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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所谓批评家,实质不具备评判诗歌的能力

时间:2017-08-04     作者:彭一田 来源:独立作家   阅读

诗歌笔记

文 | 彭一田


二十八


“地域写作”的提出者们,由他们个体生命的体验出发,深入到对文化理性层面的思考,以诗性的情怀建构诗学体系,而不是用文化哲学或思想史的方法去解读民族生存史上的故土家园。其主要倡导者诗人周发星认为“地域写作”的核心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家园,二是天空。家园从属于山川大地,天空则与迁徙流亡有关。在有着家园情怀寄托的“地域”上,由现实中一已生存的根系血脉,通过诗性延伸到整片山川大地上的草木生机,由此,诗人在自己的容身之地融入了对世界未来的想象与期待。


实际上,地域写作是个本然性的存在,比如沃尔科特的大海、祖先,乃至具有殖民地血缘的语言,这些元素客观上就是地域性写作的内涵表现。可以说,所有的写作都天然属于地域写作,因而“地域写作”的理论体系建构要面临许多阐释自己之所以出现的问题,尽管“地域写作”概念的提出者已表明地域写作是人类共有的写作方式。一定程度上说,只要“地域写作”倡导者把自己所主张的理论与地域写作天然存在的各种差异阐释清楚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也就显现出来了。阐释差异是理论体系构建的一个工作维度。

 

“地域写作”是在失语的时代背景中提出的 ,从现实中引发民族文化面临失传的身份危机开始,进而深化为对诗歌精神的思考和建设,寻找能够容纳生命情绪的,与现代语境达成同构的文本形式,以更好地彰显生命本真中的激情力量。而降低修辞的价值,显然一直是“地域写作”倡导者们关注的方面,对气象、风骨、神韵、格调的把持,要压倒对新鲜比喻和奇异经验的追求,这里悖论式地出现了诗歌语境的一种“本土”特征,使得蕴含着古老道德激情的文本大量出现在“地域写作”旗帜下的诗刊上。

 

从地域现实出发,通过改变现实的地域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进而改变命运,这是生存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生命求解放和求自由的长期的心灵企盼,与艺术召唤。祖先的流离失所是一个背景性问题,而用“非母语”写作诗歌是“地域写作”的另一个问题。这里存在的“记忆”和“认同”两个问题,表明在社会沟通中的普遍困境。在关于历史的神话、叙事、心理层面上,“集体记忆”不一定就是“历史认同”,而运用“非母语”,客观上存在嵌入国家层面认同的叙事原则和叙事模式的语言逻辑的隐性要求,因而“地域写作”理论体系提出的本身,隐含着诗人“身份与文化的双重焦虑”。

 

以原住民生命中的节律性 ,他们所具有的诗性智慧 ,现实生存与遥远祖国之间的互喻企求,并借助汉语本身具有的高度隐喻性,达成文本的实现,这已经是诗人的文本自律和道德要求了,“非母语”作为历史记忆的存在,早已经不能产生现实认同的具体路径了。语言是作为文化景观存在,还是作为交流工具和表现方式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谁又能对此种失去母语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处境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呢?

 

由此,“地域写作”中的“地域”存在着虚构的可能,由实入虚,由具体到抽象,由个体生命体验扩大到对民族命运的关注,这是“地域写作”的核心要素构成。以诗性方式对现实地域的文化内涵重新认识,并试图加以“改造”,这是从现实地域上“再出发”的诗歌企图,但如何传承自己民族的史诗精神,依然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原住民的诗性人格给予周发星以重要的启发与启示的一点是,他概括地认为“边缘民族文化”“民间诗歌史”是自己构建“地域写作”体系的田野性质的第一手资料。

 

无论是激情性写作还是技能性写作,都要以智性为基础性内核,因此发自生命本能能量的激情式抒情化写作,从发展或进一步深入的诗歌要求看,有待来自理性的自省,而通过一个写作概念和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或许可以部分地达到倡导者预设的目标。在诗学建设中反思自己的作品特性,又在这一反思中积累提升体系建设的高度所需要的厚度,这大体在客观上回答了诗人周发星之所以持续以十几年的时间来构建他的“地域写作”理论体系的用心所在。诗人提出的理论首先是为诗人自己的诗歌写作服务的,诗人必须要回答自己在诗歌写作中发生和面临的问题。

 

由此看来,“地域写作”需要完善的地方,不是“文化根系”的问题,是在有时要“超越国家认同的修辞策略”的层面上,如何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诚然,诗人在写作上的这些困难只有通过在语言内部纯粹的修辞努力才能得以克服。

 

二十九


民间诗刊坚持以独立精神来表达自己生命的本真气象,这是民间诗人“清醒中的明智。”说到底,诗歌是一座巨大的山脉,一个个体生命终其一生只能从这座巨大的山脉背回一点点矿藏,以供自己福慧双修。


诗歌博大精深的内蕴,和它呈现的路径与景象,恐怕连上帝都不能完全说得清楚,因为上帝是人类的另一个自我。我们只能谈各自所能理解和写出的那部分诗歌,这不但是一种谦卑,而且是本份;任何个体和集体都不能以全知口吻谈论诗歌。那些以全知口吻来谈诗的批评家们,其实有不少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功利需要的,有时简直是利令智昏。


穷尽一生写诗的典范人物,当首推历史上的李杜二人。杜甫虽说“诗是吾家事”,但他的读书立志,目的不在作诗,而实在经世济民,所谓经世济民也就是忠君爱国,也就是至情的一方面,这可能是杜甫被后世称为“诗圣”的原因。李白同样是一生漂泊的,但他是以乐观的方式游历河山的,与杜甫背负家国的忧患满怀不同,李白是把人生看成一场快乐率性的旅行的。


如果我们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旅行,那么诗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作旅行。用大地和天空的维度也许可以分别说明李杜之间的风格差异;我至今都认为李白是那种传说中的诗人,他在天上飞翔和盘旋,是“仙人”,而杜甫则是用双脚一步步走遍大地的诗人,是“移动的草木”。


当然,正如散文家祝勇说的那样:“也只有唐代,能够成全李白。假若身处明代,杜甫会死,而且死得很难看,而李白会疯。”唐代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都再也没有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诗人了。


许多人只是在生命的青春阶段钻研过诗歌文本,“青春是本然的诗歌阶段”,之后他们把才华发挥在其他“有用”的事业上了。比如曹操和毛泽东都是出身于文青。


三十


虽然文字上看,这篇东西大都言之成理,但看不惯作者的全知口吻,对于流行诗坛,作者也许看了不少,但对于诗歌本身,作为一名不会写诗的“诗评家”,他又能懂多少?!须知,个体生命意义上的诗歌的产生和流传,并不是为了给文化形态上的某些职业人士提供话语权的铺垫的。

 

诗评家和诗人是两回事,诗评家着重于文化形态上的考量,而且是站在和他自己的利益不无关系的立场上的,他们所研究的甚至不是诗本身,而是话语权的获取,该文所作的也是从外部对诗歌形态的一种很有局限的考察与评判,而非诗本体建设。而多数诗人是针对自己生命的内在素质在写作的,写作在诗人那儿是心灵的修为。简言之,诗评家大都是出于职业需要,而诗人大都是出内在生命的需要。


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评家”行文的这种“全知”式口吻,本身就很值得怀疑。何况按照后现代的观点,人人都是艺术家。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对艺术的创新要求,就像六祖说的,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那么,我们反过来想想,并从另外一个侧面问一下,作为“艺术创造者”的诗人都已经摒弃了那种“宏观”“宏大”,作为外行的“诗评家”的那种“宏观”视野和全知架式又是从何而生发的呢?难道说,就因为外行,所以“宏大”,又因为“宏大”,所以“全知”?!


言归正传。批评文本实质上是脱离大海,来谈大海当中的冰山的,这对诗歌还有什么有益可言?!以构筑文化概念的方式,从外部来推动诗歌那是一种社会运动,只能构成形态上的外部事件。包括我们今天早上所谈论的这篇文章,他只是从时尚泡沫的层面来谈。所以说,作为一名以心灵去领悟和写诗的人,确切地说是感到了羞辱。来自文化形态的羞辱。


众多的所谓批评家,实质上是不具备评判诗歌的能力的,而职称资格无非是自欺欺人。但不会写诗的批评家,却是掌握话语权的能人。技存于道,凡在他们的批评文本中显示不出“道”的,严格地说,均不足以称之为什么“家”。


现在这个时代,毕竟不同于过去的文化集权了,许多方面在发生改变,但能够引领诗人前行的这样一些批评家还是没有的。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批评,就是卖膏药式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并且是咋说咋有理。所以,此类文字姑妄看之,我个人认为,对一个真正写诗的人来说,读多了此类文字会乱性:这是要把好端端的诗人拖往竞技场!


还比如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的什么什么,说中国又如何如何,说中国式的又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差不多都是别有用心的。要知道诗人的唯一前缀,只是语种。只能说我们是中文诗人,或者说汉语诗人。你说其他的什么,比如说你是山东诗人,是北京诗人什么的,这个都已经不是诗歌那个事了,这都已经给诗人戴上了地域功利的套子了。


人皆可谈诗,皆可谈论他所认识和理解的诗,但凡是以全知口吻论诗者,均为耍流氓。


2017.5月整理成文,于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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