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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琛:“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与反复

时间:2018-01-30     作者:韩琛   阅读

“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与反复

韩琛


内容摘要


在19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结构性反复的历史脉络,并与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历史与反复密切关联。当然,无论是启蒙话语的反复,还是革命话语的反复,五四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其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历史合法性的日常表征,也是在历史转折的危机状况中反复“归来的被压抑者”。五四在“重写文学史”中的不断归来,其实就是以五四运动为症候的现代中国危机的循环往复,只要这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五四就是一个永远走不出的五四,“重写文学史”也只能是一个不断自我反复的历史。

1989年11月,《上海文论》第6期出版,这是一期“重写文学史”的专刊。随即,该杂志停刊,“重写文学史”运动亦告一段落。而在此之前,作为一个新启蒙时代的1980年代,已经提前终结。此后的中国,是一个各种“终结论”流行的年代,从“历史的终结”到“革命的终结”,从“启蒙的终结”到“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仿佛从今以后,历史将不会重蹈覆辙,并按照线性逻辑无限绵延下去。然而,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感伤氛围之中,却依然不断出现文学史重写的声音,“走进五四”、“重返八十年代”、“再解读革命”、“建构民国文学”等重写话语不绝如缕。世事吊诡如斯,所谓“历史的终结”之后,居然是“历史的反复”。如果不把“重写文学史”仅仅视为一个局限于1980年代的文化事件,而是将之看作始于1980年代,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的一个历史实践,就会发现这个“重写文学史”运动,其实是一个不断进行结构性反复的进程,并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历史反复联系紧密。故此,探讨“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与反复,不但关系到如何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关系到我们如何进入历史、认识现实并想象未来。而这个考镜历史、辩证反复的逻辑起点,则必然是“重返五四”的1980年代。


1“重返五四”与1980年代


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其造成的思想文化遗产,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致使其后的每一代中国人,在展开自己时代的现代性项目时,都需要“重返五四”并与之对话,进而构建自身的历史合法性。1980年代的中国也不例外,亦须反本五四,进而开启一个新启蒙时代。但是,如何重返五四,重返哪个五四,在其时的中国语境中,居然变成了一个充满政治张力的文化场域,并充分体现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追溯、经典再造与价值重估之中。


1979年5月3日,北京隆重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中共主要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致辞。同年5月2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学术讨论会,周扬在会上做报告,认为刚刚开启的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 7月,《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辑完成,其中第二卷共21篇论文,研究对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论文的构成及排名状况,则显示了这个新启蒙时代的开端所特有的政治氛围:开首是关于陈独秀、李大钊的9篇,随后是鲁迅5篇,然后是胡适4篇,继之有吴虞2篇、蔡元培1篇。党的领导与鲁迅道路照例是重中之重,鲁迅之后的胡适,虽然还是被评价为“反面教员”,但也承认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地位。这种有保留的肯定,反转了建国以来的胡适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五四运动之根本性质的重估倾向。


对五四运动之民主、科学内涵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此一阶段的五四再评价,溢出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判断。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总是不无曲折地论述着五四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以及无产阶级对于运动领导权的最终获得。王瑶指出,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是符合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的”[2]。严家炎则将五四文学革命一分为二,以为其经由1918—1920年这个更替期,完成了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到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的根本性转变。[3]总体上,此一阶段的“重返五四”,是重返新民主主义论的五四,目的是为“重新发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4]。


然而,此一时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不会就此止步,其势必要进一步突破新民主主义论的限制,厘清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本性质问题。1982—1983年间,朱德发与许志英在各自著述中挑战了新民主主义史观,恢复了有关五四运动性质的原初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化革新运动。[5]这个判断在纵向上复归到19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所建构的“人的文学”的立场;而在横向上,则与1980年代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潮相呼应,拉开了一个新启蒙 时代的序幕。在这样一个时代氛围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相时而生,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带来巨大冲击,这个概念借由上溯到晚清中国,从而回避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定位与价值判断,这在1980年代中期的语境中,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的文化选择,而非对于五四运动的否定性超越。[6]虽然以20世纪为前缀,但黄子平等人依然认为,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文学才最终完成的历史断裂,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越过了起飞的临界速度,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文学的现代化”由此而成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概念:“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由古老的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时期,在历史的转折中,逐渐建立起现代民族政治、现代民族经济、现代民族文化,实现整个民族的现代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现代民族文学。”[7]到1980年代中期,“文学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基本共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现代化范式和世界性视野,来考察并定位现代中国文学,进而形成一个连续性的现代化叙事。不过,这个现代化文学史叙事的实现,需要通过重估具体作家、作品来完成。其实,这项重估工作自“文革”之后就一直在进行,至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在《上海文论》开始“重写文学史”专栏而达到高潮。“重写文学史”专栏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将“审美标准”作为现代文学的内在原则来把握,以区别于那种“政治标准”的外在原则,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纯文学”的文学史想象。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纯文学”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倡导者也并不匮乏政治性自觉:“文学作品的审美分析,不但本身必然包含着对政治因素的把握,而且这种对文学作品的深层政治意义的把握,往往有时还比那种光只盯着政治观念的政治性分析,在政治学的意义上更深刻一 些。”[8]“纯文学”因其非功利的功利性诉求,不仅可以文以载道,而且能够文以载政,此正是五四以文化运动达成政治效应的缘由所在。


至“审美标准”和“纯文学”想象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恢复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构的典范评价体系,并最终建立起了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的价值表述。在1980年代,现代化叙事往往诉诸于一个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结构,并将现代化大略等同于西方化、民主化与市场化。这个现代化方案是一个工具理性的表述,个人权利、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被认为是其客观指标。与工具理性的现代化项目相伴随的是价值信仰体系的重构,而试图取代 乌托邦社会主义信仰体系的是一种美学化的人本主义,美作为“人化的自然”,是主体的终极归宿:“人只有在美的王国中才真正是自由的。”[9]这个美学乌托邦非常类似于黑格尔的“艺术宗教”,一个自由民族的现实精神在其中“能够意 识到它自己的绝对本质”[10]。对于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来说,现代化构成了其历史正当性的理性基础,而“纯文学”的美学乌托邦想象,则体现了一个启蒙时代之内在的理想主义激情。


大体上,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是对于《中国新文学大系》之文学史论述的反复,“文学现代化”和“审美标准”分别对应着《大系》确立的“新文学”之追求现代的价值认同和艺术趣味,而1980年代则是一个被有意识建构起来的“新五四时代”。不过,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五四的反复,却存在着两个彼此冲突矛盾的层面:一方面是在客观上对于科学、民主的理性主义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反复;另一方面,作为“被压抑者”的另一个激进的、浪漫主义的五四,却也历史强迫症般地自动浮现。与五四启蒙理性精神纠结不已的激进主义,也出现在新启蒙运动中,绝对个人主体性的想象反复了五四的人本主义神话,而美学乌托邦想象则是面向大同世界的“文化革命”的历史翻版。一次性解决所有矛盾与危机,进而通向现代化未来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在这里显露无遗。


在1989年4月发表的文章中,刘再复建构了一个“重返五四”的激进历史图景:五四启蒙精神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主体性,直到1970年代末才逐步得以回归。[11] 但是按照余英时的说法,这个五四精神的回归,却可能是一个“摧毁旧名教、建立新名教”的历史反复。[12] 可是,“现代化新名教”始露端倪,1980年代即戛然而止,“重返五四”的新启蒙运动尚未充分展开,就顷刻瓦解,而其余绪却在“走出五四”、“告别革命”的反思中,开启了一个自我反复的历史进程。


2从“走出五四”到“告别革命”


“审美标准”和“纯文学”立场的确立,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与主流政治的象征性切割,为其完成学院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不过,1980年代的遽然终结,还是造成了一种无法回避的震惊体验,使得1990年代的中国知识者,不得不采取一种曲折保守的方式来告别1980年代,即以“走出五四”的形式来终结新启蒙时代。其实,1980年代“重返五四”的文学史思路,在建立五四新文学之正统地位的同时,也难免画地为牢,限制了现代文学学科的拓展,而改变这一状况的起点,“便是反省‘五四’的立场,超越‘大系’的眼界”[13]。


与时间上“走出五四”、“告别八十年代”同时发生的,是“重写文学史”在空间上的跨界延续:1991—2001年间,海外出版的《今天》杂志接续《上海文论》,举办了10年的“重写文学史”专栏。该专栏的第一篇稿件,即是来自王晓明的《一份杂志与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而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思和,则在该栏目上发表了《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一文。王晓明认为五四建立起来的压抑性的文学机制,一直延续到了1980年代,他因此主张应该走出五四文学传统的阴影。[14]陈思和则发明出一个独立于威权庙堂、精英广场的大众民间,以为民间作为一个自在的文化小传统,并置于五四启蒙文学的历史大传统。[15]无论是王晓明的“走出五四阴影”,还是陈思和的“礼失而求诸野”,二者共同的特点就是从1980年代的精英视野、五四立场后退,进入一个反思五四文学传统的新层面。

如果说王晓明、陈思和的“走出五四”,是一个文化内省的结果,那么孟悦、李欧梵在《今天》上的论述,则显示出在批判现代性理论影响下的“重写文学史”新思路,即以现代性话语取代现代化理论,去重新阐释现代文学。孟悦认为,张爱玲在与时间现代性的碰撞中,创造出一个空间性的现代中国叙事,这种空间现代性叙事完全不同于五四-左翼文学现代性。[16]李欧梵则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个现代性意识形态,其在建构起一套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知识体系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面向未来的线性进步史观,并导致了激进主义革命的发生。[17] 李欧梵、孟悦的批判现代性论述,反转了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现代化史观。至此,“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意识已经不是中国文学如何现代化问题,而是现代中国文学是何种现代的现代性问题。这个批判现代、清算五四的研究思路,几乎是1990年代学界的共识,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负面的——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线形历史叙事逻辑,五四运动被认为是“文革”的缘起。1980年代“重返五四”的“告别‘文革’”,变成1990年代“走出五四”的“告别革命”。而这个批判激进主义的倾向,也体现在学术界关于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讨论上。


集刊《学人》在1991年的出现,象征着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降临。在《学人》首刊伊始的一组笔谈中,学者们批评了1980年代学术的失范问题,并将之视为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的延续。批判激进主义、推崇学术规范,似乎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走出五四”的保守策略中,却隐含着颠覆既有研究范式的革命性倾向,并形成了“走出现代文学”的主张。“走出现代文学”意在消解五四情结,突破现代化范式,将“五四文学”看作研究 课题而不是标尺,具体论述策略体现有二:时间上向晚清、晚明拓展,空间上向思想文化领域扩张。[18]这个消解五四情结的研究思路,实际上充满了内在的历史紧张感,它一方面试图通过“走出五四”而建立一个纯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却又将现代中国的社会危机整合为专业问题进行探讨,现实政治思考被隐含于冷静的学术思辨中。虽然在专业性学术姿态之下涌动着思想的激流,但此一时期的中国学术,大抵上仍是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19]的时代。


伴随“走出五四”与“走出现代文学”的学术主张出现的,是“走进晚清”的研究实践。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诸多学者已经在梳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的诸多相通点,以为二者在断裂之中亦有继承,但这些论述总体上还是站在五四立场阐释晚清文学。研究思路的真正转换发生在1990年代,研究者开始尝试从晚清文学中探寻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源头。强调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意味着研究视角从西方视野转变为中国视野。1990年代以来,夏晓虹、陈平原、汪晖等学者或诉诸于晚清、或直追宋明的中国女性史、文学史、思想史研究,就内在于建构中国中心的研究脉络之中。不过,这个“发现在中国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思路,还是一个冲击/反应模式的产物,本土化的学术努力中到处可见外来理论方法的影响,即如柯文的“中国史自身的情节主线”之于陈平原、沟口雄三的“相互异别化方法”之于汪晖。对于大陆学者来说,“走出五四”并不意味着要用晚清来否 定五四,可这却正是王德威之凸出晚清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论述的核心。从后现代理论出发,王德威批判了五四新文学霸权,释放出晚清小说之“被压抑的现代性”。不过,发明晚清之“被压抑的现代性”,既针对五四中国,也挑战西方世界,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多元现代性的文学史论述[20],以抒发王德威——作为一个跨界东西的华裔学人——之纠结莫名的后殖民乡愁。


从“重写文学史”在《今天》的跨界延续,到“走出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拓展,从“走出五四”的现代性反思,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多元现代性想象,“重写文学史”丧失了追求现代的同一性,逐渐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不过,1990年代的“走出五四”,似乎也是对五四命运的历史反复:就像五四运动的解体一样,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也最终自我瓦解。当然,也可以把“走出五四”看作是新启蒙运动的深化,因为一切激进文化运动最终要沉淀为理性学术建设。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此历史反复有着清晰的认识。陈平原认为,通过对“杂乱”五四学界的反拨,“二十年代下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学术形成了一个黄金时代,那么1990年代的中国学术,同样需要在反拨1980年代 “空疏”学风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将之前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21]然而亦须指出的是,作为学术黄金时代的“二十年代下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也是一个左翼崛起、革命不已的年代,左翼革命文学一时蔚为大观。“走出五四”的历史反复,因此隐含着两个彼此背反的层面:一个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另一个则是“没有五四,何来革命”。


1992年,李泽厚撰文声称:要改良不要革命。[22] 在1990年代的中国,“告别革命”几乎是一个共识,各种清算激进主义的学术实践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反激进的保守时代。不过,伴随中国社会在1990年代的急剧转型,阶级分化迅速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凸显示出来,左翼革命话语因之得以焕发生机,并借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资源而重新出场。实际上,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也已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的幽灵”,故此,“告别革命”未必不是重构革命的开端。这个无法告别革命的后革命状况,也体现于“再解读革命”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中。


另类重写:“再解读”革命


谈及1993年在香港出版《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再解读》)一书的缘起时,刘再复认为其是一次回避神话式重写的文学史重写。[23] 对比一下《今天》上的“重写文学史”栏目,就会发现黄子平、孟悦等作者,也同时出现于《再解读》中。与《今天》上的“重写文学史”栏目一样,《再解读》在香港的出版,也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跨界延续。时至今日,这个以左翼革命文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再解读”现象,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重写文学史”脉络,并由于日益凸显的反现代性的新左翼立场而令人侧目。


在《再解读》的序言中,刘再复主张要超越西方话语霸权,可重点却在于批评左翼文学,他还是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思路上认识《再解读》的。同样,主编唐小兵也以之为“是我们必须以‘纸船明烛照天烧’的精神奉献给我们自身历史的挽歌”。始料未及的是,“历史的挽歌”居然变成“革命的叫魂”。虽然《再解读》的文章大体上还是坚持着启蒙现代性立场,并通过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深化了对于左翼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是由于语境变化、方法更新等因素的作用,《再解读》还是显示了逸出新启蒙思想的倾向。在该书导论中,唐小兵认为延安大众文艺是历史的选择,自然含有必然合理性,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先锋派。[24]与此同时,大陆学者李杨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论述,也显示出近似的逻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新文学的逻辑发展,其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类似性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反现代性来展示自己的超现代性。[25]


把左翼革命文艺视为五四新文学的逻辑发展,确立了“再解读”论述的历史合法性,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循环辩证逻辑,则保障了其理论自洽性。除唐小兵、李杨之外,亦可归于“再解读”一脉的学者,还有蔡翔、贺桂梅等。不过,真正给予“再解读”思路以建设性学理支撑的学者,应该是洪子诚。他所坚持的价值中立的知识学方法,以及不断自我质疑的否思精神,为“再解读”思路 注入了非常重要的理性色彩。洪子诚认为,“‘五四’时期并非文学百花园的实现,而是走向‘一体化’的起点:不仅推动了新文学此后频繁、激烈的冲突,而且也确立了破坏、选择的尺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背离和变异,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26]。他同时也承认“50—70年代文学”具有反物质主义的革命清教主义倾向。虽然洪子 诚不愿放弃启蒙主义“信仰”[27],但他对“50—70年代文学”的文学史重写,显然还是处于这个“再解读”革命的“重写文学史”脉络之中。


以五四为左翼革命文艺的源头,意味着“再解读”思路不会局限于“延安文艺”或“50—70年代文学”,而是会不断地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张,鲁迅、沈从文、废名等作家及其作品,纷纷被纳入反现代性理论中加以重估。甚至,“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不仅是中国革命左翼的独有思想,而且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并最终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中达到高峰。汪晖即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28]。不过,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已经不具有反现代性倾向,而是与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共享着同一套现代化意识形态,为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向开辟了道路。汪晖对“再解读”思路影 响巨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系“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新启蒙运动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而上学前奏等等判断,皆成为评判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话语资源。

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学术思想界左右翼分野的加剧,“再解读”思路的“重写文学史”研究迅速“左倾”,部分学者不再犹豫不决,坚持从社会主义经验中寻求对话现实中国的思想资源。李杨由王德威的“小说中国”推演出“小说社会主义中国”:“‘50—70年代中国文学’是在80年代主流文学史另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29] 蔡翔则强调“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根本差异,认为阶级国家、尊严政治、分配正义等价值立场的确立,展示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反现代性特征。蔡翔的论述往返于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之间,试图融会本土性与世界性、意识形态与现实关系等背反因素,从而能够从正面进入“革命中国”,并将中国社会主义解释成历史性的过程、空间化的场域和生产性的装置。他甚至不再需要从五四寻求“革命中国”的历史合法性,而是直接在“十七年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互文性关系,进而论证其文化、文学想象的历史正当性。[30]


从1990年代语境出发的“再解读”论述,在钩沉社会主义文艺以形成现实批判政治的同时,几乎必然要清算直接导致了市场资本主义后果的1980年代中国。在张旭东等学者看来,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作为“一个世俗化过程的神学阶段”[31],根本就是一个资本化、市场化和阶级化过程的意识形态表征,其既掩盖又表征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创伤。通过借助一个划分内部/外部的全球本土化视野,贺桂梅分析了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阐释其如何通过社会性的文化思潮与文化事件,再生产出一种现代化理论的知识范式。[32]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自然也是这个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旷新年甚至激烈地宣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要把一个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叙事硬套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上,用资产阶级现代性来驯服中国现代历史,这种文学史的故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预设和虚构性”[33]。旷新年所谓“重写文学史”的终结,意指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新的“重写”的开端。


“再解读”思路的意义在于重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历史价值,凸显其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呈现出来的批判性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复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论述:在世界范围内,“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本土视野中,要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34];而在革命大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上,“再解读”思路则反复了1950年代的主流论断:“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在文艺上所引起的变革,是‘五四’文学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35]在“再解读”复归《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批判现代性思路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既具有 普世性倾向,又坚持本土性立场的另类现代性实践。


曾几何时,五四“文学革命”落潮之后,是“革命文学”在1920年代的崛起,激进的左翼革命者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以阶级政治为名全盘清算五四时代,以为其是死去了的阿Q时代。[36] 而在1990年代以来的“再解读”思路中,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亦被认为形成了一种笼罩性的文化霸权,阻碍着人们准确认知当代中国现实。然而吊诡的是,五四文学革命是革命文学的原点,革命文学终需扬弃之才能呈现自己,认识1990年代的中国现实及其危机,同样必须重返1980年代以扬弃之,而重返1980年代,何尝不是重新走进五四。



“走进五四”与“回到民国”


由于“走出五四”与“告别革命”的批判性思维的流行,还是让五四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化场域中略有失意之虞。例如在甘阳的新“通三统”论[37]中,五四现代化传统甚至连敬陪末座的机会都没有。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走出五四”引发的最为明显的后果之一,或者就是其历史起点的前移,即由五四时代上溯到晚清时代。当然,历史起点的前移并不意味着偏废五四,而是将五四视为现代文学的伟大转折点来加以强调,这实际上是以“走出五四”的方 式“走进五四”,从而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更为全面、客观的阐释。


1990年代初期倡导“走出五四”、“走出现代文学”的陈平原,在21世纪却认为,应该具有兼及晚清与五四的学术视野,建构一个统合儒教传统与五四新传统的“通二统”的文明新道统。[38]与1980年代不同,21世纪的学者再次“走进五四”的时候,更多是从经验论而非唯理论的视野看待五四。新的五四认识不再用一个历史理性的逻辑,推导出从五四发展到“文革”的必然性,同样的也不会绝对化五四启蒙现代性的普世性,而是将五四当作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加以审视。五四运动不是作为历史标杆或历史债务,而是作为能够带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历史经验被继承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不是捍卫哪一个五四的问题,而是要在目前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代中,保持与五四的持续对话关系。


重新“走进五四”的“重写文学史”实践,自然不同于以追求现代化为核心的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而是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注重多元、包容差异的文学史重写,不仅仅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容量的急剧扩大,不同类别的文学皆被囊括其中,更体现于企图在一个更为庞大的社会文化视野中重构现代文学史,政治文化、商业文化、教育体制等外部因素被考虑于文学史框架之中。这些文学史实践既要在文化视野中重估文学史,又要在文学本体的历史建构中渗入文化研究方法,并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博物志”的“博文志”。其往往以某种开放性结构为框架,建立起一个连接多元、差异互现的宏大文学史叙事。


1980年代的“重返五四”,以化繁为简的策略来突出启蒙立场,进而重构一个新的线性进化史观,21世纪的重新“走进五四”,则要通过化简为繁的方法,来突出五四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形成了一个“复数的五四”的认识。如此复数多元之状况,让以新、现代为前缀的文学史往往显得偏于现代化一端,而否定了实际上多元并存的文学景观,民国文学史论述于是“物自浮焉”。民国文学史以断代史的中性框架体现了多元共存的开放立场,而五四则被论述为这种多元复数的“民国机制”得以形成的开端。[39]之前的五四研究者,会极力强调其文化革命造成的历史断裂,而民国文学史的主张者却特别推崇五四带来的保障文化多元、思想自由的机制性力量,现代、传统、启蒙、革命、激进、保守等不同价值取向 的文化实践,皆可以在兼容并包的“民国机制”中获得一席之地。


以建构民国文学史为中心议题,各种以民国为前缀的理论概念接踵而来,民国就此成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范畴。与1980年代的“重返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等历史还原论一样,新世纪的民国文学史论述近乎主张“回到民国”,建构一个真实的民国历史现场成为所有立论的前提。这个还原历史的基本策略,其实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之实证论初衷的反复。重新“走进五四”的结果是发明了一个“复数的五四”,进而在多元共识的基础上重写文学史,而回到民国的目的,则是为这个多元文学景观“发明”体制性保障。正因为这个民国机制的包容性特征,使它完全不同于共和国机制的一体化政治,从而使民国文学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况。因此,丁帆格外强调“三民主义”和《临时约法》的奠基性意义和体制性保证[40],其观点或可一言以蔽之:没有民国,何来五四。


即便扬弃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激进主义面向,并试图建立一个沟通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文学史想象,但是从“走进五四”到“回到民国”的新思路,在根本内涵上还是对“重返五四”的1980年代的反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下这个历史反复的状况:首先,历史化的诉求反复了1980年代的历史还原论,这是因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进行的历史化,似乎从来都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其次,无论是“走进五四”还是“回到民国”,都特别关注精英知识者的历史创造性,即便是知识系谱学视野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关注的也主要是精英知识者的文化生产,新启蒙运动的精英主义倾向同样处于历史反复之中;最后,建立在本土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对于现代性价值的普遍认同,是对于新启蒙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反复,一方面重视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传统的体制化建构,另一方面则致力于 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谓“通二统”的中华现代文明新道统想象,就是一个不再诉诸冲击/反应之历史悲情的“新新启蒙”主张。


1932年,鲁迅略带失落感地回忆五四:“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41]而在一年之后,鲁迅又重申其五四立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42]鲁迅重申的不是五四本身,而是其奠定的启蒙价值。同样,当21世纪学人主张“走进五四”、“回到民国”、“重返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想要反复的不是启蒙时代本身,而是启蒙时代的精神结构,以及蕴含其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等价值诉求。


历史的反复与“理性的狡计”


19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结构性反复的历史脉络。其大致由两条基本线索纠结构成:一条线索是“重返五四”、“走出五四”、“走进五四”的启蒙话语的反复,表征着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浮沉;另一条线索是“革命终结”、“告别革命”与“重估革命”的革命话语的反复,反映了左翼革命意识形态在后革命中国的持久生命力。当然,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历史反复,五四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一个永远走不出的五四。柄谷行人认为,“所谓历史的反复并非意味着相同事件的重复。能够反复的并非事件(内容),而是形式(结构)。事件本身能够避免反复,但是,像周期循环那样的某种结构是无法避免反复的”[43]。“重写文学史”即是一种历史的结构性反复,而在场于每次“重写”的五四,则标示出导致历史反复的社会动力学。


任何历史化的知识生产都隐含着权/势的想象与运作,其以一种致力于“后设客观性”的叙事政治,或者建构权力的合法性,或者预示权力转移的趋势。19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往往会采取一种有意识反复的策略,即通过“重返五四”、“再解读革命”、“回到民国”等叙事,来表征不同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以曾经之事功推论现实之合法与否,其实是历史书写的常态,因为“经过重演之后,起初看来只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就变为真实和正当的事情了”[44]。马克思认为,历史创造需实现于历史反复之上:“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45] 不过,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历史的反复虽然构成了对合法性的辩护,但也带来了对当下合法性的质疑,并往往以历史梦魇不断反复的形式纠缠着现实。


这就涉及历史的反复的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作为“被压抑者的回归”的无意识反复,历史的结构性反复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历史的无意识反复。有意识反复虽然以复古为解放,但同时也是一种危机状况的显影,其将一直无法解决的危机从历史深处召唤出来,使之作为一个幽灵游荡于现实之中。于是,“重返五四”的1980年代激荡着革命的幽魂,从而让一个启蒙时代以激进革命的形式再次瓦解;“走出五四”的保守时代却无法告别五四,只能以再次“走进五四”重申启蒙价值的现实意义;“再解读革命”即使以延安道路为归宿,然而这个文化革命却必须由五四说起。以各种形式回归的被压抑者,构成了与主流话语的对话与对抗,它既是历史的幽灵,也是现实的危机,现实世界无法将之彻底驱魔。有意识反复寻求的是有关现实的答案,无意识反复而复活了问题与危机,相比于暂时性 的历史答案,问题和危机也许更具永恒性的特征,它们是游荡于历史甲胄之下的不死鬼魂,不断扰乱着现实世界之以史为鉴的合法性论述:“在历史终结之后,那灵魂是通过归来(亡魂的归来)到来的,它既能赋予一个归来的死人以外形,又能赋予一个被期待着在一次又一次返回中重复自身的鬼魂以外形。”[46]


历史反复的普遍存在,背离了线性进步逻辑的现代性叙事,在这种进化史观中,历史所要完成的不是反复,而是终结。考察“重写文学史”的两个基本范式就会发现,反复的结构甚至就存在于试图终结反复的启蒙与革命之中。就启蒙而言,其不是某种思想、主义、规划的实现,“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47]。启蒙不但朝向现在和未来,而且朝向过去和历史,既要建构一个世界史愿景,也要确立一个主体性自我,“启蒙历史不仅是向现代性的积极迈进,而且是对原生主体的挖掘及以本质论的策略来使现代与过去重新接轨”[48]。甚至,启蒙本身就隐含倒退为神话的可能,具有走向其对立面——蒙昧专制的内在趋势,“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49]。追求普遍自由的现代启蒙,却需要在绝对理性的神话中确认自身,因而具有专制的性质。


至于革命,其原意即有反复的内涵,系指天体的周期型运动抑或天命的周而复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日趋激进,革命逐渐被赋予了彻底变革的意义,甚至以革命为现代伦理的最高标准,否则即为反革命。然而讽刺的是,中国式革命却天生具有复辟的意味:其“兴起则是学习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失败的产物,由农民革命来实现社会再整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机制的变种”[50]。不过,与古典革命之天道循环观不同,现代革命总是与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论述相关,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天道循环,而开启一个永不反复的现代进程。可这只是所有革命的前半个故事,“革命任务的后一部分,是要寻找一种新的绝对性来取替神圣权力的绝对性,这是无法解决的”[51] 。对于绝对性权力、必然性历史、乌托邦使命的笃信,让诸多革命往往失落于革命的反动,于是革命变成复辟、解放变成束缚,归来的被压抑者变成了压抑者的归来。故此,不断革命、永远革命作为抗拒复辟的观念被生产出来,但这依然不能解决革命与复辟的循环,因为革命之不得已的永远继续,恰恰就是因为复辟之必然的反复。


这也许就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全部内容:革命突如其来,开启一个全新时代,然后失落在“第二天”。革命一方面试图展开一个没有反复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却又只能从过往历史中获得灵感,并因此而种下历史反复的魔咒。于是,人们不得不在诸多历史转折时刻,屡屡返回某个关键性节点,譬如法国大革命、五四运动,因为现代历史既从此刻开端,也从此刻反复,既带来了答案与未来,也造成了问题与危机。当代中国的“重写文学史”实践,无论持何种立场的论述,都会通过追溯五四来应对现实问题。然而,为什么是五四,而不是其他时刻,成为那个需要不断返回的充满矛盾悖论的历史节点?原因也许就在于,在革命与复辟之后发生的五四运动,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漏洞”:即在这个至今未能终结的现代中国历史中,五四作为“绝对无法表象的‘被压抑者’是使这个表象体系成为可能的‘漏洞’。但是,这个漏洞并非不可视的,而是随处可见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作为‘漏洞’隐藏起来”[52],而与此同时,它又作为“纪念碑”,被摆弄得到处都是。五四既是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日常表征——其年复一年地在纪念日中作为确证现实政治合法性的伟大开端在场;也是在非常状况中“归来的被压抑者”——人们真正见到它是在作为反复强迫症不断爆发的现代性危机之中。

因此,五四每每在历史转型时刻的反复归来,就是以五四为标志爆发出来的现代中国问题至今不能解决的标志。就其具体发生的时代而言,五四运动显示的是“革命后的第二天”所面临的问题与危机,以及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而展开的探索和实验。“辛亥革命”破除传统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然而新秩序的确立却举步维艰,“立国、立宪、立教、立人、立言”[53]之五位一体的现代性建制未久便泥淖深陷。国族独立因列强环伺而有救亡危机;宪政民主因复辟频仍而有共和危机;道德伦理因儒教破产而有精神危机;价值困境则导致主体认同危机;文化生产因道统中断而有意识形态危机。如此现代转型的危机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即以五四运动的形式全面爆发出来,其以文化社会运动的激进姿态,提出了一个至今不能解决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共同体建构、制度设计、价值重建、个人自觉和文化生产等来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其中尤为核心的是以自由为终极目的之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本土化建构问题。这个问题在五四运动中却最终被定位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而且是通过文化革命的形式表达出来,并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社会动员能力。于是,通过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文化革命运动建立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便成为五四之后各个政治派别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策略。然而,每一次社会运动、文化革命在暂时解决危机的同时又放大了危机,并凸显“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的历史延续。五四在“重写文学史”中的历史反复,其实就是以五四运动为表征的“革命后的第二天”的问题与危机的历史反复。只要这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五四的幽灵就会徘徊不去。


历史的反复有点类似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一切特殊性对于普遍性的抵抗,恰恰是普遍性之魔法的无意识施展,普遍的东西是从那特殊的、决定的东西以及它的否定中所产生的结果。[54]当然,以“理性的狡计”来解释历史的反复,并不意味着认同任何历史必然性。而是说,如果历史的反复的确不可避免,那么就必须以五四问题为核心,建立作为社会最低共识的普遍性的东西,并在这个共识基础上生产出新的中国问题,进而展开更高意义层次上的历史与反复。


余论


“过去的模式本是历史的斯芬克斯施加的魔咒,它向每一代走到它面前的人,提出同样的自身之谜。只有历史的盲目性未被认识时,斯芬克斯的魔咒才能生效。[55]19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一方面展示了摆脱魔咒的努力,另一方面却又沉陷于魔咒的圈套,因为除了那些“过去的模式”之外,它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路径。于是,五四、启蒙、革命等话语循环反复,却始终不能建立起来一种“现在的模式”,并以之为起点而形成新的历史与反复。这不仅是“重写文学史”的困境,也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实践的困境。目下中国的各种“重写文学史”,注定还是要继续面对五四,并承受它那魔咒般的质询:在这个至今仍在延续的漫长的“革命后的第二天”中,人们将如何实现“以自由立国/人”的现代承诺,从而让在五四问题层面上不断反复的历史抵达终结。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


注释

 

[1]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 告》,《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2] 王瑶:《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三)》,第257页。

[3] 严家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三)》,第 279~301页。

[4] 王保生、孟繁林:《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三)》,第321页。

[5] 朱德发:《五四文学初探》,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许志英:《“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再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

[6] 钱理群、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2009年第1 期。

[7] 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8] 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9] 李泽厚:《美的对象和范围》,《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6页。

[11] 刘再复:《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文艺报》1989年4月22日、29日。

[1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许纪霖编,东 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30~431页。

[13]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14] 王晓明:《一份杂志与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今天》1991年第3、4期合刊。

[15]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今天》1993年第4期。

[16] 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今天》1992年第3期。

[17] 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今天》1993年第4期。

[18] 陈平原:《走出现代文学》,《书生意气》,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19] 李泽厚:《思想家淡出 学问家凸显》,《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

[20]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21] 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2] 李泽厚:《告别革命》,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版2004年版,第287~305页。

[23] 刘再复:《“重写”历史的神话与现实》,《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247页。

[24]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第9页。

[25]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326页。

[26] 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27]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28]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29]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368页。

[30]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31] 张旭东:《重访80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

[32]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33] 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3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二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233~273页。

[35] 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36]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第3号。

[37] 甘阳:《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9页。

[38] 陈平原、马国川:《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4日。

[39] 李怡:《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40] 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江 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41]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42]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43] [52] 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44] [54]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58、72页。

[45]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 121页。

[46]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第17页。

[47] 福科:《什么是启蒙》,汪晖译,《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 433~434页。

[48]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9年版,第25页。

[49]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50]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98页。

[52]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53] 参见许章润《汉语法学论纲——关于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知识学、价值论和风格美学》,《清华大学 学报》2014年第4期。

[5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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