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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世旭:文心不老的阎纲

时间:2018-05-14     作者:陈世旭 来源:中华读书报   阅读


2016年将近年关,忽然收到著名评论家阎纲文集三卷四册,洋洋数百万言。上世纪八十年代,阎纲对我多所鼓励。将近三十年,因写作成绩不佳,羞于面对先生,未敢音问。而今先生不弃,我的感动莫可名状。当年的往事刹那间一涌而出。


四十年前,我在一个遥远的南方乡镇,就职于县文化站,刚成家,主要出于补贴家用的目的,一有空就琢磨写小说,因为从小就只有这么点对文学的爱好。记不清多少次退稿,忽然有一篇在北京的《十月》杂志发表。兴奋之余并没有更多的期待,一百多元的稿费,是我月工资的三倍,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知足得不得了。有一天忽然听同事说,有几张报纸的文章提到你的小说了。我惴惴不安,赶紧去找那些文章,还好,都是说好话的。其中一篇标题《习惯的写法打破了》,一声喝彩,一腔古道热肠,扑面而来。我盯着署名发了一阵呆,记住了“阎纲”这个名字。


最早见到先生本人,是在大约半年后。我被《十月》杂志推荐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进修,有一天被通知参加《文艺报》的一个座谈会,正老实坐着,身后有人轻轻拍我。我随他到会议室外的走廊上,他说,我是阎纲。他高高瘦瘦,跟我说话得弯着腰,我看他得仰着头。


头次见面,没有闲话。先生当时一脸忧色,说,听到反映,你是文讲所里最狂的人。


我棍子一样戳在那里,一下懵了。


那期文讲所学员,大都是我之前像星星一样仰望的人,我下决心学写小说的那些日子,为了走捷径、抄近道,主要读的是他们一部接一部轰动的小说,没想到有一天来到他们中间了,很是紧张,像是在宾馆里进错了门。


这之前,来不来文讲所我一直迟疑不决。《人民文学》请了几个人来京写小说,住了将近一个月,冯骥才、贾大山他们都顺利交了稿,我一个字也没憋出来。《十月》发的那篇是在好几篇退稿上改出来的,再写点什么,我脑子里一点眉目也没有。不久后参加一个小说座谈会,大评论家冯牧谈到我的时候说,听说他发了处女作后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同样的话几天后我又听到一次。是《十月》为改稿的作者安排的防空洞招待所,我和当时在宁夏的作家戈悟觉同住,一天晚上他跟人通长途,相互称赞了一番之后,听说跟他在一块的人是我,对方说:他好像就那么回事,什么也写不出了。电话完了,戈悟觉笑着说:刚是公刘的电话,他夸你呢。差不多半夜,在地洞里,老式的座机,那边说什么我听得一清二楚。公刘是我从小极崇拜的诗人,他的话,我听来,不亚于死刑宣判。


那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一看见纸笔,脑子里就一团浆糊。周围尽是才子才女,发表作品此起彼伏,像过年放鞭炮。班上的老大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名震天下,《开拓者》又如同核爆;同住一屋的古华,刚完成《爬满青藤的木屋》,接着又是《芙蓉镇》。我整天怯生生的,不声不响,说不出的自卑,没事就一个人呆着。有一次在外面集体活动回来,在车上碰巧坐在贾大山旁边,他问我为什么老闷着呀,本以为你少年得志该挺张狂的呢。我心里苦着,不知怎么回答。一个小乡镇的文青磕磕巴巴好不容易弄出了一点响动,就可以“少年得志”了吗?


阎纲说的那个“狂人”,我怎么也没法跟自己联系起来。即便是讹传,即便是诬告,也不可能落到我这样的人头上——八竿子打不着边啊。我没有打听那说法的来处,也没有解释,觉得没有必要。我早已心生悔意,写得了写,写不了走人,能撑几天还说不定呢。


文讲所学习结束,我拖家带口如愿回了省城,被安排在一个文化单位“专职写作”。回想接下来那些写不出硬写的煎熬的日日夜夜,我至今背脊发凉。我甚至决定改行。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有些什么看法,但我看到报上有文章在质疑我离开基层脱离生活。有些好心的朋友很是为我着急。我事后知道,省里的评论家吴松亭特地去了一趟北京,请他专门就我的几个勉强发出的近作说说好话。他们曾经在《文艺报》共过事。


真是难为阎纲了。不得不评说一些不值一评的文字,还必须正面鼓励,那是怎样的苦心孤诣啊。


那时候,阎纲已经一清二楚地看到了我的特别的没文化。1981年夏,他来江西庐山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我去看他。在白鹿洞书院的碑林,我把“拓片”读作“tuo片”,阎纲把我拉到一边,轻轻说,那个字唸“ta”。我这类的错,举不胜举,在江苏,张嘴就把“甪直”读成了“角直”。所有这些,阎纲在文章里都没有提,只是说,其成长可以期待云云。


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清是羞愧还是沮丧。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其实是别无选择的。不久后,路过北京,我特地去看望了阎纲,他再三说,冯牧、公刘都是特别爱惜青年的,他们是为你好。你要振作,要对自己有信心。那天晚上,我在他西郊的家坐到半夜以后。终于不得不告别,他送我到公交站,一直等到间隔好久的夜班车到站,看着我上了车。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面谈。之后,除了在某次作大会拥挤的人群中打过一个照面,我就只是在报章上看到他一篇又一篇振聋发聩的文字。印象最深的是《文学四年》,其高屋建瓴的视野,诗意勃发的文采,读来深获教益。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我的一部刚出的长篇开研讨会,他们开列的邀请名单里有阎纲。但阎纲没有到会。我并没有太大的遗憾。那部小说并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谓研讨会,不过是为发行造势罢了。以先生的眼光,即使接到通知不来也正常不过。前几天偶然说起旧事,我才知道,他那时远在终南山。


四十年,尽管我一直咬牙切齿坚持写着,但一直未见长进,逐渐走向边缘化,终至消失在读者视野之外,被许多先前熟稔的同行淡忘。有一年在京开会,一家刊物请饭,让我去一位中国作协副主席的房间会合,等着他们来车。那位作家当副主席之前我曾与他一同参加过文学活动,以为他有印象。但那次他对我的特别的客气让我纳闷,出了门我才知道,他以为我是出版社派来接他的司机;曾经在李国文家聆听几位文坛大咖高谈阔论,尤为座中一位大咖的慷慨激昂所动,事后还收到过他的信。多年后,也是一次会议,我在电梯里见到他,惊喜中忘记了他的声名已如日中天,远非当初,像见到家人一样亲热地喊他。不料他惊疑地盯了我好大一会,转脸问身边的人:他是谁?那些人也没一个认识我,都很礼貌地静静看着一个傻子的自讨没趣。我满脸的堆笑霎时凝固。幸好电梯很快到了我住的楼层,我一闪身溜出。


我不太通人情,常常没心没肺。但一个人被自以为是老相识的人彻底忘记,怎么说也是件难堪的事。我忽然明白,一个在专业上过气的人最大的明白就是要懂得收敛。为了让自己长记性,我特地写了一则短文公开发表,题目是《套近乎》,讲套近乎、尤其是跟卓有成就的名人套近乎千万要有自知之明。


没有想到几十年没有联系的阎纲还记得我,寄来了他的文集。


像陈忠实说的“砖头”一样的厚厚的几大本,扎扎实实的鸿篇巨制。文学,文坛,乡音,乡俗,亲情,友情,枝繁叶茂,波翻浪涌。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又何尝不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史。读之感慨万千,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不通古典音韵,又不想削足适履、因字害意,匆忙中写下一些仿古的句子:


书生仗剑出礼泉,叱咤文坛六十年。

识见有胆须赤子。评论无韵成诗篇。

江南梦回竞夤夜,京西握别已晓天。

世间自来仁者寿,身后谁人执长鞭?


发送给阎纲后,收到他的回复:很高兴。你是不太说人好话的。


我人微言轻,根本没有月旦人物的资格,好话坏话说了都是白说。阎纲的回复,表现的是一个长者的谦虚。


阎纲的人与文,真,直,硬,浓。真而不失睿智;直而不失风雅;硬而不失柔韧;浓而不失明晰。秦人大腔,书生意气,于豪迈中见深情,于奔放中见摇曳,行文节奏明快而收放令人猝不及防,长句戛然而止,短句若击鼓,读之时而愕然,时而惊叹,终归于酣畅淋漓。


皆是性情文字。


不久前,我加了他的微信。四十年后,我又在微信上见到阎纲。每天重读他在《微风读书会·名家专栏》上连载的散文杂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悲哀,或深思,或坐卧不宁,或啼笑皆非,其中的血气、生气、锐气,让人很难相信是出于一个曾经罹患绝症而已近米寿的生命。


季羡林老人生前在他学术论著自选集的序中写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


同样历经沧桑的阎纲的身后,显然也有这样一种鞭策的力量。他的写作活力,他的文心不老,让我汗颜。与他相比,他正年青,而我已垂老。因为生性的懦弱,我的写作不会像他那样长久地坚韧持续,但我会永远记住他在我写作最困窘的时候给予我的切切实实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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