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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张执浩:轻言细语是一种美德

时间:2018-07-03     作者:张执浩   阅读


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诗歌的定义中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诗歌是一种声音。其余的各种说法,在我个人看来,都具有片面性,或者说,只具备阶段性的正确性,包括相对流行的一种圆润的说法:诗歌是分行的艺术——同样也经不起推敲,譬如说,中国古诗就没有分行,甚至连表达停顿的标点符号也没有。那么,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诗歌究竟是靠怎样的内在规则自成一体,独存于世的呢?

 

当我们在探讨这种源远流长的艺术形式时,不妨先从诗歌的发生学,以及诗歌的发声学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关于发生学,时下已经多有论述,且因诗人个体和诗歌个案的千差万别,难以形成统一定论;另外一点是,一首诗的发生,很难从文体经验上独立出来,倒是容易与其他文体相互交织,混为一谈。但是后者却不一样,发声学几乎是诗歌独具的一门学问,它直接指涉到了诗歌之所以是诗歌,这首诗为什么不同于那首诗,等等,这样一系列有趣的问题。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这个问题一直鲜有人深入涉猎,尤其是对现代诗的发声学我们已然漠视得太久。

 

很多人能够清楚地说明格律诗的构成,从四言到五言,到七律,音韵,平仄,调性,声律,甚至还能够老练地吟诵古诗词,但他们对现代诗却一头雾水满面茫然:这些松散的句式是诗么?如果是,它的诗意是如何形成和传导的?因为无知,因此无趣;因为感觉寡淡,因此干脆绕道而行……现代诗多年来就在这样的困境中转来转去,最终成了“诗人们自己的事情”。事实上,现代诗真的有那么神秘难解吗?现代诗和古体诗一样,只是人类传递情感的一种方式,类似于陌生人之间的“接头暗号”,有时甚至只是人群中的随意一瞥,或会心一笑,其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深层的信任关系,趣味,感应,或对人生的共同理解,如同我们在嘈杂陌生的人潮中蓦然听见了自己的乡音,而随之在内心深处唤起的阵阵涟漪。所以,每当有人问我,诗歌和音乐有什么关系?我都会非常肯定回答:它们都是一种声音,只是制造声音的材质不一样而已,除此之外,二者在结构、音色、音高、调性等方面保持着高度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讲,诗歌并不适合放在整体的文学范畴内来谈论,她更接近艺术——声音的艺术。

 

一首优秀的现代诗肯定有其内在的节律和声韵,它的声音由词语和贯穿在字里行间里的气韵来完成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咬合力,借助诗人自身充沛的气韵加以贯穿,形成了一首诗的面貌。不同的诗人以不同的声调来创作,不同的诗歌有不同的声线和音域。我有一个不太确切却又固执的判断是,每一首诗在产生之前其实已经有了它自己的调性,问题在于,写作这首诗歌的人是否具有与之匹配的音高和音色。我们常说,应该多写那些能写之诗,而非那些想写之诗,这个说法有一个前提:写作者必须通过大量的长时间的尝试和训练,找到自己的音准,对自己独特的音色成竹在胸,并对自己的音高有一定的把握。蹩脚的写作者一定是一个五音不全的家伙,圆滑世故的写作者一定是一个擅长模仿他人的人,而自视过高的人常常会在写作中出现“破音”现象,惟有自知之明的创造性的写作者才能发出独特的声音来,这声音也许有如旷野独狼、井下之蛙、林间虫豸或云岭野风,这声音也许圆润,澄澈,也许古怪,令人不适,但必有其自身的来龙去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声音,找准与自身气质匹配的发声方式,这是一个诗人写出属于自己的诗歌的一条秘径。

 

嘈杂的时代肯定是一个音高太高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容易哗众取宠(或自取其辱)的时代,命运让我们身逢其时,无可避免,作为一个写作者究竟该怎样开口说话?在许多无所事事的夜晚,我经常把象征着诗歌中的高音的这样一些大词,譬如祖国、人民,譬如灵魂、命运……这样一些挑战着我们个体承受力的词语,写在面前的苍白的纸片上,反复在胸腔里掂量它们的重量,不免深感沮丧。那些“白银时代”的诗人们依然在高音区里滑翔,美轮美奂,而我只能这样日复一日的呢喃:轻言细语也许是一种美德,尽管无法确保被淹没的命运,但至少能够保证你不会被眼前汹涌的世象裹挟而去,至少,你能把内心的声音准确清晰地说给自己听,让你最亲近的人听见。


作者简介:张执浩,1965年秋生于湖北荆门,198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在武汉音乐学院任教多年,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执行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宽阔》、《欢迎来到岩子河》、《给你看样东西》和《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集,随笔集多部。作品入选多种文集(年鉴),曾先后获得过人民文学奖、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诗刊》2016年度陈子昂诗歌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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