不适。”固守与变异,两种力量难免博弈,呈现微妙的平衡、持续的拉锯,终令结局荒唐而疯狂。

格尼平时寡言,唯酒后话多。这一点上,我们一样。我此前写过,雷默有次来北京,酒前虚张声势,喊啤酒来六箱,后来端上桌的大概是六瓶。格尼不虚张声势,她客气地小声告诉服务员:先放一箱在这儿,完了再要。这是格尼的风格。多数时候,她说的都是小说,写小说的人那些近似的苦乐悲欢,林林总总。我知道,这些我们自以为十分重要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其实很不重要,所以平时不能说,说了别人也不懂,还有可能让自己无端陷入错位的尴尬——这种尴尬让我们都有点像《白光》中那个固守的、不适的男人。好在同行之间,我们还有彼此指认的时刻,如果机缘恰逢、星月刚好,就足够。“他们为什么不看了小说再做评价?”格尼表示。我认同——如果你们没有读过我的小说,你们对我的评价,对不起,我不必在乎。我们只有单纯的愿望,那就是写出心目中的好小说,然后,有人读。

有次我和格尼准备拍张合影,现在人们都这么干,每天合影。路人甲半蹲着拍来拍去,似乎对自己的照相功底很得意。我俩站那里,局促地保持微笑,期待着摄影大师的作品问世。总算拿回手机看,看见几张取景奇怪的照片,我们差不多只剩两个大头在画面里。然后我俩又局促地傻笑,是莫逆于心的笑,只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拍照总是不好看。”格尼说。“我也是。”我说。然后我想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不再提拍照的事——那不是真的,是变异。格尼在固守与变异之间,拿起一把尺,丈量着那些令她困惑的不适。这把尺,是她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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