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 >>学术批评 >>角度 >> 梁译尹:斯人已远,诗人何为
详细内容

梁译尹:斯人已远,诗人何为

时间:2017-11-30     作者:梁译尹   阅读

1512038745897716.jpg

作者简介:梁译尹,钟情诗词,爱好写作的小女子一枚。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读研究生,主修中国古代文学,随心而写,随意而活。


斯人已远,诗人何为

——由《作为自传的昌耀诗歌》引发的思考



摘要诗人何为,这是个亘古之问。作为一位流寓高原的诗人,昌耀以他的诗歌承担起了见证历史的使命,坚持着崇高的追求,为最真挚的情感而落泪,立足于个人,却表达了对全人类苦难的关怀和体验。对那些生于苦难年代,呕心沥血的真正的诗人们而言,诗歌是其毕生的信仰。这是昌耀以其诗歌及一生对该问题所作的回答。


关键词:昌耀;诗歌;斯人;信仰;诗人何为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他的名诗《面包与酒》中感慨:“在这贫瘠的世界,诗人何为?”这个独特的命题亘古存在。有学者认为,“诗人应该站在最尖端的地方看人类。看人类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对付任何自然之间的许多问题,最终该怎么走下去。当然在这个大的问题之下,有他自己的民族,但如果脱离了这个大目标,诗人就难有作为。”[1]诗歌不一定要瞄准大目标,但不同的时代、环境、文化赋予了诗人不同的使命,换个角度来说,也是诗人的宿命,一种无可逃脱的命运怪圈和历史责任。作为一个在时代的苦难中淬炼灵魂,在历史的沧桑中沉潜叹息的诗人,昌耀在《慈航》中热切地表明:自己是“时代所造就的歌者”,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而他的人生和写作恰是如此:时代和命运的痛感直刺入灵魂,让诗人在苦难的洗礼中反抗并坚守,承担起一个诗者应有的道义和良知,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来写作,不平则鸣。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诗人不但是历史的见证者,而且是历史的承担者。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令昌耀流放到大荒深处,迫使他将苦难化为血肉,承担起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诗人”的隐晦命运:“我们被自己所经历的全部历史所造就,既受恩赐但也过于沉重”。[2]昌耀的诗歌不仅是一部个人的心灵挣扎史,也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和抗争史,正如耿占春在其长文《作为自传的昌耀诗歌》中所言:“昌耀的诗歌可以读成一部精神传记。它不仅揭示了一个诗人和社会理想主义及其制度化的关系,也揭示了诗人和市场化现实的关系。昌耀的诗是20世纪诗歌和历史伦理学的复杂关系的呈现。”[3]这种从社会学视角对抒情作品进行的分析无疑为探寻诗歌的意义、诗人的存在价值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一、荒原上一匹跛足咯血的瘦马


1957 年因发表《林中试笛》而获罪后,昌耀成了“没有刑期的刑徒”和“不是囚犯的囚犯”。此后,诗人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前后都见血迹”的受难之路:“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我到草原去…… 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 听它一步步落下的蹄足,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 (《踏着蚀洞斑驳的苔原》)这匹瘦马可以说是昌耀自身的写照,但绝不是对其个人命运的诉苦,而是对整个时代和民族不幸的观照。诗人本身的命运承载了太多的理想和苦难,因此而使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个民族特定命运的载体。作为诗人,昌耀的生命价值已经超越了自我,成为时代和历史的象征,他的诗作不是一个人的歌哭,而是千万人共同的生命体验。元人马致远也吟过“古道西风瘦马”(《天净沙·秋思》),可见苦心孤诣的诗人都善于体察历史的沧桑感,并在这种沉重的语境中自觉代入了历史承担者的角色。在这首诗中,诗人所表达的是一种沉痛和无奈,“跛行瘦马”意象的出现可谓是典型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人追求失落以后的郁郁不得志的情怀。这匹孤独倔强,踽踽独行的瘦马分明也是昌耀的化身,它拖着沉重渗血的步履,缓缓地在诗歌的路上趔趄而行,一步一步地烙下时代、民族和个人的深痛记忆。


昌耀曾说:“每一位诗人在其生活的年代,都应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对于特定历史时空做能动式的‘音乐机器’,其艺术境界可成为同代人的精神需求与生命的驱动力。”(《诗人写诗》)从这点上看,昌耀是倾向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因而耿占春认为其诗作为抒情作品是反抒情的,作为自传实际上是“反自传”的。昌耀的诗歌如其所言,虽然时时可见诗人的影子,所写的生活是个人经验,却集中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集体记忆。他把自己置身于历史时空中进行诗歌创作,因而他的诗歌充满历史意识和历史感。这不是对历史事件的肤浅记述,而是对历史文化中所蕴含的人类本质力量和精神的挖掘,是其面对浩翰的历史而发出的心灵回声。一个因诗歌罹患政治苦难的诗人,能不委曲求全地充当政治的传声筒,也不血脉贲张地在文字中撒满火药,仍能以一颗虔诚的心保有诗人的信仰,是尤其难能可贵的。昌耀亦曾坦言:“我主张为人生的文学。我以为作家或者诗人不只是一种职业(如果可以成为职业的话)。我倦乏于无病呻吟,也倦乏于矫情的有病呻吟。”[4]他对历史的书写并非有意的叙述,而是自身经历烙下的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让他奋然挑起描摹、呼唤、呐喊的重担。当然,笔者以为,诗歌的写作不一定要出于某种服务理念,包括为政治、为文学、为人生,所谓的抒情与反抒情、自传与反自传实质上也并不矛盾,诗歌是自由的,是对个体声音的表达,但这种表达中难免自觉或不自觉渗入了某种社会、历史、环境的记忆。但无论如何,中国的诗歌还是更崇尚自然。朱熹在《诗序》里便提到诗何为而作的问题:“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有必然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然而一位真正的诗人必然会成为其所生活的时代之记录者,他的诗篇必然是某个角度上当时社会的缩影。


当昌耀毫无保留地袒露心扉:“我写诗不仅仅是为了当诗人,而是我要写出对世界的许多问题的个人见解,我的社会理想,写出我对美的感受;我在诗中写出我对时代的感受,写出我的美学追求,我的社会理想”[5],我们会感动于其赤诚和热忱,惊觉诗歌不仅作为一门技艺的崇高之美。更何况,昌耀的一生,为他的诗篇作了最丰富、最可靠、最有意思的注脚。或许“诗穷而后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反观当下社会,膨胀的物欲占据了本就贫瘠的精神领土,单凭情感力量的诗篇早已无法打动人心,如昌耀般贫寒的诗人恐无立锥之地。这也是昌耀当年“为着历史的必然,他终又回到阳光下面”,却“忌讳鸟笼,鱼缸及与幽囚有关名物”的原因。(《归客》)“归客”归来,却是困对历史必然所留下的满目疮痍,在万物复苏的崭新时代仍吟唱过去的苦难,总是显得过于孤独和不合时宜。


二、从大山囚徒到托钵僧人


朱光潜认为,诗是直觉。而于昌耀而言,诗可以说是一种幻觉。在那段流放高原的岁月,他无法完全将西部当成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却依托了宗教的神力,将荒凉绝望的现实境地幻化成灵魂的炼狱、苦修的场所。他苦行僧的表现,力求在悲悯情怀中回到觉悟的人性,当然也不排除为残酷的命运寻求精神的慰藉,支撑成一种活着的信念。不然,人们完全有理由惊异:一位在高原上流放了二十三年的诗人,为什么能够活下来,为什么还能写诗? 而没有因为酷寒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死去,没有因为非人类的待遇而自杀? 不得不说,这既是诗歌给予的力量,也是宗教给予的力量,在此时此地,诗歌已然成为一种信仰,它使昌耀相信,自己不是接受劳教的犯人,而是跋涉在为灵魂赎罪的路上的苦行僧。因而诗歌与昌耀的关系是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是患难中的知己。甚至不是他在写诗,而是诗歌在为他吐露心言。


诗人似乎都善于将苦难转化为崇高。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残酷的社会环境在诗人眼里可以成为别具意义的另一番天地,但这种转换往往需要借助宗教的视角。苏轼在贬谪岭南的时候,也曾说过“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慰藉之语,汲取的是禅宗的力量。“人类的苦难总是伴随特有的命运感,人类的恐惧总是唤醒宗教和神学的对应物”[6],昌耀笔下的青海,是一片辽远而又壮阔的土地,处处是神秘的西部风光,高原上的车队行进的是人生之旅,车户哥儿是行进在朝圣路上的“朝圣者”。(《木车行进着》)为诗歌蒙受苦难是诗人的宿命,在诗歌中升华苦难是诗人的使命。在命运未知的路上,在风光陌生的西部,诗人不再是纯粹的诗人,而是一个信徒。对信徒而言,信仰是事关灵魂的大事,坚守或者追寻信仰就要主动品尝道德体验的痛楚,战胜世俗的快意。对昌耀而言,诗歌是一种信仰,与宗教有关,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甚至不明确地属于哪一教派,既包含了西方基督教的赎罪功能,又蕴涵了东方佛教的净土思想。在物质的荒原,诗歌成为一种心灵依托和精神需要,让人避免沉沦:“人在造神的心灵恍惚中感受到作为人自身的庄严与精神超越,而拒斥可能的沉沦。崇高与神圣成为抵制‘荒芜’的本能要求。”(《诗人写诗》)诗歌的意义不仅在于为诗人点燃自己心中的火种,藉以在黑暗中唤醒光明,更在于以诗人的心灵之光点亮人文之光,照耀时代和历史的天空。对在苦难中的诗人来说,现实人间是炼狱,他们的心中却在建造天堂。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从本质上说,昌耀属于但丁那种类型上的诗人,赤脚踩着地狱的荆棘,血污的额头却浴着天堂之光。”[7]的确,当时昌耀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炼狱无异,他所承受的苦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若无信仰的力量,让他完成从大山囚徒到托钵僧人的自我身份转换,那么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昌耀,就不会是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诗人,而是一个在高原荒山上流离失所的精神病人。


然而,偏偏是高原和流放成就了他,不提当下,即便是在当时,若蓬头垢发的昌耀走入大街人群之中,我们根本无法辨认出这是一个诗人,甚而我们或许还会抱以蔑视的目光,认为这是一个疯子或流浪汉。我们自以为是构筑关于诗人的神话被证明是自欺欺人,诗人的确不同于寻常,但不是在尘世的目光中高蹈超脱,却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被放逐的命运。诗人往往是信徒,是苦行僧,“永在地渴求着纯美、纯善,又永在地不得抵达理想的彼岸”;“诗人只看重精神的自救,而无权于物质的自救,这真是天意,但这又是怎样冷酷的宿命呢”[8]?有人认为诗人就是不被常人所理解的人,昌耀和屈原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位命运的逐臣、艺术的孤立者同样不为人理解,区别在于屈原的忠心孤愤不为楚王解,昌耀的绝世诗篇不与国人通”。[9]这种尴尬的境遇令人唏嘘,难道诗人倾尽毕生心血践行的诗歌理想只是一厢情愿,并不为世人普遍接受?诗人何为?当我们翻开每位诗人所谱写的时代和自身命运的诗篇时,才黯然感慨:许多追求崇高的诗人都是有普世情怀的,但他们总是在诗歌中构建社会理想的乌托邦,或许这也是因为,诗人们在仰望最高处的星辰,而世人们在追逐天边的流星,脚下尘土飞扬,遮蔽了源于宇宙的星光。诗歌的道路上本就应人迹罕至,于是我们极易在“万径人踪灭”的时候,辨识到那位“独钓寒江雪”的诗人。常人眼中茫然苍白的雪景,在诗人眼中却是一幅散发着禅意的山水画卷。真正的诗人,总是有能力将苦难转换成美,或者崇高,时代和社会越是离乱,他们越是坚持自己的信仰。


三、斯人的泪水与爱情


八十年代以后,昌耀从流放地归来,生活本该唤回重见天日的喜悦,但在多年的高原生涯中,他早已自命为托钵僧人,行走在到充斥苦难的人间炼狱,突如其来的光明如同倏忽间完成的时空置换,反而令他的灵魂无所适从,加上理想在现实中反复受挫,令他产生精神上的大苦闷,生命上的虚妄感和虚无感,沦入了一种写作的困境。这并非指诗人写作才思的枯竭,而是指诗人在时代的突变之中对长久以来所怀有的理想和使命感产生了怀疑,使诗人在写作时陷入一种不知何为的境地。这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恐,是一种身处现代都市却摆脱不掉流放经历的内心焦虑和分裂,既有对社会政治变迁的强烈关心,也有站在思想废墟上的茫然失措。在此阶段,昌耀创作了一批“低声部”作品,其中只有三行的《斯人》“静极谁的嘘叹?/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正是这类作品的开端与代表。这种孤绝,隔着千年的时空,只有陈子昂能够体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


诗人哭了,为着理想的虚妄,在诗人的观念中,“哭”是一种最为直接的诗歌表达方式。昌耀曾不止一次在诗里诗外提及到了“哭”:“诗之写作实如感伤者不知不觉流出眼泪那么自然”,“诗就是人最初的啼哭”。[10]这是昌耀的一种诗歌观:“哭”是源于生命本能的语言。事实上,很多诗人也认为,诗歌中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泪水的成分。叶芝在《失窃的孩子》中说过:“这世上有太多的眼泪,你不会懂得。”诗人是天生多愁善感的动物,心灵极易回归到原始而纯朴的自然状态,眼里总是噙满了泪水,所看到的世界也随之被笼罩了一层悲天悯人的色彩。加缪甚至认为:“最美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可惜活于和平年代的人们总是无法理解诗人的伤春悲秋,于是昌耀说:“我易于感伤,而对于泪水,人们总是讳莫如深。”


爱情和眼泪一样,都是诗人多情的象征。“诗人,这个社会的怪物、孤儿浪子、单恋的情人,总是梦想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净化一切污秽,因自作多情的感动常常流下滚烫的泪水。”(《烘烤》)昌耀的创作中,从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情诗”,一部分是写给 sy 的,一部分是致修篁的。sy 是1990 年诗人结识的一位青年女诗人,修篁是他 1992 年在西宁结识的一位女友。进入生命的霜秋后,昌耀所经历的这两次令人如醉如痴、肝肠俱焚的黄昏恋,对其生命晚期的精神状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昌耀虽然没有像梁祝般殉情,也不像普希金为情人决斗而死,但从沐浴爱的圣光到陷入爱的灾难,他却也经历了一次次情绪的死亡,“羞耻委地。∕死亡变色。∕日月无光”(《嚎啕:后英雄形状——为 S 君述》)这些泣血般的诗句正是昌耀对爱情最本真的表达。昌耀自称为“爱的奴仆”(《山旅》),诚挚而感情充沛,在黄昏恋中辗转反侧、欲罢不能,从而在诗歌中寻求宣泄和寻找心灵的慰藉。甚至可以说,情欲、婚恋的圆满或者残缺,不仅使他的生命之旅更加跌宕起伏,也令他的诗歌具有了源于灵魂而深挚动人的意义。


行文至此,不免感慨,笔者也曾爱诗,甚至曾以当一位诗人为理想,却终究败于现实。如昌耀般将诗歌作为信仰的诗人,其作品必然闪耀着璀璨的人文之光。昌耀,这位流寓高原的诗人,以他的诗歌承担起了见证历史的使命,坚持着崇高的追求,为最真挚的情感而落泪,在诗歌的创作中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本真的自我,从生命经验和曲折的命运出发,他立足于个人,却表达了对全人类苦难的关怀和体验。对那些生于苦难年代,呕心沥血的真正的诗人们而言,诗歌是其毕生的信仰。但在崇尚市场经济的当今社会,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世人狂热地追逐金钱,权利,名声,却缺乏对自我最清醒的把握和认知,早已缺失所谓对诗歌的信仰。于是,我们只好借昌耀的《怀念》去追忆那个时代:“一个人无畏呐喊,是为了让一千个人拥有尊严/一个人不惜流血,是为了让一千个人呼吸自由/一个人坚强倒下,是为了让一千个人不再害怕/一个人英勇赴死,是为了让一千个人生活幸福”。我们仍在不断追问:斯人已远,诗人何为?只是,这个时代的苦难远远没有结束,“我们有什么理由,这么快地就要忘记”。


 

参考文献:


[1]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2]王家新.为凤凰寻找栖息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

[3][5]耿占春.作为自传的昌耀诗歌.[J].文学评论.2005(3)

[4]燎原,班果编.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857.

[6]张晓颖.摘掉荆冠,他从荒原踏来……——诗人昌耀访谈录[A].昌耀.昌耀诗文总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7.

[7]燎原.天路上的圣徒与苦行僧[J].中华读书报,2006(3).

[8]昌耀.宿命授予诗人荆冠——答星星诗刊社艾星兼致叶存政、杨兴文[A].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8.

[9]周涛.羞涩与庄严——昌耀百日祭[J].蓝星,2003(2):38.

[10]昌耀.纪伯伦的小鸟为〈散文诗报〉创刊两周年而作,昌耀诗文总集[M],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434 .



最新评论
请先登录才能进行回复登录
技术支持: 建站ABC | 管理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