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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故事|向以鲜:锦江边的诗歌弄潮儿

时间:2017-08-21     作者:向以鲜   阅读

锦江边的诗歌弄潮儿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四川大学的诗歌往事 

文/向以鲜


《锦江》的文学景象


1986 年夏天,我从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办理了几大箱书籍行李之后,坐着冗长的绿皮火车,经过几十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坐落于锦江之畔的四川大学。那个时候的四川大学,陈旧、朴实,却隐然有大家气象:历史系的缪钺先生、中文系的杨明照先生以及法律系伍柳村先生等都还健在。尤其是来自重庆大足的老学者,也是我所在的古籍整理研究所老所长杨明照先生给人印象尤其深刻,他贡献给四川大学及世人的,不仅仅是殚精竭虑数十年而成就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还有两道独特的风景:一部银色的亮得晃眼的飘飘美髯和一双手工打制的单耳子草鞋。可惜,这样的学院风景,而今的川大再也找不到了。 


对于刚刚二十出头的我来说,四川大学鲜活的先锋诗歌精神吸引着我和众多青年诗人——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四川大学,是中国诗歌和文学的重要桥头堡。成都虽地处内陆深处,却在政治和文学尤其诗歌革命——两根最为敏感的时代神经——方面常常得风气之先。四川大学诞生过两本重要的民刊:《锦江》和《第三代人》。关于后者,近年提及的比较多,了解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本民刊的贡献并不在于诗学方面有多大突破,而在于明确的诗歌史学意识(代际划分),并和后来声名显赫各种开宗立派的“第三代”概念融合在一起,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史学描述亦堪称功不可没。 


在文学觉醒意识及深远影响方面,四川大学的校园文学民刊《锦江》可能更值得注意。这本代表着川大人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刊物,其诞生的时间要比《第三代人》早好几年。《锦江》主要是由 77、78 两级的老大哥主持,创刊于 1979 年 6 月。《锦江》有着明确的创刊理念。学者谢不谦认为:民刊《锦江》在创刊号中即已透露出鲜明的思想解放思潮。刊载在其中的郑嘉的诗歌《向着太阳,飞奔》这样呼喊:“即使有些悲观、颓废 / 也比热情被利用、青春被强奸 / 强上百倍万分 / 有眼,就要睁开来观云测风 / 有腿,就要迈开去走西奔东 / 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我们这一代年青人 / 是倒霉,是幸运?”创刊号中,锦江文学社还在《编后》中提出办刊理念和目标:我们真心愿意她能成为让人讲话而无棍、帽、辫之忧的园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个愿望并未有达成。 


《锦江》并不是纯诗歌刊物(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四个方面),其广为世人所知的也不是诗歌而是小说,这在所有中国民刊中可算是一个孤例。1979 年 12 月《锦江》推出第三期,刊载了中文系女生龚巧明的《长长国境线》和萧萧的《蓝玻璃》。由于龚巧明和萧萧的文章气势恢宏而又题材敏感,至 1980 年春天,《锦江》即将出刊第四期之时,《锦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作”,勒令立即停刊。短命而了不起的《锦江》,只活了半年就夭折了。 


但《锦江》为四川大学历史留下了最迷人最热烈的风景:青春、热血、理想、诗歌、汉语、先锋、无所畏惧!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光景。《锦江》的诗歌及文学兄弟姐妹们,后来各自分散,最有才气的女作家龚巧明,也于1985年9月26日,在去边防哨卡采访归途中的工布江达车祸罹难。如果她还活着,我相信一定是中国当代最卓越的女性小说家,没有之一。 


《红旗》和《王朝》


《红旗》虽然不属于完全的校园民刊,但却和四川大学有着深刻的关联。诗人柏桦在《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回忆说:“1986 年的成都,中国诗歌正在此经历繁花似锦的一幕。流派纷呈,春风化雨,一个新的抒情组织已在四川大学以‘白夜’和‘秋天’的旋律集中。这一年,潘家柱考上川大中文系美学专业研究生,傅维也来川大进修,向以鲜——一位眼睛总是浸满泪水的诗人在川大古籍所工作,孙文波——成都当时唯一的抒情诗人在这里找到了抒情的同志。很快孙文波、潘家柱、傅维、向以鲜合办了一个杂志《红旗》(红旗即抒情,即血染的风釆......)。这个只出了几期的油印杂志引起了一定的注目,这些诗即使现在读来仍有相当价值,它忠实地记录了一群正值青春的诗人怎样渡过青春的险境。‘红旗’诗人直抒胸怀,发而为歌。这种诗风在北京诗圈很有好感,因为北京自‘今天’开始就有一个抒情诗的传统,‘今天’已成为最早抒情的榜样。北京——一个大喊疼痛的城市,它给予诗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歌唱。而四川诗坛最早的局面是这样展开的:重庆作为一个悲剧城市是抒情的,成都作为一个喜剧城市是反抒情的。红旗派的诗人大部分来自重庆这个‘悲剧’的故乡,他们把沉重的抒情血泪洒向成都这个喜剧之都 ( 重庆的悲剧来源于它的生产和辛劳,成都的喜剧来源于它的商业和悠闲 )。情感生活的体验在进行、在结晶并出自抒情诗这一古老传统。在这个抒情的传统上,‘红旗’诗人留下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一代中国诗人在西南边陲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美之历险。他们从自身的疾病出发激昂地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痛苦、焦虑、愤怒和悲哀,他们面对生活的真相首先从自身撕下一道惨烈伤口,他们的诗之利剑正对准自己的心猛刺。一年之后,熄灭了青春的烈焰,‘红旗’的任务业已完成。” 


迄今为止,我认为这仍然是关于《红旗》诗刊最为准确的描述。柏桦敏锐地把握住了《红旗》的本质,并且对《红旗》诗人的地域性质(悲剧的重庆和喜剧的成都),做了天才的剖析。 


民刊《红旗》创刊于 1987 年,一共只出了五期。当时确立的办刊宗旨是:疏离与反动。在我到达四川大学的半年之后,也就是在 1987 的冬天,一个黄昏,时在铁路局上班的诗人孙文波推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和漆维(傅维)、三郎(潘家柱)一同来到我在川大向阳村四舍的教师集体宿舍楼下。当时我住在二楼 218 室,正不知如何打发无聊又寒冷的时光,楼下便传来潘家柱洪亮的声音。就在那个夜晚,我们四个人被漫卷的红旗,诗歌的红旗召唤着指引着,一群年轻的生命,一群诗歌的弄潮儿,在西风萧瑟中,和红旗一起热血沸腾。那场景,让人想起宋代诗人潘逍遥(阆)的《酒泉子》:“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红旗》创刊号很快就出炉了,发刊词由三郎执笔。刊名“红旗”二字,是我亲自在钢板上刻出来的,字体类似于现代的黑体:黑色的墨迹与红色的意象,形成强烈反差。为什么取名红旗,孙文波在后来的一篇名为《还有多少真相需要说明——回答张伟栋》的文章中谈道:“之所以把刊物的名字定为《红旗》,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写诗这一行为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就像把命豁出去一样,是具有极其悲壮色彩的事情。再之,就整体的四川诗歌氛围而言,当时流行的是反智主义,一方面对古老的文化秩序说不,另一方面则强调诗歌的平民化。而对于这些流行并形成了极大势力的诗歌力量,我和后来进入《红旗》的诗人想要做的是表明自己与他们疏离的态度。”这大体是对的,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对一切威权的反动,对诗歌主流的反叛,并且多多少少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反讽意味。 


有一个小插曲:《红旗》油印出来的当晚,我和潘家柱趁着夜色的掩护,把拆开的诗页,张贴到了四川大学的告示墙上(即位于川大当年的研究生楼旁边临近篮球场的水泥墙)。次日凌晨,我悄悄跑过去察看动静——它还在,没有被撕掉或涂抹!不仅如此,还有几个青年男女学生在一边朗读一边抄录。这场景太让人感动了,我要感谢四川大学,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包容!四川大学之所以能走出一大批优秀的先锋诗人,与此密不可分。 


在《红旗》上面发表作品的,主要有孙文波、潘家柱、向以鲜、傅维、柏桦、郑单衣、张枣、雪迪等。其中,有不少诗作,在今天看来也堪称经典,如柏桦的《琼斯敦》《痛》,张枣的《楚王梦雨》《梁山伯和祝英台》等。在极度贫穷的时代,要创办一份刊物,哪怕是简单的刊物,也并非易事。《红旗》是一个标准的同仁刊物,从经费到主办,都是民间的自愿的。孙文波提供了一些当年的细节:《红旗》,我记得除了有一期是那时候已经在倒腾图书出版的潘家柱出的钱,以后的几期都是大家像吃饭打平伙(AA制)那样,一人凑一份钱。《红旗》主要是老式铅版打字油印,用订书机装订,没有什么讲究。好孬都是自己印东西不像现在这么讲究,非要搞得比公开出版物还要精致,所以凑的钱也不算多。而且大家的想法也很一致,只有把诗印出来,能够传播给一些同行看就行了。其实《红旗》的传播面并不大。因为我们每期的印数不多,几十份而已,但是它还是让一些过去不太了解我们写作的人,主要是外省一些人,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并通过他们的评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红旗》创办的次年,1988 年 10 月,我参与了四川大学一份民间诗报《王朝》的创办工作。这份只印了一期的诗报,由时在川大读书的诗人杨政和熊剑主编,并且得到朋友王钰的友情赞助。刊头“王朝”两字是我从苏东坡的书帖中辑录出来的——以古老的集字行为作为一份小小的校园诗报题签,估计那个年代还没有第二人!《王朝》首期也是最后一期上面,刊载了杨政、赵野、张枣、郑单衣、胡冬、向以鲜、青森、李亚伟、漆维、浪子、邓翔、熊剑、柏桦等人的作品。《王朝》不是油印而是铅印的,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奢华的事情,大约印了好几百份。杨政在一个深夜敲开我的寝室,抱着一大沓油墨未干的《王朝》,以托孤的庄严神色告诉我,要好好保藏起来——我便把那沓报纸压在了床头的棉絮下面。一压就是好几年,后来搬家时才发现,由于经过几个夏天汗水的浸渍和老鼠的噬咬,报纸已经完全给毁掉了。现在我手中还有份千疮百孔的《王朝》,则是由诗人邓翔保存下来的。 


《象罔》的由来


《象罔》不属于校园民刊,却诞生于四川大学。柏桦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较为全面地回忆了民刊《象罔》的来龙去脉:1989 年 10 月,正当中国诗歌万马齐喑的时刻,钟鸣在成都发起《象罔》民间诗刊,当时的参加者有赵野、陈子弘、向以鲜等人,刊物名称为向以鲜所取,这个刊物共出十四期,钟鸣为该杂志主编,肩负总体策划之责。当时我已在南京,我还记得最初收到《象罔》时的新鲜和兴奋。打开钟鸣寄来的邮件,一股白纸黑字的清芬整齐地扑面而来,第一页印着我的两首诗《饮酒人》 《踏青》,诗的左上角还套印了一副很像南京鸡鸣寺的小画,一帧小巧的古代风景配上踏青的饮酒人,江南之春气呼之欲出,洁白的纸上短短的诗行,一座古寺清爽可人,第一期是恢复诗之元气的初步,而“美”却跃然达到一个高度,一反过去地下刊物装潢上马虎了事的做法。这种对美的完全彻底的呈现唯有万夏可与之相较。钟鸣,一个极端完美主义者、一个精美生活崇拜者、一个房间里四季放置鲜花的读书人、一个紧闭室内的悲观论者,我知道他最无法容忍的就是美的匮乏(这跟他珍爱文房四宝,山水书法的父亲如出一辙 )。《象罔》之美理所出之必然。每一期都不重复,而整个却是“象罔”在向一个有限的空间要求无穷的美的各个侧面,“象罔”敞开它对每一位严肃诗人的亲切关注,没有耸人听闻、故弄玄虚的教规,没有吞吞吐吐、含糊其辞,只有唯美是它的一个普遍认同的标准,一个古老而常青的默契。唯有不美的诗歌被排斥在《象罔》之外。而美又在萧全的照片、戴光郁的画、中国古代版画这些材料中相映成趣,“象罔”是民间诗刊中一个美学上的例外。” 


钟鸣后来在为微信公号“灰光灯”撰写《<象罔 > 与 < 我们这一代 >》时,再次回忆当时场景 :象罔语出《庄子 • 天地》篇,用一个寓言故事叙之显隐哲学。大意如下:黄帝巡游至赤水,登了昆仑之丘,向南眺望良久。返回时,不慎遗失了珍贵的玄珠。随后,便让天下最聪明的人知去寻找,但未找到;然后,又派眼最尖的离朱去找,也未找着;旋即,再派最能说的吃诟去找,但仍未找着。不得已最后让象罔去找,象罔找着了。黄帝有些纳闷,奇怪了,怎么象罔能找到呢!其实,奥妙就在这里,象,就是能见, 图像,可见,有矣。罔,即感,无,没有。也就是说,象罔即在是与、有和无之间。喻人也好,政治也好,国家也罢,某事物的真理或真相,并非靠聪明,或眼捷手快,或能言善辩久能获得。或真相本久在是非之间,也未可知。1989年岁终,我和赵野、向以鲜,在传达草地上讨论刊名,想了无数个,向氏研究顾问的,故熟典籍,偶然提到了象罔,我立即认为非它莫属了。”


其实,我并非偶然想到“象罔”这个词。我与象罔之缘,当追溯至更早之1984年夏天:其时我尚在天津南开大学求学于王达津先生门下,王先生在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庄子研究,闻一多先生还是王先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的坐上师。王先生为我们讲授《庄子》,并布置一篇庄子读书笔记,我所交出作业就是《说“象”》,其中有专节谈论“象罔”。三年后,我已来到锦江河畔四川大学谋职,并写下《迷宫与玄珠》一文,后公开刊发于《诗:三人行》。《象 罔》创刊号的那段关于象罔的解释,最初的文 稿亦出自我手(后经钟鸣润色)。我希望玄珠要好好保存起来,一旦丢掉,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 因为 :象罔就是虚无的人,他根本就不存在。


只是一眨眼工夫,三十年就过去了。那些 记载着青春与泪水,痛苦与欢乐的民间刊物, 而今大多风流云散。那些诗歌弄潮儿兄弟们已 老,也早没有当年“手把红旗旗不湿”的绝妙 功夫了吧。但是,诗歌和校园却是不老的,麦克 阿瑟说:老战士永远不死,他们有时只是隐去而已。


刊于《草堂》2017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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