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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旅行和跨文体写作 采访者：张媛媛 受访人：杨碧薇 张媛媛，内蒙古通辽人，蒙古族。诗人，青年学者，文学博士。曾参加第十二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 杨碧薇，云南昭通人。诗人，作家，学者。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马蜂窝2014年度旅行家。诗集《诗摇滚》《坐在对面的爱情》。散文集《华服》。学术批评集《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 1．张：你在这篇创作谈《蓝色星球上的山与海》中提到，“海是一种宽度，山是一种尺度”。山和海的譬喻或许有些抽象，能否具体谈谈，在散文创作中，你如何在文本中去建构宽度，又如何去描绘尺度？ 杨：谢谢媛媛的采访！如你所知，散文其实并非我近年创作的重点，较之散文而言，我更看重诗歌的写作。在我看来，散文的宽度首先取决于题材，现代生活瞬息万变，每天都会产生很多素材；尺度则是价值之所在。宽度与尺度是有机结合的，简单地说，就是散文所选的题材应具有高度，能呈现某种永恒的价值，或带来新的启迪。散文的题材如果总在一个较低的层面游荡，就不值一写。
2.张：瓦莱里认为：“散文像走路，诗歌像舞蹈。”诗人西渡则说：“诗歌是问题，散文是答案。”作为一位跨文体写作者，你认为诗歌与散文有什么关系？根据你的创作经验，什么样的题材适合用散文表达，什么样的内容更适用于诗的形式呢？在用散文和诗歌这两种不同的体裁去书写同一题材内容时，你的侧重点有何不同？ 杨：各种传统文体发展至今，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融合趋势。但就散文和诗歌而言，散文在叙事上的优势，恐怕仍是略大于诗歌；同样，诗歌的抒情优势也更明显。好的题材经得起不同文体的考验。如果故事需要细细讲述，我会选择散文；而要突出叙事的情感时，我会首选诗歌，这就要求诗中的叙事与抒情必须水乳交融。在用散文和诗歌去书写同一题材时，在散文中，我首先会考虑如何叙事，如何把故事讲得不枯燥，不落俗套；在诗歌中，则要保证情绪的饱和，有发现力、洞察力，并寻找情感的瞬间爆破力。
3.张：旅行为你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灵感和素材。你的许多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旅行见闻，但与游记不同，你的创作往往具有一种历史与记忆的宽度，就像《便携式文学简史》里中世纪的朝圣者。请问，旅行本身为你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 杨：你的解读很准确，在写旅行题材的散文时，我确实是有意避免将它们写成简单的游记的，所以我会融入一些个人的思考和经历，采用杂糅的写法。旅行为我的创作带来很多惊喜，比如素材、灵感、视野和感受力。我去年写过一篇《贝尔法斯特海怪》，记录了在大西洋上的一次航行。若非有亲身经历，人是很难体会到海洋带来的孤独感的。这种孤独感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而通过旅行，你能切实地领会到它的况味，消化它，把它内化为你创作的一部分。
4．张：除了文学创作，你也从事文学研究。学术研究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有显著的不同，在创作散文时如何转换思维？批评的语言或许是介于学术语言与散文之间的一种形态，你在写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时候更偏向于怎样的表达方式？ 杨：创作散文时，要把脑子里的学术思维暂时请出去，毫不犹豫地启用感性思维，要相信自己的感受力和审美直觉。而在研究与批评时，我希望自己既能保持学术的严谨，还能构建一种批评的文体性。最简单的检验方法就是：剥除了批评中学理的成分，这篇批评仍然具有可读性，仍然是具有艺术美感的散文。
5.张：你的新书《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互阐》既涵盖了文学批评，也涉及到当代艺术批评，包括摇滚、民谣、摄影、电影等。怎样理解你所提出的诗与艺术的互阐？摇滚、民谣、摄影、电影等其他当代艺术形式对你的散文创作有何影响？ 杨：广义上，诗也是艺术的一部分。我这里所说的，是文学形式的诗与非文字形式的其他艺术，二者互阐的基石是它们共有的诗性，海德格尔认为，“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在诗性的基础上，诗与其他艺术具有一定程度的互文性、通约性。摇滚、民谣、摄影、电影等，都是我长期关注的艺术，它们扩大了我的美学边界，使不同的美学经验参与到我的创作中。
6.张：最后，请你结合这篇散文（杨碧薇 | 星空下的告别），简要地谈一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感悟。 杨：如这篇文章所言，我在上大学前，都生活在云南故乡。后来我外出求学，在广西念本科，在海南读研，又来到北京读博士、做博士后。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外出求学的情况很普遍，地理迁移带来感受的变化，甚至是重塑个体经验。如今，故乡对我来说已是回不去的远方，但每每回忆起来，我都感觉十分温暖。我很庆幸在这个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的时代还能有一个缓慢的、诗意的童年。小时候与家人一起生活，我得到了许多的爱，这些爱成为我生命最棒的礼物、最好的驱动力。没有这些爱，也不会有我的文学之路。 原载《中国校园文学》2020年1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