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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杨炼:诗歌作为精神漂泊的象征

时间:2018-02-05     作者:艾江涛   阅读


“哪个触及了诗歌本性的真正的诗人,不是精神上的流亡者?”


剩下来的诗人


冬天的汕头大学,景色宜人,气温舒适,远离市区带来的交通不便,倒让这里成为一方净土。2014年起,诗人杨炼被聘为这里的驻校作家暨讲座教授,每年以一个月时间讲授诗歌创作。当我们坐在校园里的小酒吧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时,不时有年轻的学生过来打招呼。杨炼告诉我,自己来这里最初的想法,就是想了解最年轻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状态。


这样的机会,对于1988年即旅居国外写作,虽离散于中国却从未离散于中文的杨炼来说,自然非常难得。当年“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的诗友、诗评家唐晓渡非常清楚地记得两人分别时的情景:“杨炼出国那天是1988年8月8日,真是个出发的好日子。那天我正好也动身去拉萨参加‘太阳城诗会’。我们在劲松4区414楼前挥手告别,互道一路平安,谁都没有想到直到六年后我们才能再次见面,而所谓‘平安’,竟意味着他就此踏上风雨飘摇的漂泊路。”事实上,杨炼和女友友友在收到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的邀请出发时,并没有长期出国的打算,门一关什么东西都没带,只想着一年以后回来该怎么生活,没想到之后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他的预料。杨炼感慨,多年以后回到北京旧居,家中各种东西包括妈妈的骨灰盒都被小偷洗劫一空。而在这一点上,杨炼说顾城显然比较先知先觉,出国的时候带上所有证件,已做好不再回来的准备。


海外漂泊的岁月,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美国,再到英国与德国,杨炼起初主要依赖国外大学或基金会提供的短期访问或写作计划生活,直到友友1996年在英国谋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与伊顿公学的教职,并全力支持他的写作,之后两人生活才渐趋稳定。如今杨炼在伦敦和柏林都有了家,最近几年则主要定居在柏林。


随着生活的稳定,杨炼陆续创作了《大海停止之处》《同心圆》《叙事诗》等一批长诗,经由他的英文、德文译者翻译,如诗人臧棣所说,建立起当代中文诗歌的国际影响。2012年,杨炼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成为继阿城、莫言之后,第三位获得这项著名国际文学奖项的中国作家。


回头来看杨炼几十年的漂泊历程似乎颇为有趣,杨炼自己就说过:“哪个触及了诗歌本性的真正的诗人,不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如果说保持与现实的某种疏离与紧张感,是诗人能够持续创作的前提,在陌生语境与现实中的旅行,对杨炼来说更带有为写作服务的、“主动创造你的困境”的自觉。唐晓渡甚至觉得,杨炼似乎早就意识到未来漂泊的不可避免,并一直为此进行着精心准备:“80年代初到他出国前的几年中我是他寓所的常客,那时候觉得他将其命名为‘鬼府’,正如其中到处悬挂的各式面具一样,更多的是他疏离现实的自诫和自嘲,却没有深思与他个体诗学的致命关联,更没有想到,‘鬼府’主人在与那些出入如风的鬼魂做隐秘沟通的同时,也正致力将自己修炼成这样的鬼魂,而这种修炼恰与日后不期降临的命运相匹配,因为灵魂总是最轻的。”


最近几年,杨炼频繁往来于国内的各种诗歌活动,包括担任汕头大学在内的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无论在哪儿,他体会最深的还是像烙印一般深刻的中国经验。在郊区的汕头大学每年一个月的教学,杨炼觉得倒更像当年的插队生活,不同在于离家的距离是几千公里与几十公里之别。


杨炼赶上了“文革”中恢复的首届高中,1974年,19岁的他高中毕业后前往距家仅20多公里的北京昌平黄土店村,也就是今天的西三旗一带插队。杨炼对芒克、多多他们插队的白洋淀生活非常羡慕:自然环境好,老乡也朴实。而在黄土店村时的杨炼,还带着投身革命的理想情怀,用他后来的话说,傻帽儿一个。由于看不惯村里一个党员干活时偷懒耍奸,把一车粪倒作两堆,杨炼在别人怂恿下,一连写了九篇文章,“评一车粪倒两堆”的现象。这些文章经大队公社县广播站朗诵后,让杨炼大出风头,却也让他深深得罪了一些村民。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在知青会上告诉杨炼:我当一天书记,你就甭想回城。年少气盛的杨炼一气之下,索性一走了之,回到城里在父亲的朋友家漂泊了一段时间,那可以算得上他第一次小小的流亡。后来,在这位父亲朋友的帮助下,1976年底,杨炼被调往中央广播文工团创作室,负责歌词创作。这次他学聪明了,悄悄找到公社知青办的朋友调回档案,然后跑回村里告诉那位书记,以报一箭之仇。


有次,一位国内报告文学作家到杨炼家中拜访,突然对友友说:“我发现现在写诗的,在国外就剩下你和杨炼了,其他的全部回国了。”友友想了一下,还真是,北岛、多多、肖开愚等一拨诗人基本都回去了。应该说,如杨炼那样自从出国迄今一直以写诗立足,通过不断的出版、诗歌活动,拥有自己的声音与读者,并不容易。


事实上,对传统文化、历史的抱负与雄心,对长诗结构的迷恋与追求,让杨炼在80年代之后的新诗写作中显得格外触目。尽管阅读他的长诗的体验并不那么轻松美好,像唐晓渡说的:“阅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大组诗是不自由的,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才能克服初时强烈的不适感。”这种阅读难度,一度让评论界失语。有次,唐晓渡在一个小型的杨炼作品研讨会后向一位学者索稿,没想到对方诚恳地说:“不是我不想写,实在是因为他的诗太难读了,根本进不去。”


当我以此求教于杨炼时,他的回答是:“80年代是一个非常抒情的年代,是社会化抒情,因为有青春期抒情这条线,有社会批判这条线,实际上80年代的诗对大多数这拨朋友来说都不难懂,今天回头看某种意义上还不过瘾,因为太好懂。我与其他人的不同,是我那时某种意义上给自己寻了一条死路,干脆叫文学自杀。比如别人写短小的抒情诗,容易写,容易发表,容易翻译,容易出名,我写《YI》一口气闷了五年,谁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这种情况下等于你把与公众之间的线切断了。”


朦胧诗:太长的青春期


与其他朦胧诗人相比,杨炼的诗歌起点并不算早。1976年1月,母亲去世留给他的心理空白,再加上之后与一起插队的女友的青涩恋情,让杨炼一下找到了一种诗歌的情绪与语言。曾担任新中国驻瑞士外交官的父亲,早年逼着他记诵大量古诗词,但他并不认为那些诗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反而在那种青春情绪的影响下,他很快写出一本《爱情之歌》的诗歌小册子,并将其郑重送给女友。没想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早熟的女友比他更了解中国的政治风波,在母亲的要求下把笔记本退还给杨炼之后,还提醒他:写作,那就是把自己送给别人当靶子。


那时北京城内的地下诗歌圈,主要由芒克、多多、严力等白洋淀诗人,还有北岛、甘铁生等当年读黄皮书黑皮书长大的人组成,按杨炼自己的说法,他在《今天》完全属于外来户。1978年底,《今天》杂志在“民主墙”贴出来时,消息灵通的杨炼提前结束在广西百色的体验生活,在“大字报”的丛林中,他很快发现食指巴掌大的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首诗《疯狗》,当然还有《今天》《沃土》《启蒙》等一批民刊上的诗歌,由于写作方式不一样,《今天》格外打眼。很快,杨炼就拉着此前结识的顾城,一起找到《今天》编辑部。当年的印象特别深刻,在黑黝黝下着小雨的胡同中,昏黄的灯光下,两人找到那个门楼,最先遇到芒克。顾城当时拿着一些诗,非常虔诚地请芒克指点。芒克一番指点后,大家觉得有些饿了,于是下了面条一起吃,很快便不分彼此了。


那时,顾城的诗歌《生命狂想曲》已发表在北京西城区文化馆的小报《蒲公英》上,引起比较大的关注。让杨炼自豪的是,自己的一首《我是剑,我是火焰——唱给特权者的葬歌》,发表在《蒲公英》头版上,导致这份报纸当天就被禁了,却让他在随后的《今天》诗人聚会上,突然受到英雄凯旋一般的欢迎。两年后,《乌篷船》发表在最后一期《今天》上,又成为“把《今天》终结了的一组诗”。《今天》时期的杨炼,尚未形成成熟的写作风格,从最初带有浪漫风格的政治抒情诗,到比较有现代味道的组诗《秋天》《给爱人》,发展很快。杨炼至今还记得,当北岛看了《给爱人》以后,说:“哇,进步很快,这个已经很不一样了。”


当年杨炼在中央广播文工团的工作,给了他游历中国各地四处采风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没有任何成本的漫游中,杨炼写出了《半坡》《敦煌》《诺日朗》三部合称《礼魂》的大型组诗,使他在出国之前不但成为“朦胧诗”主将,还在1987年被推选为“十大诗人”之一,成为80年代诗歌的重要人物。


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旅行中的历史片段产生了神奇的联结,这也成为杨炼此后诗歌写作中孜孜以求的一个模板:“大历史深刻纠结个人命运,而个人内心又构成历史的深度。”


杨炼回忆,插队时的一个好活儿就是抬棺材,因为知青食堂完全没有油水,村里如果有人死了,抬棺材的人至少有顿饱饭,有一点油水。在黄土店村,他抬过几次棺材送葬,发现村里的墓地都在村庄北边,埋葬死者时,头一定要朝西。后来他发现不仅黄土店村如此,附近几个村子也是如此,请教老人,回答是老规矩就是如此。1980年,当他在西安半坡遗址,拿着手中的旅游手册溜达时,突然发现其中对墓地的描述,公然写着:在村庄北边,埋葬的死者头都朝西。


一瞬间,某种东西击中了他:“历史在你的身上直接呈现。我抬棺材的那条黄土路,似乎一直无穷无尽延伸到新石器、旧石器甚至没有石器的时代。墓地为什么在村庄北边?因为北边是太阳唯一不经过的地方,太阳自东方升起,经过南边,西边落下,北永远是死亡的方向、黑暗的方向、阴间的方向,头向西就是向着太阳陨落的方向。这种直接的碰撞不是观念上的,而是与肉体直接发生关系。”这种撞击,转化为《半坡》中《墓地》一首的片段:“在村庄北面,路消失,宁静开始,我是谁?/在村庄北面,浑浊的人流蒙着夜色,双手托起我的是谁?/被太阳回避,像潮水袭来,代我走完最后一步的是谁?/一首挽歌,给我阴郁祖先的节奏的是谁?”


《半坡》与《敦煌》完成之后,机缘所至,杨炼又去九寨沟旅行了一趟,写作了以景区一条瀑布的名字“诺日朗”为题的长诗。这首发表于1983年《上海文学》上的长诗,连同后来他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所遭受的批评,使杨炼名噪一时。《诺日朗》的语言在杨炼今天看来比较幼稚,但“当时引起的震动,来自于结构的关系,像一个多声部的、交响乐式的结构,把不同声部之间与人生感受的关联表述得比较清晰,不同层次交织汇合在一起”。


批判对这首诗的影响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首诗却给杨炼的写作带来某种转折。经历了1984年一年没有发表任何诗歌,1986年朦胧诗《五人诗选》的复苏,杨炼意识到,80年代初那个短暂的理想主义的梦幻时期是虚假的。他的写作开始从社会代言人转向自我追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摘掉了‘社会’这个外在的点滴瓶,把诗歌发生的能量放回自我精神世界内部。”


回看历史,杨炼对当年整个朦胧诗的评价是“太长的青春期”。当一批诗人从地下走到地上,开始有机会出版、出名、出国时,个人境遇变得好起来时,作品的力量却在弱化。1988年5月,杨炼与芒克、唐晓渡等人聚在一起,成立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试图继续保持那种精神探索的能量。所谓“幸存者”,这个不久就被现实追上带有谶语色彩的词,指的是那些有能力拒绝和超越死亡的人。与此同时,杨炼酝酿五年、以《易经》为结构处理天人关系的长诗《YI》,也即将完工。几个月后,带着这部诗稿,杨炼开始了一个更大范围的精神与现实的流亡生活。


在大海停止之处安身立命


杨炼能够得到出国机会,得益于80年代国门初开时,中西双方迫切想了解对方的愿望之下,在北京诗歌圈中所形成的那种热烈甚至欢乐的聚合氛围。友友回忆起出国前几年那个诗意的年代:“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叫周思的作家,担任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那时很多诗人、画家,包括歌星,经常周末在周思家聚会。还有西班牙大使馆、比利时大使馆,也经常有这样的晚会。大家一起跳迪斯科,饥饿的年轻人每次要把人家的冰箱吃穿,晚会完了以后总得出一点事。多多每次喝多了就把脑袋磕在地上痛哭,杨炼拄着拐杖跳舞。喝完酒玩文字游戏,然后一条纸写一行诗,随便写,然后打乱念,最后串成一首非常现代的诗,很魔幻很先锋的感觉。”


正是在周思的推荐下,杨炼得到了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为期半年的访问邀请,接着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又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起初的经历非常愉快,从长诗写作的疲惫中脱离出来,杨炼和友友扛着帐篷,坐长途汽车把整个澳大利亚转了一圈。那时,两人都不通英语,尽管杨炼的父母都是外交官出身,姐姐与弟弟都跟父亲学习了英语,但杨炼却拒绝了父亲让他学英语的建议:“老爸你看哪一天我会用英文写这些诗?如果不能用它来创作,学了干吗?”由于不通英语,旅途中两人扎下帐篷,却错过了长途汽车出发的通知,行李也被一起拉走了。


1989年的事件之后,杨炼参加了一些纪念活动,以至于他不得不长期滞留海外时,现实的处境顿时变得锋利起来。对他们来说,开始学英语还出于一种美感,很快则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杨炼想尽一切办法用自己有限的英语学着表达,而友友起初则不愿意跟人交流,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很多朋友的聚会上,我就是瞪着眼睛看,因为我觉得,我张嘴说话就像一个百分之百的弱智。”在严重的思乡情绪中,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在国内当过8年美术编辑的友友找到了唯一的表达方式:写小说,通过文字将自己带回北京,以实现纸上还乡。


一年的访问计划很快到期,杨炼能得到的支持只剩下一个月四五百新西兰元,为了省钱,两人搬到一个破旧的老房子里,阳台是封闭的,墙上还淌着木头腐朽后流出的“鲜血”,犹如谋杀案现场。两人从跳蚤市场买回草帘挂在墙上,又用布帘隔出杨炼用以写作的空间。有次下暴雨,房子突然几十处漏雨,友友记得很深刻:“杨炼黑起一张脸说了一句:流亡生活开始了,把门一摔走了。我的反应是赶紧找坛坛罐罐接水。两小时后,雨过天晴,他老先生也回来了,问去哪儿了,说去墓地了。后来人家写了一首很不错的诗,就叫《流亡的死者》。”


为了补贴生活,杨炼还找了一份洗车的活儿,一星期洗两次车,能赚30多新西兰元。这份工作并不愉快,以至于杨炼后来再见到路虎汽车,都有忍不住想踹两脚的冲动。更重要的是,友友发现,洗车回来后,他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写作状态,变得非常沮丧。有一次,他突然对友友说:“如果写不了诗,我就自杀。”


庆幸的是,不久杨炼接到了一个国际写作项目的邀请,暂时缓解了生计之困。最初几年,两人只能依赖各种短期的邀请,维持最简易的生存,但却一定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在生活上给予杨炼许多扶持的友友,为了不让自己被强大的现实裹走,她要求自己,干清洁工那样的粗活儿最多不超过三个月,三个月后必须停下来,写小说,画画,以找到一种生活的平衡感。


活下去并不困难,对杨炼来说真正要命的地方在于,能否写下去,保持创作上不重复自己,继续往前走。“我感到自己只是在原地滑动,自我抄袭,对一个诗人来说,这是非常极端意义上的死亡,某种意义上比停笔不写还恶心和惨痛。”最初三四年,还乡之路依然渺茫,而西方却又像一条无穷无尽不断后退的地平线,一切让杨炼产生了一种“茫茫”的无力感。后来,德国一个艺术中心做了一个项目,邀请世界上比较有名的作家,每人选择一个自己语言中最难翻译成外语的词,写诗或写文章来解释这个词,杨炼选择的正是“茫茫”。


1992、1993年,这种感觉来得尤其强烈。结束了1991年在德国柏林DAAD艺术项目为期一年的项目计划后,杨炼和友友很茫然,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后来决定再回新西兰,途经纽约时又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住在一个朋友半租半借的房间里,杨炼望着窗外的哈德逊河,“河水就像挂在窗口的一片不断流淌的空白一样,那个房间像是一个逆流行驶的桥墩,不停地被时间抛向相反的方向”。那种黑暗的体验,让他写下《黑暗们》组诗,起首一段这样写道:“绿叶总是被遗忘在窗口太绿了的时候/像春天用力掷出的每一粒石子/都击中春天自己”。这首诗后来被翻译为英文时,杨炼特别提醒译者用一个复数的黑暗单词。


1993年,杨炼又回到了澳大利亚,有一天早晨四五点钟,在悉尼房间地上的床垫上写下《大海停止之处》的最后一句——“用早已死亡的光切过孩子们停止/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内心突然变得踏实:“这个公式一样的东西落到实处了,以后的路没有问题了,无非就是自己看着自己出海,那刚出海和继续出海,已经比较清楚了。”虽然离开了母语,但杨炼开始找到了一种主动而自觉的写作心态。既然诗歌本来就是一种主动流亡的象征,那么外在原因造成的漂流,不过是主动精神追求的一个衬语而已。


1994年,已经取得新西兰国籍的杨炼绕道香港回到北京,虽然像友友说的,走在胡同里还会像一个老华侨一样泪流满面,但他早已在漂泊中安身立命。既然每个诗人命中注定都是漂泊者,那么回到中国,无非只是世界漂泊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因为奥德修斯,海才开始漂流;而非因为海,奥德修斯才选择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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