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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气质

时间:2018-01-09     作者:佚名   阅读

在如今什么样的指导书都有的时代,书架上充斥着如何炒股、如何考大学、如何社交、如何积累财富,……一句话,如何成功的书,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可就是极难找到如何写诗的书。也许诗是难以习得的,诗的经验不可传授?也许写诗是无法重复的劳动?最伟大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却从来不愿还是不能向我们讲解如何写诗?也许真是“功夫在诗外”?


  诗人以细腻敏感的触须,深入生活也深入内心世界,喜爱以幻想的方式反复玩味、体验自己的情绪,上升为激情,化作稀奇而神妙的诗歌语言(意象),喷吐出优美的、激扬的、感伤的、壮丽的、……种种动听的韵律,让心灵做“一场英勇的神游”(史达尔语)。


  这样的诗人,如何可以复制呢?如何能够学习呢?


  灵感一来,妙笔生花;灵感一走,江郎才尽。


  诗人只是凭籍着他的气质来写诗罢了。他所能学习的,不过是语言与修辞,可那不可能是诗的基本要素。诗的语言是意象、象征、暗喻等,它们只有靠灵感、际遇(尤其是逆境)和它们的相互作用才能形成。


  诗的境界,也因此被称为“无技艺”的境界。这就象一个孩子的哭泣不需要学习一样,诗歌的写作流于天然。一旦一个人被教导如何哭泣,他的哭泣就失真了;一个写诗的人,过分在意自己是如何写诗的,写出的诗也就缺少了诗味。甚至,苏格拉底说:“你可以这样来看,我们亲临灾祸时,心中有一种自然倾向,要尽量哭一场,哀诉一番,可是理智把这种自然倾向镇压下去了。诗人要想餍足的正是这种自然倾向,这种感伤癖。”


  于是,从内心讲,诗人常常是拒绝成熟的一类人。这也是因为诗人崇尚真实,不愿被世俗所同化为功利的、虚伪的、麻木的人。他们甚至有灵魂的“洁癖”。


  朦胧派诗人顾城就声称自己是不要长大的孩子,而事实上他终是一个成不大的孩子。


  所以才有一些蔑视诗歌的人攻击道,“走投无路的笨蛋要是想在写作上试试运气,诗歌是每个活人都会看中的门道”。(贺拉斯:《书简》)但我们不能忘记,天使的形象也是与小孩有关的。那无邪的微笑,洁白的衣衫,临空自由翱翔的美丽的翅膀,难道不美好吗?


  那翅膀,实际上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是诗人的翅膀。


  想象力所基于的天真,便是诗人的首要气质。


  很多文人先从写诗开始走上文坛,因此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理性日益发达的成年人中,诗歌的地盘就越来越小了。酷爱诗歌的人,也许心理尚未“断乳”吧?


  史达尔说,“礼貌的规条和微妙的揶揄只宜于给人以限制,而不能传达灵感。”诗人因此常常具有叛逆、反传统的价值倾向,他们深怀“我不相信”(北岛诗句)的怀疑,“宁可相信痛哭,也不相信寒喧;宁可怀疑常识,也不怀疑梦想”。怀疑就是他们的信仰。一种叛逆的精神根植于他们的骨髓中。


  这种叛逆性过分发达的结果之一,就是诗人常常自绝于人,产生遁世的思想,厌世的情绪,归隐的冲动。他们喜欢独来独往,我行我素。他们玩味孤独,自诩清高,排斥理性,径自彳亍于戴望舒的雨巷,徘徊着咏哦千古哀伤。他们的灵魂与世俗格格不入,力图使自己一尘不染,立地成佛。他们如果不是为了生存所必需,真的不愿吃五谷杂粮,食人间烟火。他们逃避现实生活的挑战,沉溺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鸣得意中,陶醉于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使审美活动成为他唯一的生存动机与个人理想。


  当一个诗人的灵感受到消蚀的时候,比要他死还难受。灵感就是诗人的生命。诗人生活于灵感中。它与日常的琐碎针锋相对,与平庸分庭抗礼,显得高远、飘渺,不可捉摸。更有一些诗人,当他的灵感被现实的冷酷洗濯得苍白的时候,陷入深深的痛苦不能自拔,甚至绝望,终于走上了自绝于人的不归路。以身殉诗者,屡见不鲜。这一类的心理障碍,已到了只剩下自杀一条路可走的可悲境地,——卧轨成一朵绽放的花,投海为再生的鱼,是他们负隅顽抗的最后努力。


  也正是因为诗人的冥顽不化,他们又成了偏执而疯狂的一群。莎士比亚把诗人说成是一半是情侣,一半是疯子,感叹“他们所感受到的用冷静的理智永远无法理解”。


  可是,可爱的幼稚,泛滥的浪漫,未必能真正立足于社会,美得脆弱并不足取。或许,到了最后,能流传下来,并为成年人所欣赏的诗,也不再是诗人大量写作(也往往是激情澎湃而显得幼稚)时的作品,而是经过了理性严格的检验,早已不同于婴儿的哭喊叫唤呻吟、神经症者的歇斯底里之类的东西了。那种“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所谓的“诗”,只能落入被讥讽、被嘲弄的命运了。


“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


  在情感滥觞的一堆血肉中找到一根骨头真是太不容易了。哲学、哲理、哲思,便是诗歌的硬朗的骨头,它们与激情的联婚,使诗歌具有了立体感,力量感。诗歌不再是情绪的简单反映。它冲入了“诗言志”的异域,与踏踏实实的生活建立了更为稳固而长久的联盟。


  所以,“哲理诗”这一诗歌阵营内的叛逆者脱颖而出,成为最后可以坚守道德阵地的特种兵。于是,柯勒律治说,“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这里所谈的是真正有价值的诗与真正伟大的诗人。


  这时的诗歌才是成熟的诗歌。任何拒绝成熟的诗人是无法写出的。


  这种诗歌不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


  诗人此时不再象婴儿一样羸弱,不再象疯子一样狂妄,而是一个沉思者、一个哲人,一个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怀坦荡,富于挑战性的勇士。他们身处逆境,不甘沉沦,也不做情绪的奴隶,而是把诗当成是自己灵魂的战友,与之并肩作战,超越命运与极限,改写人生。


  济慈在论述逆境与诗时说,诗人们“被踢进生活的小胡同,得以看到社会的腐化。……莎士比亚的中年阴影笼罩,他的日子并不比哈姆莱特的快活,哈姆莱特比他的其他人物也许更像日常生活里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成为真正的诗人,原因不仅是他有天才,更是他遭遇了个人历史的“阴影”。在最黑暗的十年动乱中,孕育了多少激动人心的诗章。“愤怒出诗人”,可不是?


  而惠特曼更是慧眼独具,看到了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的本质要素,指出诗人应该做的:“爱大地、太阳和动物,藐视财富,救济每一个求你的人,替笨人和弱者说话,把你的收入和劳动献给旁人,憎恨暴君,不去争论关于上帝的事,对人们要有耐心和宽容,不屈从于已知的或未知的事物,也不屈从于任何一个人或很多的人——与有力量而却未受教育的人、与年青人、与孩子们的母亲自由交往——你对在学校里、教堂里或书中所知道的一切,都要重新检查,并摈弃一切侮辱你灵魂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你这个人将会是一首伟大的诗篇,不全在字句中,而且在口唇和面部的无声线条里,在你双眼的睫毛之间,在你身上每一个动作和关节之中,将会有最最丰富而又流畅的表现。”他把诗当成了人本身。也确是这样,我们不是常常听到“文如其人”的说法吗?


  在惠特曼眼里,诗人是现实主义的,不是浪漫的,是超越的,不是随俗的,是永远进取的,不是固步自封的,是自我实现的,不是颓废的。他所描述的诗人,是“理想的人”的代名词,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努力为之奋斗的人格缩影。


完善个性,是写出优秀诗篇的唯一出路。


  在人格的高度来理解诗歌创作和诗人,我们还是要感动的。我们不能把诗歌简单地说是诗人情绪化的产物,这种说法只适用于不成熟或不愿成熟的诗人,而要看到诗歌其实是无限的,就象人格的发展是无限的一样。诗歌内蕴的丰富性决定了诗歌的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只有个性完善了,才能谱写成相对完美的诗歌。


  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诗人决不只具小孩气质(天真、率直)、情侣气质(浪漫、感伤)等气质,还具有了战士的气质(怀疑精神、挑战性、不满足与妥协性),更具有哲人的气质(洞察力、理解力、表达力、想象力),……它们合成了优秀诗人的个性特质,趋向于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者”个性特征相一致。


  完善个性,是写出优秀诗篇的唯一出路。


  大凡对人生有敬意的人,深具悲剧意识与宗教情感的人,不会对诗有轻蔑,反而有敬畏。在他们眼里诗是神圣的。


  诗人是不可重复的。克隆技术所重复的,是基因,不是诗歌,是肉体,不是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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