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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杨传庆:姚范与问津书院

时间:2018-02-05     作者:杨传庆   阅读


问津书院是清代津门最为著名的书院,它诞生于乾隆盛世。清雍乾时期,朝廷倡令各省于学宫之外创立书院,礼聘名儒掌教,问津书院应运而生。问津书院的成立,长芦盐运使卢见曾[1]居功至伟。卢雅好文教,于乾隆十六年(1751)到任后即着手创办书院,在盐商查为义献地之助下,书院“经始于乾隆十六年辛未八月,落成于十七年壬申二月。”“问津”之名,出自卢见曾,其《问津书院碑记》云:“孔子之道犹海也……学者因文见道,譬如汛海者……不能达者皆不得其津者也。”[2]其意在希望学子们勤修苦学,以书院为津渡,遨游学海,故钱能群题书院讲堂为“学海堂”。


问津书院创建后,卢见曾“招集诸生,亲为课艺,优绐膏火,培养人才,一时称盛。”[3]书院并未因卢见曾的迅速离津而有衰颓,其矗立津门近一个半世纪,它极大提振了津沽文风,不仅是登贤书、捷南宫者蔚然而起,更在其于津门文化学术之影响甚为深远。问津书院之所以能有如此生命力,主要在于其不乏名儒担任山长,而在历届驻院山长中,声名最著者当属姚范。由于史料的欠缺,人们往往只能从只字片言中获知姚范曾主讲问津书院,对于其寓津时间及其学术影响罕有提及,故本文掇拾散见材料,略加述论。


姚范(1702—1771),初名兴(启)涑,字已铜,又字凫青,后字南(青)菁,号薑坞,又号铜庵、石农、橐沙,晚号几蘧老人。安徽桐城人。乾隆七年(1742)进士及第,选庶吉士;十年(1745)散馆授编修,充武英殿经史馆校刊官,兼三礼馆纂修官。后遭母丧,服阕后任原官,兼文献通考馆纂修官。乾隆十五年(1750)致仕。姚范博学淹雅、于经史考据尤擅,能诗文。其文章学术与顾炎武、阎若璩相提并论,一代通儒,为人所重。姚范著述甚丰,因其堂名“援鹑”[4],故其曾孙姚莹编刻有《援鹑堂诗文集》《援鹑堂笔记》等。姚范是桐城派承前启后的津梁,钱锺书称其为桐城诗派的发端,[5]其学术、思想对其侄姚鼐及之后的方东树等桐城文士影响极深。


姚范为一时名儒,身在礼馆,为何会在乾隆十五年(1750)未满五秩之时突然致仕?包世臣《清翰林院编修崇祀乡贤姚君墓碑》(下文称《墓碑》)云:“庚午京察一等,既引见,以病自免。”又云:“居词馆数年,即膺察典,当外擢方面,遽引疾去。夫岂恝于世事哉?继读君跋《颜氏家训》曰:‘交道缔结,常为祸福所倚伏,文人志士,于幕府权门,贵判迹于首途,避薰炙于始灼。’然则君之决退,其亦有所不得已于中者也?”[6]《墓碑》中的记载颇有闪烁其词之处,既云“以病自免”,又说其决心退出官场有不得已者,即不愿屈节依附权贵。据《墓碑》所记,姚范无论是因病自免,还是“不得已于中者”,都与京察一等有关。京察一等是清代中下级京官考核的最优等,须经皇帝面察,得一等者可优选外任地方官,而姚范致仕的原因正是京察一等的失败。更为严重的是,姚范致仕,乃皇帝弘历之饬令。《清实录·乾隆朝实录》载:“谕曰:翰林院编修姚范,人平常,杨廷栋,人既衰庸,学问亦平常,俱着休致。”(卷三百六十二)本年五月十九日,弘历再次针对姚范:


至姚范、陈兆崙列入京察一等,则姚范人本平常,不堪超卓之选,前于引见考试人员时,令其休致。梁诗正谓其人“闭户读书”,词臣中闭户读书者不少,岂能尽列一等?[7](卷三百六十五)


姚范在引见面察时即被弘历否定,尽管有梁诗正[8]为其说项,但仍未能改变弘历对他的看法。遭到当朝皇帝否定,强令休致,姚范的仕宦之路即刻休止。这是其主讲问津书院的人生背景。


李兆洛《桐城姚氏姜坞惜抱两先生传》说:“(乾隆)十五年,京察一等,以病免归,主讲席于问津书院者八年。”[9]吴德旋《姚薑坞先生墓表》(下文称《墓表》)说:“尝应直隶总督方恪敏公之聘,主问津书院,前后八年。”[10]姚莹《援鹑堂集后叙》也说:“未几归里,往来天津、维扬间,主讲书院。”[11]姚范自己则说:“中间余至韩江,寓津门几八九年。既归,杜门却扫。”[12]则其主讲问津书院实际将近九年。可以说,担任问津书院山长是姚范致仕之后最重要的履历。据吴德旋《墓表》,直隶总督方观承[13]聘请姚范至津担任山长,方观承1749—1755年间任直隶总督,据姚鼐《方恪敏公诗后集序》云:“鼐家与方氏世有姻亲。公与家伯父薑坞先生相知尤密,于鼐为丈人行”。[14]姚范也作有《宜田宫保以棉花诗见示成七言一章》等诗,可知方观承与姚范为同乡好友,其聘请姚范为问津书院山长,当也有为姚谋一生计之虑。


关于姚范至天津担任山长的时间,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包世臣《墓碑》云:“解组后,教授南北阅二十有一年”。姚范乾隆三十六年(1771)辞世,由《墓碑》所言,他甫一致仕即至津门。但是据姚鼐《左笔泉先生时文序》称:“鼐后成进士,从世父自天津归。”[15]姚鼐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成进士,本年姚范携姚鼐从天津归乡,则可知1763年春姚范仍在天津。又姚鼐《游媚泉笔记》(1764年作)云:“以岁三月上旬,步徇溪西入……是日,薑坞先生与往,鼐从,使鼐为记。”则姚范归乡后似未再返回问津书院。所以若其离官后即至津门,则其居津已超过十二载,与寓津“八九年”之记并不符合。因此,姚范并非致仕后即至天津。据其与姚鼐乾隆二十八年(1763)归乡逆推,则其主讲问津书院当在乾隆十九年(1754)。我们还可以据其诗歌作品对其寓津时间及在津时期的情感心态作更多了解。


姚范《赠卢雅雨运使》诗其三云:


汉家贤将佐休明,形胜东临右北平。塞草春生朱鹭曲,霜榆秋下白檀城。


共知酹酒辞金马,但看开黉奏管笙。回首张帆铃阁迥,松枝尝忆说经横。守永平日,尝属宋蒙泉编修延予主书院,予时方谋南归,未就。


此诗赞颂卢见曾任永平知府时的成绩,“但看开黉奏管笙”,即指卢见曾在永平建敬胜书院之功。据此诗小注,卢见曾倩宋弼[16]邀请致仕后的姚范主讲敬胜书院,因姚欲南归而作罢。可知,饬令致仕后,姚范回归乡里隐遁,直到四年之后,方才出掌教职。姚范另有《初至津门,高薑田太守枉顾,翌日以诗扇见赠,依韵奉酬》一诗:“江湖久矣忘鸿干,遁迹宣游笑两端。不谓乘潮拾海月,翻成戴笠话鸡坛。”遁迹江湖,未料再次出山,不难看出,姚范至问津书院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诗题“初至津门”知此诗是姚范到津不久后作,明确其创作时间,则姚范主讲问津书院的起始时间就更明确了。诗题中提到的“高薑田”,即高恒[17],时任长芦盐政、天津总兵。据卢见曾《问津书院碑记》所记:“适吉公庆来视盐政,为延名师、立教条。”[18] 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问津书院落成之时,长芦盐政为吉庆。乾隆十八年(1753)三月十八日,吉庆以长芦盐政、天津总兵身份上《奏谢留任一年折》[19],则其至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前当仍在任。姚范初至津门,高恒已然担任盐政之职,则其主讲问津书院必在1754年四月之后。姚范又有《杏花次金质夫太守韵》一诗,金质夫即金文淳[20],乾隆二十八年(1763)到任天津知府,则姚诗当为本年春杏花绽放时作,此时姚范尚在津门。如此,则可定姚范主讲问津书院的时间为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后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之间,这一时间也恰合姚范“寓津门几八九年”之说。


据《重修天津府志》载:董承勋[21]乾隆十六年(1751)始任天津道,问津书院建成后,他曾聘请名进士吴联珠主讲问津书院,则吴联珠[22]当为问津书院第一任山长。吴乾隆十九年(1754)去世,这应是姚范本年北上津门担任主讲之因。寓津期间,教学、著述、友朋间的诗酒唱酬构成了姚范生活的全部。他的唱酬诗作有《查俭堂太守苍梧见怀之作》《九月十洲过津门,出颂嘉草堂图属题,依韵即送其南归,次章末句兼怀欧舫湘灵诸君》《秋日鄂怡云以仓部儹储至津门相见话旧兼出新诗赋赠》《津门送王西园前辈之上江臬使任》《双芝图歌为津门查集堂赋》《为雪园给谏题吾庐读书图,时以巡漕驻节天津》《杏花次金质夫太守韵》等等。这些诗作中,唱酬之乐难掩人生失意之叹与客居乡关之思,如“飘萧自分此生浮,白首羞逢海上鸥”(《查俭堂太守苍梧见怀之作》);“白首门生潜海曲,青云冠盖忆平生”(《秋日鄂怡云以仓部儹储至津门相见话旧兼出新诗赋赠》);“自分天涯同老马,何时浩荡随虚舟。”(《九月十洲过津门,出颂嘉草堂图属题,依韵即送其南归,次章末句兼怀欧舫湘灵诸君》);“坐忆青山白水满,绿荫鹈鴃插秧抽”(《沽上待渡》)。诗中悲叹仕途断折,老大飘零之情思在在可感。其《双芝图歌为津门查集堂赋》云:“我来羁栖渤海岸,两丸转轂三年淹。”羁栖淹留于北地异乡,何以解忧?惟有水西美景。徜徉于水西庄风亭水榭,花卉桃李之间,感受着水西主人的风雅高怀,姚范云:“过此流连每日夕,如鸟脱笼驹驰衔。最爱举杯斜阳外,高柳忽堕长空帆。”(《双芝图歌为津门查集堂赋》)在水西庄,他获得了自由与欢乐,忘却尘世俗扰。



姚范在问津书院担任山长时的教学理念与具体教学情形,今已难知其详,他自己未有相关记载,其后人姚鼐、姚莹等于此也罕有多言。今日可见涉及姚范主讲问津书院最重要的史料当为范当世《天津问津书院,薑坞先生主讲于此者八年,外舅重游其地,感欲为诗,乃约当世同用山谷武昌松风阁韵》一诗,全诗如下:


有文支拄山与川,恍人有脊屋有椽。我立此语非徒然,眼下现有三千年。远矣周孔隔地天,手语目听交鸣弦。五德替代如奔泉,扫去碌碌留圣贤。此事担当在几筵,耿耿一发天宇悬。丈人家世留青毡,文字碧水流潺湲,从来不与时媚妍。薑坞先生此粥饘,百年乔木参风烟。公来再饮唐山泉,龙堂蛟室来眼前。吾今只可烂漫眠,梦里不须书绕缠,醒亦毋为世交挛,眼见地塌天回旋。[23]


清光绪十七年(1891),范当世陪其岳丈姚濬昌[24](姚范为其高祖)游览天津问津书院,二人缅怀姚范功德,感而赋诗。


此诗开篇即言文章之用如山川、脊梁、屋椽,这也是桐城派对文章功能之期许,姚范就认为“文章关乎世运,学术系乎风俗人心”[25],他强调诗文对于社会道德建设的重大作用。“远矣周孔隔地天,手语目听交鸣弦”二句即点明姚范在教学中对周孔之道的传承,手语、鸣弦,以孔子教学弦歌不辍借指姚范之讲学;“目听”用《列子·仲尼》典故,“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范伯子用这个典故指书院学子深得姚范所传之道。姚莹曾指出:


先曾祖为文,根柢经史,旨渊思深,必得古人精意,不为放谲踳驳之论取快一时。


先曾祖之于文,可谓能载道矣。至其天资沈笃,强记博闻,自束发以终其身无间,故能淹通宏洽,不为拘墟孤陋之见,空疏无据之谭。其大者在笃信程朱,以为非考证不足以多闻,而舍身心亦无以为学。[26]


姚范所处的乾隆时代,学人或宗汉学,或主宋学,各执一端,前者重考据,后者重义理。姚范长于考据,但仍非常重视程朱之学,其“病近代诸公或竞谈考据,以攻诋宋儒为能也,谓此人心之敝,充其说将使天下不复知有身心伦纪之事,常慨然欲有所论著以明其义”[27]。姚范认为宋儒之学强调的道德伦纪不可忽视,所以其为学以“文以载道”为宗旨,重视程朱义理之学,而又不废考据。刘声木也曾指出过姚范重视圣贤传统,又不拘泥程朱的特点。他说:“主讲天津、扬州等书院。刻苦读书,博览强识,以勤于古圣贤之经传,诸子百史,志在贯穿。不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证,求一心之是。”[28]可以想见,姚范教导书院学子必然是传扬周孔圣贤之道,同时将汉学之考据与宋学之义理折衷调合。他的这一教学理念贯穿在问津书院一个多世纪教书育人的历史之中。同治乙丑年(1865),津门诗人华鼎元作《问津书院》一诗:


儒家衣钵孰传薪?学海堂前教诲频。不薄程朱尊马郑,先生只合作调人。[29]


传承儒家衣钵,调合宋学(二程、朱熹)、汉学(马融、郑玄),书院的这种育人思想正由姚范奠定。直至民国时期,严修、华世奎、章钰、王守恂等在津创立崇化学会,分义理、考据、词章三科,仍可见桐城派的教学主张对津门教育之深远影响。


范当世在诗中赞美了姚范甘守清贫,培养了栋梁之才的不凡业绩;高度褒扬了他在一发天悬之时承传圣贤教化之业的担当,以及开启桐城姚氏文章百年风流的功德;尤其是强调了姚氏“从来不与时媚妍”的高贵品格。姚范为人律己严恭,砥砺品节,从不媚俗逢迎。姚莹说他“生平懿行笃学,实能无愧古人”[30],吴德旋也说他“遇所不可,介如也”[31]。文以载道的理想,加之为人之耿介,使得姚范在学术文艺上注重道德性情。他主张作诗言志,摛风裁兴,藻辞谲喻。例如他与刘大櫆编选明代诸家诗,选录并不知名的诗人薛蕙(字考功)诗作数十首,其原因正是萧穆所道“考功之学行风节,不第为诗人已也”[32]。而对于为文为诗不端正持重者,姚范是拒与为伍的,这明显地体现在他对袁枚“性灵说”的排斥上。袁枚曾记其与姚范故事:

先生(姚鼐)从父南青讳范,在长安与余有车笠之好,学问淹博,而不喜吟诗。余改官江南,送行诗麻集,而南青无有也。余调之云:“南青爱人如老妪,初入翰林殊栩栩。平时著述千万言,临别赠我无一语。”[33]


对于袁枚之言,桐城后劲刘声木曾有析论:


袁简斋明府枚怀桐城姚薑坞太史范诗云:“平日著书千万言,临别赠我无一言。”


似太史专工于校勘之学,拙于文辞,如唐李善之类;又殊不尽然。太史古文,传归方之绪,屹然为桐城一大宗,诗亦清娇绝俗,撰有《援鹑堂诗集》七卷,《文集》六卷,卓然可传于世,不知当日何以无赠行诗文。岂恶明府放荡太甚,不拘礼法,早于无形之中,已严绝之,然严绝之诚是也。[34]


袁枚倡言“性灵”,为诗坛名流,从“送行诗麻集”可见众人趋附之态,姚范能诗独不赠诗,更见其不媚时流的品性。而其临别无诗赠袁,更反映了是二人在学术旨趣上的抵牾。袁枚主张性灵舒洒,任情率真,时有突破儒家礼法诗教之处,流于“放荡太甚”,轻佻浮薄。这与姚范推重道德性情、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大不相同。可以想见的是,“粥饘”于问津书院的姚范在培养“百年乔木”时必会将儒学诗教化于学子心中,桐城派崇尚雅正的诗文主张在清代天津文坛也一直绵延不辍。


姚范主讲问津书院将近九载,因其彻底绝于仕宦,故又能专力为之。他将传承圣贤之道的理想,折衷义理与考据的学术思想,以及追求道德性情的主张融入进初立的问津书院教学之中,奠立了书院未来的育人方向,也对天津文教产生了深刻影响。姚范执掌问津书院,还是考察桐城派与天津文化关联的一个生动例证,其价值与意义值得重视。


注释:

[1] 卢见曾(1690—1768),字澹园,又字抱孙,号雅雨。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历官洪雅知县、滦州知州、永平知府、长芦、两淮盐运使。藏书家、刻书家,有诗名,喜延揽文士,流连唱和,韩江雅集,海内称颂。著有《雅雨堂诗文集》等,刻有《雅雨堂丛书》。

[2] (清)卢见曾:《问津书院碑记》,《雅雨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90—491页。

[3]《同治续天津县志》,引自赵景深、张增元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第268页。

[4] “援鹑”出自扬雄《法言》《寡见篇》:“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鹑兮”,东晋李轨注云:“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启导人心,有似援手而进,言其纯美也。”姚范以此为堂名,可见其推崇孔子之教学。

[5]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第145页。

[6] (清)包世臣:《清故翰林院编修崇祀乡贤姚君墓碑》,《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3,第354、355页。

[7] 《清实录》(13册)《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第1027页。

[8] 梁诗正(1697—1763),字养仲,号芗林,又号文濂子,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雍正八年(1730)探花。乾隆朝历任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经筵讲官、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卒谥文庄。著有《矢音集》。

[9] (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本(1495册),第238页。

[10] (清)吴德旋:《初月楼文钞》卷八,光绪十年(1884)刻本。

[11] (清)姚莹:《东溟文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本(5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27页。

[12] (清)姚范:《徐鉴亭七十寿序》,《援鹑堂文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298册),第98页。

[13] 方观承(1698—1768),字遐谷,号问亭,一号宜田。安徽桐城人。方孝标曾孙。官至直隶总督,加封太子太保。谥恪敏。治水与植棉专家。著有《问亭集》等。

[14] (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后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265页。

[15] (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四,第58页。

[16] 宋弼(1703—1768),字仲良,号蒙泉,山东德州人。乾隆十年(1745)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甘肃按察使。能诗,与卢见曾相友善,助其纂选《国朝山左诗钞》《山左明诗钞》等,著有《蒙泉诗集》《思永堂文稿》等。

[17] 高恒 (?—1768),字立斋。本汉军包衣,后抬旗入满洲镶黄旗。高斌子。乾隆初,以荫生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出监山海关、淮安、张家口榷税,后署长芦盐政、天津总兵。乾隆二十二年(1757),授两淮盐政。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两淮盐案,革职处死。能诗。

[18](清)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1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90—491页。

[19]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1982年8月。清初曾规定,长芦盐政任期一年。

[20] 金文淳(?—1772?),字质甫(夫),号金门,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任天津府知府。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六月,因辖内南皮知县犯案受牵连,被乾隆严惩,革职遣戍关外。《重修天津府志》有云:“罢官后,主讲问津书院,课生童如子弟。凡所识拔者,无不腾达云。” 但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云:“质夫为太守,两遭罪遣,谪戍以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29页),汪师韩作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挽金门太守》诗注中也说:“君定于十月南归,竟不及。”此是死于谪所之证,则金文淳谪守关外,似至死未归津门。

[21] 董承勋(?—1757?),字对扬,号芑堂、白岩,浙江南浔人。曾任兖州知府。乾隆十六年(1751)任天津道,升长芦盐运使。能诗善画,著有《芑堂诗集》。

[22] 吴联珠(1701—1754),字珍兹,号铁夫。浙江归安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仕至刑部陕西司郎中。工诗。著有《卧沧吟》。

[23] (清)范当世著,马亚中、陈国安校点:《范伯子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31页。

[24] 姚濬昌(1833—1900),字孟成,号慕庭,晚号幸余,安徽桐城人。姚莹之子。清末桐城派代表人物。子永朴、永概有文名。次女姚倚云适范当世。著述颇丰,有《幸余求定稿》《五瑞斋诗钞》《五瑞斋诗续钞》等。

[25] 见《桐城麻溪姚氏宗谱·姚氏先德传》,民国十年(1921)印本。

[26] (清)姚莹:《东溟文集》卷三《与张阮林论家学书》,《清代诗文集汇编》本(549册),第339页。

[27] (清)姚莹:《<援鹑堂笔记>闽刻原后序》,《援鹑堂笔记》,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28]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三,黄山书社,1989,第138页。

[29] (清)华鼎元:《津门征迹诗》,潘超、丘良任等:《中华竹枝词全编》第一册《天津卷》,北京出版社,2007,第369页。

[30] (清)姚莹:《<援鹑堂笔记>闽刻原后序》,《援鹑堂笔记》,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31] (清)吴德旋:《姚薑坞先生墓表》。姚范仕途不遂与其耿介严直的品性也有关联,在乾隆盛世不作讴歌迎合致其陷入孤立。例如他的《读史》诗咏建安云“隋珠既在握,荆璞亦冥搜”,极称曹氏得人之盛,但篇末却说:“谓当致高蹈,何意摧华辀。体弱既足病,肥憨亦为羞。空文侔日月,桢干委山丘。遂使三公位,徒嗤孙仲谋。”(《援鹑堂诗集》卷一)正直有骨气的人才在盛世反被遗弃,这无疑是其自身写照。姚鼐《姚氏长岭阡表》(《惜抱轩文后集》卷六)也说:“(姚范)仕为翰林数岁,不究其用而归。”

[32] (清)萧穆:《跋薛考功奏议》,《敬孚类稿》,黄山书社,1992,第113页。

[33] (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428页。

[34]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六,中华书局,1998,第126页。


作者简介: 杨传庆,1981年9月出生,安徽六安人。2001年至2007年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2007年至2008年,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08年至2011年,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师从孙克强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起,任教于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词学研究会理事、天津问津书院《问津文库》编委。研究方向为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  天津地域文学,曾承担多个国家项目,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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