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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马莉追忆诗人余光中

时间:2017-12-20     作者:马莉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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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者简介:马莉,画家、诗人、作家。生于广东湛江市。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中国书画院艺术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居北京宋庄。  




诗人余光中

马莉 


记得我在中大读书的时候,在中文系资料室里偶尔读到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诗《守夜人》,里面有一诗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守最后一盏灯

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我惊讶于这极具张力与动感的诗句,“灯”与“倾斜的巨影”叠加一起,清晰又魔幻。它太深刻了!从此我迷恋上他的诗歌。

 

教授港台文学课的王晋民老师(这位我尊敬的老师已于2008年4月19日病故,享年73岁)给我们讲台湾诗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台湾诗坛。后来私下里,我和朱子庆一起去王老师家中请教台湾的诗歌,而王老师特别推崇台湾现代派诗,他说台湾有一个现代诗歌文学团体“蓝星诗社”,是余光中等人于1954年成立的,其代表诗人是余光中、覃子豪、钟鼎文、罗门、蓉子等。在现代派诗人中, 王 老师又特别推崇余光中那首《乡愁》,他用比较浓重的广东梅州兴宁口音朗诵时,我几乎没有听清。后来我去中文系资料室查找这首诗歌,当时负责中文系资料室的老师正是 王晋民 老师的妻子,她帮找到了这首诗,我仔细抄下了那著名的句子: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记得在王老师曾告诉我余光中创作这首诗的背景:1971年蛰居台湾22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赋诗一首《乡愁》。写完后,余光中沉吟良久,热泪盈眶。那段时间我总是跑去图书馆欲借阅余光中的所有诗集,但诗集早被同学们借走了,后来只剩下一本台湾洪范书局1976年出版的《天狼星》诗集,这还是别的同学刚刚还回来的。这本诗集是余光中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诗歌,全诗600多行,诗中忧郁苍白的气息和创造英雄的幻觉,透露了末世一般的无依与追怀,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真空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这样末世的情调:

 

天狼星仍悬著炯炯的青辉

在鞋的行程外

在箭的射程外

敻不可及的绝望你最美

 

藏火的意志在燧石的肺里

盐藏在瞳内

风藏在翼底

老人星还不来扫满天碎玻璃……


余光中早年在他的诗歌和诗论中都强烈地主张艺术的西化倾向。如他自己后来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的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但我觉得,恰恰是他早年的西化使他的诗歌浸润了大都市的洗礼,才使他成为了一位具有现代性的诗人,这就像上世纪20年代的西方画家们经过了巴黎的都市化即现代性的洗礼之后,思想和艺术得以迅速成长及深刻一样,这一点很重要。

     

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文坛兴起了一场“乡土文学论战”,台湾作家陈映真、王拓、杨青矗等不满文学一味的膜拜“西方现代主义”,因而高举“现实主义文学”旗帜,主张文学要面对台湾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他们认为作家不应该是书斋中人,“必须走入社会,铲除自私,关心别人,而且要不断地在现实中学习,学习成为一个中国人”。这场论战在台湾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招致了台湾现代派诗人和作家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警觉。1977年远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余光中先生也加入了这场论战,这年8月,他应《联合报》之约写了《狼来了》一篇檄文,将台湾“乡土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倡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相提并论,所谓“狼来了”意谓“工农兵文艺”来了。他说“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文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余光中不仅在文章中批判陈映真等作家所掀起的一场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据说还向台湾当局"告密"陈映真为共产主义信徒,于是一场本属文学本身的争论步入了危险误区,变为一场“政治批判”与政治抓捕,最终导致陈映真等作家先后被捕入狱。这里面有无这篇《狼来了》一文的搅局或说推波助澜呢?不言而喻。


2004年底,我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袁良骏先生写的文章,得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余光中集》,这应当是余光中先生的全集了,但却撤下了这篇影响巨大的重要文章《狼来了》。余光中先生为什么要撤掉《狼来了》?为什么不让它进入自己文集呢?原因究竟何在?袁良骏先生认为余光中撤下这篇文章是“违背了中国文人、作家的一大优良传统,即正视历史,不悔少作,不隐瞒和回避事实真相。《狼来了》既然是余先生的一篇文章,而且当时影响那么大,怎能无声无息地撤掉呢?再说,既然该文当年起了不好的作用,甚至对‘乡土文学’派的朋友造成了一定伤害,应不应该就此向这些朋友致迟到的歉意呢?偷偷撤掉,会不会给人以讳疾忌医、满不在乎也之嫌?不错,除陈映真先生等人之外,当年台湾‘乡土文学派’的不少人成了李登辉、陈水扁之流的‘台独’的支持者,但这并不足以改变《狼来了》一文的错误性质。 ”


说得多好!“不悔少作,不隐瞒和回避事实真相”,这是一个作家的良知。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也开始对“文革文学”中“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反思了。80年代国内的反思与70年代台湾的反思不同,国内的反思是针对文革中为工农兵服务使得文学形象因“高大全”而单一化;台湾的反思是针对台湾的“现代派主义文学”导致文学脱离社会和民众。但是,两个不同的反思恰好在8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里“碰到”我们的头脑里,我们这些年轻的校园诗人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种兴奋里面包含着对“文革文学”的厌恶,甚至深恶痛绝!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些诗会上见过余光中先生。他一头银发,高瘦而挺拔,与其他的老辈诗人走在一起,只有他最具风度。当我看见许多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纷纷上前与他合影和签名,我并不想上前与他打招呼,也从没想到要与他合影,首先因为他是诗歌长辈,再者,我觉得他比较庄重、严谨,那么多人与他握手言欢就会打扰他身上的庄重与严谨,他的诗歌气场就会受到损毁,这对诗歌是大为不敬的。然而,仅从他的外观上看,端庄的容貌,瘦高的体形,温文尔雅的气质,很具“诗歌祖宗”的形象。


余光中在台湾诗坛上的确算是老祖宗了,他在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方面都有大量著述,而其中成就最杰出的,当属诗歌。国内出版了他许多诗集和散文集,他也获过许多文学奖项。人们对他的美誉多多,题材广泛,风格屡变,技巧多姿,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笔法等等。但比较起来,我还是最喜欢他的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创作的诗歌,尤其是《天狼星》这部诗集。我觉得他所有的诗,哪怕他认为最好的诗歌,哪怕读者认为最好的诗歌,都不如《天狼星》好,包括他的《乡愁》一诗。这是我个人的偏颇观点。


前几年,我曾读到过台湾曾淑美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这样描述: “ 余光中 先生可能是诗坛上最具备‘父的形象’的诗人。他的诗充滿了阳刚特征:结构稳固、音韵铿锵、意象明快,而且意识形态始终与执政党相互辉映。在余光中的诗里,我们经历得到国族之爱、乡愁之美、爱情的咏叹,在最好的时刻我们看到了承担与勇气,可是,我们很少在他的诗里面经历叛逆与逃逸,所以,读他的诗有一种‘追随’的快感,比较缺乏‘反思’的乐趣。他的气质是儒家的、父亲的、支配的。”此文直言:“余光中有點令我們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位台湾人楊宗翰则这样描述台湾的诗坛:“余光中的存在,让我辈深刻自觉到一种晚生(belatedness)的焦虑。这位前代诗人似乎已把诗创作的一切题材与技巧用尽,更俨然成为‘诗传统’的化身。后起的当代诗人则像一个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孩子,总以为自己活在传统强大的阴影之下,故其所思所想并非在如何继踵前贤,而是该如何另辟蹊径。”


关于余光中的评论文章汗牛充栋,多数为精品细读、剖情析节。这里,我就无需多说了,我想说的是,我只拥有自认为他的一本最好的诗集,完全足以了。


2013年3月20日写于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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