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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曹寇:读顾前

时间:2018-07-03     作者:曹寇   阅读

读顾前

| 曹寇

 

是时候破除一些小说迷信了

顾前的小说,基本可以作以下概括:一个老男人,四十岁左右,婚姻失败,没有工作,喝酒,晃荡,打牌,之余写点小说换点稿费,勉强度日。生活规模窄小,但世俗欲望却并不比别人少。他也想过扬名立万,但这个想法本身就挺累的,为之奋斗更累,所以渐渐地也懒得去想。就这样,他“虚度”了光阴,这些年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朋友们也有了各种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我”,尤其是“我”在男女关系上的孜孜不倦,始终处于求欢和求偶状态之中。有如宿命一般,“我”总是和一些女人发生暧昧、误解、单相思、不欢而散等等“关系”,结局大多是“未遂”。最终“我”必然孤身一人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既没有什么难过的,也没有什么高兴的,然后决绝地睡去。至于次日又是什么光景,那只有天知道了。

 

这个人物形象既是小说中恒定的主要人物(“我”或许亮或其他),也因为描述过于逼真容易让读者自作主张地认为即作者顾前本人。事实上,所有值得信任的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称为自传,人生经验(肉的层面),包括所处的时代经验,以及个体或群体的精神镜像。脱离个人经验的写作,若非依托大量的文献研究,基本都是胡编乱造欺骗群众的恶举。至于中国读者长期以来习惯于胡编乱造习惯于欺骗,从而对胡编乱造和欺骗产生了依赖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如果人民的胃口是垃圾箱,当然需要有人制造垃圾来填满他们的胃,这基本是我们的阅读市场的真相,在此不赘。

 

顾前小说当然不是胡编乱造,更无欺骗性。其诚实性在这个国家的小说写作中,无出其右。圈里有一种说法:“南顾北狗”,这是说顾前和狗子是一种呼应存在。狗子的小说也高度诚实,几乎完全依赖个人经验,但相比之下,我认为狗子的小说情绪较多,也就是对读者来说更有感染力,顾前则没有。顾前很淡,清朗,清新,几乎没有气味,好比啤酒桌上不断如厕的尿液。这个比喻的前提是很多人确实更热爱作家们早上起床那一泡气味浓烈的尿。顾前也像一个自我阉割进宫帮太后梳头的太监那样,过早地抑制了一个人应有的抒情欲望。当然,这不是说顾前的小说丧失了抒情性。恰恰相反,顾前小说全部在抒情。难过、哀伤、伤感、叹息,这基本是我们掩卷后的集体感受,他很轻易地就能让我们扪心自问:人生在世到底所为何来?但这些不在字里行间,也不在语言所指之上,一定要说,只能是能指。

 

诚实性还在于对表演欲望的屏蔽。堆砌、炫技此类的低劣表演就不说了,表演是花样的,是无处不在的。当然了,一个写作者,终究免不了顾影自怜的表演欲望,他们总是想把自己供出来,包括所谓的掏心挖肺,让读者感受到他那颗强劲或微弱怜的心脏。这当然没有问题,一定程度地表演,几乎是写作的原始价值所在。顾前连这一点也尽量压缩,有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顾前是怎么想的,他惯常使用一些市井“歪理”(韩东语)来完全模糊人物和作者的伦理界限。如《三两水饺》中,他如此写道:

 

一个人过其实也不错,不必为了满足女人的虚荣心和物质欲而去作所谓的奋斗,不必在故作娇柔的女人面前扮演铮铮铁汉,不必时刻担心被冷不防地戴上一顶绿帽子,不必为了鸡毛蒜皮的琐事而无休无止地争吵,不必陪女人去看肉麻兮兮的电影,不必为了能让她买一双贵的毫无道理的皮鞋而花去自己大半个月的工资,不必为了显得深刻而有思想(以便长久地吸引和驾驭她)而经常高谈阔论自吹自擂……

 

事实上此类“歪理”完全经受不了任何拷问和辩论。就算读者当真,顾前也未必当真。如果说顾前有表演性的话,在我看来就是如上述引文所透露出来的有趣、好玩乃至蛮不讲理。顾前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这样,用最普通平实的汉语,老老实实讲一个小故事,在讲述中,他慷慨陈述了诸多“歪理”,提供了大量习以为常而又荒诞无比的细节。让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你那堆肉,而其值得称道的原因,就是你那堆肉是多么丑陋。幽默感自此而生。也可以说,阅读顾前的小说堪称无障碍(只要你认识三四千个简化汉字),同时也好看极了。这种好看并不依托悬念,完全是遍布小说各个角落里那些“段子”式的细节。比如在《打牌》中,“我”打牌结束路遇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白天在饭馆打工,没地方住,只能半夜在银行门口铺一张席子睡觉。

 

我问他觉不觉得生活很苦,他说生活苦不苦不重要,我问他什么才重要呢。这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回答了我一句很好玩的话,他一脸严肃地说:“爱情才是最重要的。”

 

这段对话当然有其逻辑性,但因为其逻辑的诡异和跳跃,以及小男孩的年龄和处境,使小说闪现了一抹极其荒诞、忧伤,同时又极其温暖、有力的光辉。

 

在我看来,中国小说的高妙之处倒并非讲故事,而就是鸡零狗碎的细节或所谓闲笔。《水浒传》的故事情节毫无悬念可言,其神奇之处只能是武松蘸着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武松也”这样的东西。《红楼梦》亦然,这是一本没有故事的书,却写满了“事儿”,包括贾府里那株反季节盛开的海棠。神秘、无解,而又理所应当。并非攀附名著,顾前小说在我看来亦如此,没什么事,却写满了“事儿”,生动逼真,杜绝抒情,却用整个篇幅来抒情。曹雪芹用一百万字几百号人物无数琐事只抒了一句情: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并非要说顾前是在接续中国小说的传统。事实上,顾前的小说方式更多的还是基于他所处时代对西方作品的阅读。比如契诃夫、海明威、辛格、雅哈谢克等等。接续传统从来不是“师古”行为,古已缥缈,无可师从,如果传统在什么地方显现,那是传统的力量,而非我们的努力所致。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写作方式,顾前更接近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亦儒家所谓“反求诸己”。以己为师,何止是智慧,也是道。奉道,而不是奉文学。我不止一次听过一些作家朋友说过“文学是我的宗教”这种话了,真让我对他们失望。这也包括对西方作家的态度,生吞活剥、模仿致敬遍布几十年来的写作实践之中,除了倒人胃口,别无效用。对经典或权势的顶礼膜拜和不懈复制,居然成了文学的“正途”,这恐怕也是当代文学的最大“特色”了。

 

难道不是?一些长期高高在上的文学或小说迷信早就该彻底破除了。这正是我读顾前小说所体会到的。什么“小我”“大我”,什么“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什么“出精品”“写力作”。更可怕的是文学评论家和所谓的知识分子们在所谓的转型年代居然要求作家对社会发言对国家负责。顾前显然是概不负责,与我无关。看上去他也对上述词汇一无所知。他只能写他愿意写的那点东西,尽一个人的本分,而非妄念。包括所谓的“文学野心”,我也没在顾前的小说中看到丝毫。太明显不过了,“野心”存在于斗争,隶属于势利。但凡我们还残存着一点对文学的爱情,“野心”不仅无益于我们的写作,反而是障碍。顾前也不“高深”,或者也不“先锋”、“实验”,多少人惯用此类不忍卒读的文本充作其平庸无能的遮羞布,不提也罢。

 

此外,如果你也读过顾前第一本小说集《萎靡不振》(1999年,海天出版社)的话,你也许会遗憾地发现,顾前并无“长进”。依旧是一个光棍汉一个闲人一个酒徒的生活琐屑,依旧是“一成不变”的小说水准。问题是,到底谁在教导我们写小说要“突破”自己?“突破”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卡夫卡的写作实践起码说明一点,人的局限性可能才是更大的无限。鲁迅从来没有“风格大变”,卡佛也没有。我不知道谁有,但肯定有,幸好我没看过他们的东西,也不认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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