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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之谓秦之乱

时间:2018-05-10     作者:董元奔   阅读


学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辅导工作者,辅导的学员遍及江苏各地,因其辅导成就突出,先后两次入选省教育厅机关杂志封面人物。曾参与《江苏教育年鉴》部分内容撰稿,但学业主攻古典文学,兼涉泛传统文化。早年著有个人现代诗集,近十余年主要写作文学论文、文化随笔、诗词楹联等,已发表数十万字。

 

《儒者可与守成论》是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时的“作文”,其主要论点“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乍看却也是有点道理的,姑且不论前朝高适马背上驮着一袋书领兵出征,也不论本朝赵普怀揣半部论语协助太祖基本统一了天下。但是,在谈到秦朝时,苏轼认为秦统一六国是无道之举,所谓“德既无以相过,则智胜而已矣;智既无以相倾,则力夺而已矣”。正因为如此,“秦之乱”才使仁义“天下荡然”。显然,这是不能被认可的。

 

固然,苏轼拿秦来说事,其目的是为了论述儒者之守成,但是他认为秦以武力强行夺取天下,而不用儒者守成,所以国祚不能长久。苏轼拉过来的秦得而复失天下的这个论据其实是假论据。秦始皇虽然有所谓“焚书坑儒”的两千年都洗刷不掉的“劣迹”,但是他也并不是完全排斥儒者的。其焚书不是焚尽天下所有的书,他只是从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出发,试图毁灭六国文化,而且他不仅保留了六国的药书和种树书,更保留了原来秦国的各类书。至于坑儒,他也只是坑杀了谤议朝政的那四百多名儒生,并不是满天下去屠杀儒者,坑儒其实就是一次株连甚多的“文字狱”大案。此外,秦始皇的主要辅佐者李斯本来就是大儒,秦始皇安排李斯统一文字本来就是儒界大功,而推广文字也是需要大批儒者来完成的。

 

秦之统一天下与所谓儒者守成完全是两码事。我们知道,秦能统一六国,得力于秦较早且最成功的进行了变法,以法家之道富国强兵,秦所实形的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国策,实际上是秦国国君试图以较完全的封建制度取代早先的半封建半奴隶制度,这是历史的进步,是值得肯定的。而且,秦始皇的法家改革,其目的是实现天下一统,而大一统正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之一。

 

苏轼经常批判秦国和秦朝,他在另一篇题为《孔子从先进论》的文中说:“甚矣,鞅之怀诈挟术以欺其君也。”苏轼忠于孔孟之道也就罢了,不赞成秦的变法也就罢了,何必要对伟大的变法家商鞅进行无端的毁谤呢?我们——包括熟读史书的苏轼应该知道,商鞅变法的目的是革除旧制度弊端,整肃吏治,加强国君权力,减轻对被统治阶级的人身控制,发展社会生产,增强秦国应对别国的军事实力,而后来的变法结果也确实如此。再者,商鞅变法的“主谋”是秦孝公,商鞅受命变法自然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其君臣之间一直亲密无猜,为人历来忠厚的苏轼怎么可以无中生有,谩骂商鞅欺君呢?

 

既然秦始皇并不是那么排斥儒家,利用法家变法也是秦国国君心甘情愿的,而且变法结果确实实现了“图强”的目的,那么《儒者可与守成论》所谓“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之说就别有用心了。那么,苏轼居心何在呢?

 

根据北宋前期科举制度的规定,举子中进士三年后可以参加制科考试,所以,《儒者可与守成论》是苏轼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写的,这时候苏轼已经在朝廷为官三年了。而《孔子从先进论》则写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虽然这两个年份距离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开始变法尚有几年时间,但是,早在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任支度判官时就向宋仁宗上了万言书,指出了当时官制和科举制度的诸多弊端。对官场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全面实行变法。仁宗似乎被王安石给说得心动了,从那时起,关于变法的讨论和争论就在朝中展开了。苏轼这篇《儒者可与守成论》自然就是一篇战斗檄文了,是守旧派对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的战斗檄文。那么,苏轼就无非是想借秦之故事,污蔑法家王安石试图欺君,鼓吹天下应交给像司马光和他苏轼这样的正统儒者来“守成”而已。

 

苏轼以所谓书生守成论而否定秦的法制改革,试问,如果没有“秦之乱”,怎么会有汉之治呢?汉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其实正是从秦朝继承来的。宋太祖奉礼治国,为什么国家屡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欺凌,以至于到了宋仁宗时期都国无宁日了呢?如果没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守旧派阻挠,王安石变法早在宋仁宗时期就开始了。而经过多年的党争,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变法才得以展开,其实为时已晚,宋王朝的积弊已入膏肓。即便如此,守旧派对变法派的攻击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力度空前加强,党争逐渐演化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当然,变法派一旦得到实权,对守旧派也是迎头痛击,毫不手软的。从苏轼《儒者可与守成论》这篇文章的立论荒谬和动机险恶方面来看,王安石执政期间对苏轼一贬再贬也就很正常了;而随着新旧党争趋于白热化,王安石于元丰二年(1079)再拜左仆射(宰相)后差点处死了苏轼,也是可以理解的。

 

 

【附】《儒者可与守成论》原文

 

圣人之于天下也,无意于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凤,鸟兽箤焉。虽欲辞之,岂可得哉?禹治洪水,排万世之患,使沟壑之地,疏为桑麻,鱼鳖之民,化为衣冠。契为司徒,而五教行,弃为后稷,而蒸民粒,世济其德。至于汤武拯涂炭之民,而置之于仁寿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圣人者,盖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于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传数十世,而民不叛。岂有二道哉?

 

周室既衰,诸侯并起力征争夺者,天下皆是也。德既无以相过,则智胜而已矣;智既无以相倾,則力夺而已矣.至秦之乱,则天下荡然,无复知有仁义矣。汉高帝以三尺剑,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虽稍辅以仁义,然所用之人,常先于智勇,所行之策,常主于权谋。是以战必胜,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于无事,以为子孙无穷之计,而武夫谈臣,举非其人,莫与为者。故陆贾讯之曰:“陛下以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叔孙通亦曰:“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于是酌古今之宜与礼乐之中,取其简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为朝觐会同冠昏丧祭一代之法.虽足以传数百年,上下相安,然终不若三代圣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长也。

 

夫武夫谋臣,譬之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儒者譬之五谷,可以养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争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败于泓,身夷而国蹙。此以五谷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诗书,杀豪杰,东城临池,北筑辽水,民不得休息,传之二世,宗庙芜灭。此以药石养生者也。善夫,贾生之论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为二道故具论三代以来所以取守之术使知文武禹汤之威德亦儒者之极功而陆贾叔孙通之流盖儒术之粗也。(《东坡文集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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