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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翟永明:女性地位,并没有因消费力增强而改变

时间:2020-05-07     作者:余雅琴   阅读

“至关重要


在我们身上必须有一个黑夜”——杰佛斯


女人的身体是神秘的,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是受到凝视的,也是凛然神圣的……多年前,诗人翟永明就引用过杰佛斯的诗歌来为女性的处境做注脚。而她也成为中国女性写作的先锋。提到翟永明,我们很难不去一再重读她的《女人(组诗)》,不被她极具先锋性的女性主义姿态吸引。


在专访中,翟永明谈及女性主义的当下困境,疫情与诗歌创作和对青年一代文学作品的看法等切中当下的议题。


女性地位,并没有因消费力增强而改变

余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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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四川成都人,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6年离职,后专注写作。1998年在成都开“白夜” 酒吧,亦为文化沙龙,在此间策划、举办了一系列跨领域文化活动,经营至今。著有诗集《女人》、《称之为一切》、《终于使我周转不灵》、《十四首素歌》、《行间距》《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等。诗文集《最委婉的词》,散文、文论集《纸上建筑》、《坚韧的破碎之花》、《正如你所看到的》、《天赋如此》《毕竟流行去》等。编剧作品有电影《蜻蜓之眼》,与贾樟柯合作的《24城记》。


女性主义的困境


新京报:你最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女性写作”受到双重歧视:来自男性惯性思维和女性自身的回避与妥协。能不能展开再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看法,以及当下女性写作的困境? 


翟永明: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读到一位我喜欢、看重的女性批评家的文章,她说:‘作女性研究,好处是自我发现、自我反思;坏处是别人会觉得你只能作女性研究。最后她声明:没有一定之规,女性写作者并非只能作女性和性别研究。’我读后非常悲哀,因为,这个问题,从八十年代中期‘女性诗歌’的崛起,就伴随着这样的分类。我们的性别处境在四十年内,并没有什么进步;甚至,出现了不易察觉的倒退。而女性写作者们,为了避开这样的‘只能作女性研究’的男性思路,还是只能选择弱化自己的性别。这也是众多女作家拒绝贴上‘女性写作’这个标签的原因所在。“女性写作”受到双重歧视:来自男性惯性思维和女性自身的回避与妥协。” 


男性对女作家的看法(只能写女性主题),包括男作家对女作家的看法(赞扬你写得看不出是女作家)。这些意思都透着女性主题的写作,是次一等的写作。如果不像男人那样写作,就不是好作家。古代的女诗人写女性主题,会被归入“闺阁部”,也就是另册。是因为女性没有话语权,那么,如果有了话语权,我们就应该像男人那样写作了,也就是说,写真正的“好诗”了(超性别)?这个问题对新世纪的中国女作家,是否仍是个新问题? 


如何理解女性主义,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不好的词吗?这又涉及到标准的问题了。我以为,女性关注与自己有关的主题没什么不好,不必刻意回避。就像前面说的:即便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即便女性事实上已经进入涉及“国家、历史、战争”这样公共事物的范围,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即便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与周边某些国家相比,还算是不错。但是,社会上、现实中,许多对女性的看法、观念,仍然停留在过去,停留在传统和保守的氛围中,甚至停留在古代。所以,女性写作,女性研究,不是过时的讨论,依然是当代的主题。 


新京报:你一直被认为是一位非常具有女性意识的诗人,这次疫情也让很多人关注到前线女性医务工作者的状况,对她们生理期的关怀被一些人认为是没必要的,对她们身体的“利用”也总是出现,你如何评价这些事件呢?


翟永明:网上流传的剪发视频和其他消息我看了,事实上,我觉得不是因为疫情才出现这样的状况;而是疫情将女性在社会处境中的一些问题,给凸显出来了。近些年,女性几乎一直在被物化、被消费、被矮化的状态里。


具体到此次疫情,如果出于卫生、方便等因素的考虑,个别女性自愿剪掉头发,本无可厚非。但到最后,某些城市这样的行为,变成了强制性的要求;女性的头发,似乎成为一种“祭品”,用于动员和献祭仪式。但对男性,却没有这样的要求。我宁愿相信这是某种无意识,他们只是一种习惯性思维,是社会大环境中的一个表现。一般情况下,某些物化或歧视性的事件,尚不被太多人关注。但在疫情的氛围下,这些表现特别刺眼,让人难以接受。在我看来,较之前些年,女性的位置其实一直在隐蔽地倒退着。当然,现代女性的消费能力,的确比以往强大,这部分也能够说明女性的经济地位。但是,如果放眼整体女性状况而考察的话,你会发现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少数女性的消费力增强而改变。大量底层女性,甚至中产的女性,她们依然处在一个堪忧的状况里。比如女农民工的生存问题、性需求问题等。这些并没有多少人去考虑。就像眼前这些女医务人员的生理问题一样,也是被忽略的。


在我成长的年代里,社会对女性没有那么多外貌上的要求。比如现在招聘时,那些赤裸裸的外表的要求。一方面,对女性“身体”的利用,充斥在各种媒介上,另外一方面却又指责女性整容、自恋等。没有人真的会去更深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涉及女性在社会上的生存,现实诱导着女性去做一些她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曾经看到一个求职经历,女性都得穿泳衣应聘。年轻女孩毕业以后去整容,作腿部增高术,难道她们只是为了追求漂亮吗?不完全是吧?她们必须生存,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因为,社会就是呈现出这样一种对女性不公的价值观。比如你打开一些网站,假如你足够敏锐,去看和身体有关或跟性别有关的言论,你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一种保守、退步的趋向。


疫情中的诗歌写作


新京报:疫情期间你如何度过自己的日常呢? 


翟永明:我最近在成都。每个小区都严格执行封闭,因此也不能出去。我的日常生活安排,和平常差别不大:早上阅读,下午写作。其实,平常就喜欢宅在家里面,但是主动的“宅”和被动的“宅”还是不一样;时时让我有点幽闭恐惧症要发作的感觉。中途还遇到地震事件,幸亏成都人一如既往地乐观,迅速将其转为各种段子疯传。生活在成都,我感觉还是幸运的。


在家隔离的日子,似乎有了一种麻木的窒息感。不得不渐渐开始把关注点和注意力,放到日常生活中,给自己一些任务;比如读书,看电影,继续写作。一开始容易被情绪带着走,无法写作。现在则要求自己安静下来,尽量做一些事,相当于给自己做一些心理治疗。


当年普希金因为瘟疫的缘故,曾困居波尔金诺。短短三月,他完成了《别尔金小说集》的五个著名短篇;四个小悲剧、诗歌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叙事长诗《科隆纳的小房子》,一部童话诗,还有近三十首抒情诗。彼时没有微信,没有互联网,没有碎片化信息。那是真正的隔离,让一个作家的惊人创造力和能量,被彻底激发出来!今天,我们已然不能像普希金这样完全置身事外,专注写作,不可避免要受到疫情事件发展的各种困扰。怎样将这些困扰,转化成写作的能量,的确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此外,我在成都记者邱峻峰的微信上,看到有成都商报记者穿着全套防护服,出现在方舱医院的镜头。我也感动能有媒体人亲赴现场,采写来自武汉的报道。


新京报:疫情中的诗歌一度也被人关注,不论是日本援助的物资上附带的诗歌,还是一些民间诗人的作品都被挺多人转发的,很多人也在讨论灾难和诗歌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


翟永明:日本援助物资上附带的诗歌,说明日本是一个注重诗歌传统的国度。同时也说明,诗歌并不是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宣泄,而是日常生活中润物细无声的精神历练。当日本人发自内心的需要诗歌时,他们找到了最好的语言表达。 


疫情发生后,我看到部分文章,指责诗人作家没有担当,没有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良知。这种行为,我觉得与每次灾难来临时,都会有人逼捐一样。站在道德高度上,绑架别人。作家的写作是需要沉淀的。诗歌不是作为战时动员的快板书,不可能只是喊一些口号,也不是“右边参差不齐的散文”。诗歌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思想形式,是对灵魂进行滋养的艺术。诗歌既是最纯粹最特殊的语言,诗歌也需要反思,需要提出问题,需要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不管是对现实,对灾难,对整个时代,有真正的悲悯,能提示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目前状态下,我们不应该写作。不是应不应该写,而是应该怎样写。事实上,有许多诗人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在参与并写作,只是,他们并不在热点的注视中。   


最近,我开始写作,这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作品,但空洞无物的宏大叙事,只是形成了一些宣传,并不能触动读者。有时,因为矫情反而让人反感。加缪在《鼠疫》中提到一句:“敲锣打鼓赶瘟神”。我想,这种全网泛滥的堆砌“正能量”的分行句式,也许是一种新的敲锣打鼓的方式吧。但是,请不要说这就是诗。 


但是,在此次疫情中,有大量非组织的,来自民间的写作,却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一位来自医护一线的女诗人弱水吟,她的诗歌被大量人群转发,点赞。她的诗写出了身在武汉,身在救护工作最前沿的人真实的情感。因为真实,所以感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不可能那样写作,她身在其中,她的感受是不可替代的。就有点像战地记者,在前线,才能近距离地反映和观察前线所有的状态。一线医护人员的状态,不是高喊口号,不是肤浅的赞美,能够替代和想象的。我们这些身在其外的人,当然也可以写自己的感受,写我们对武汉的关注,我们对事件的看法;但最重要的现场感,我们是没法真实表达的。 


弱水吟的诗歌为什么会打动别人,除了真实反映医护人员的感受之外,她对那些急于煽情、急于歌功颂德、快板书一样的诗歌,进行了批判。同时展现了诗歌应有的品质。诗歌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就像布罗斯基说的:“优美的艺术才是向善的,而恶,永无风格可言”。换做平时,许多不读诗的人,也许不太会去关注弱水吟的诗歌写作。但是这次她的诗歌被大家转发,获得很多称赞。说明诗歌在关键的时候,可以给人带来感动和力量;可以提供真相和警示;可以拓展读者的思维方式。


跨界、阅读与青年写作


新京报: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近期的阅读和观影?有没有什么感受可以和读者分享的?


翟永明:这段时间我把《加缪文集》翻出来重读,《鼠疫》具有的寓言性,让我重新更深入地思考当下的疫情。加缪在小说结尾、瘟疫结束时说: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鼠疫会暂时消失,有朝一日,人们会又遭厄运,再来上一次的教训。结合眼下的疫情,他真的所言不虚。


此外,我也在读许倬云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在疫情期间,中国人的性格表现,引发了我的关注。我也希望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演变,从中去探寻中国人性格的形成、社会祖织的结构,以及由亲缘结成的血亲网络。我常常翻看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和别的诗集,这些书,都会帮助我们对现实进行反思。 


我之前几乎每天都看朋友圈转发的几位武汉作家和诗人的文章,他们也都从个体经验出发,从作家和诗人的视角出发,且他们的观察和叙述更具有现场感。


在此期间,我也看了一些电影。我很喜欢李沧东的《燃烧》和《诗》。《诗》和《追捕聂鲁达》是近几年我看到的关于诗歌和诗人最好的电影。另外,我看了《乔乔的异想世界》和韩国电影《南山的部长们》,两部电影都是反思历史,反思他们国家的至暗时刻。反思决定了未来,这样的电影,总是会提醒我们关注历史的经验。


新京报:近年来,你不仅写作诗歌和散文,还举办了自己的摄影展,跨界参与到电影、剧场和当代艺术的创作中,能不能谈谈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和写作的关系? 


翟永明:我喜欢改变,写作到一定程度会厌倦,有时,我希望完全换一种语言方式,或者完全换一个视角,这样有一种对自己的挑战感。 


戏剧、当代艺术,包括电影,本身和诗歌就有相像的地方:“留白”所形成的张力和想象力。不同的艺术媒介之间,就能够起到这样一种互相激发的作用,从另外的一种语言形式中,能够获得新的思路和创意;也能够打开你的心胸和提高不同的审美能力。视觉思维比较直观,但也需要像诗歌一样,调动读者的想象力,让读者进入想象的空间。所以二者的探索是殊途同归的,参与到不同领域的创作中,能够体会更深。写作有一点像游戏,需要不断升级、升级,作品才会升级。到一定程度还想往前走一步,就需要开拓无限的可能性,去挖掘乐趣。 


新京报:你成长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经过1980年代的文学热潮?你如何看待今天这个时代的写作,如何评价青年写作者的作品? 


翟永明:1980年代的文学热潮更带有启蒙色彩,是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文学空白背景下的爆发,也是一代年轻人文学情结、理想主义的总爆发,不可复制。而今天这个时代的写作显然更艰难,但或又充满更多机遇。因为八十年代没有互联网,更多的依赖文学杂志的支持。而今天的传播途径更多、更广泛;而且有细分的读者群,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不过,泥沙俱下的写作生态,也会淹没一些真正优秀的写作者。今天的社会环境比起八十年代,也更复杂、更荒诞,更难以把握。这些都考验着年轻的写作者的写作与思考,我相信最终还是在浮燥环境下的沉潜者,能够把握住时代的沉浮,希望能最终超越我们这一辈的写作。


今天,我刚好正在读一本90后小说家周恺的史诗小说《苔》。这是用四川方言写就的一部时代挽歌。语言上继承了李劼人的风格,却代入更现代的语法,方言与现代语言融合得精练、老到、富有活力。他着力描述了四川青衣江、岷江、大渡河三江汇流之地——乐山的一段家族传奇和色彩鲜明的地方志。这位四川年轻小说家的才华和成熟度,让人惊讶。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年轻作家心态更为浮燥一些,较难沉潜下来。但是这位年轻作家却比当下许多前辈作家更沉稳,更克制。此外我也读到一些年轻女作家的小说,如文珍、淡豹、陈思安等。最近在《十月》杂志《新女性写作》专辑上,读到文珍的《寄居蟹》,也让我非常惊艳。她们的视野非常开阔,问题意识非常强烈,涉及到的题材也很多样,就更不必说到语言上的突破。


此外,诗歌圈的年轻诗人,尤其许多年轻女性诗人,比如我们成都的余幼幼、上海方李靖、她们的写作都让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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